殖民統治的「重奠基」之須知 十三之十一「西來庵事件」的意義,安東總督的「新善後」 | 郭譽孚

其一、「西來庵事件」的意義

西來庵事件,據稱是當年總督府慣用的名字;安東總督上任〈1915年4月〉不久,就遇到該大陰謀事件,如何處理才能讓各方善罷甘休──雖原來責任應該不在新任的安東自身?但是,當他出動軍隊並動用砲兵轟擊義軍時,勢必強烈衝擊整個社會時,他引來了內田民政長官的反對;以至於內田在事件的臨時法院開設而尚未結案前,即自行稱病,辭職離台[1];這也是我們認為應該由那似乎自我否棄過去的「殖民治理性」,而使用「重奠基」──這是我們採取了其中自我否棄的意義──「重新」奠基的意義。

究竟總督與民政長官之間的衝突,是誰是誰非呢?實難斷言。

殖民當局來台已二十年,由於錯誤地以攘逐殺戮開始,使得我島社會墜入大動盪中;自然必須進行各種「善後」與「奠基」的工作;我們不知道當時的環境下,正確的程序應該為何,但是以「分化原漢」的方式,先行鎮壓漢民族的政策,顯然並不很理想;鎮壓漢民族告一段落之後,大力推出其虛假的理番政策,最後仍以殺戮的伐番政策,草草了結。

但是,過程中由於各任總督諱言失敗,只能「使命必達」地完成東京當局上告給天皇的漂亮說法。

安東總督接任不久,就遭遇「南部大陰謀」,似乎頗類於桂太郎之遭遇「雲林大屠殺」;顯然是其諸前任的失政所致;後任者卻需要一力承擔起來,並負責善後工作。平心而論,尤其在武士道的傳統那「不重視生命」的文化背景下,其下手輕重拿捏不易。加上其前任佐久間總督公開宣稱本島應該已可以進入對於我島全面「建設」的階段,那是何等的壓力?桂總督處於藩閥高張的時代,可以藩閥的勢力而輕易脫身,安東總督沒有那樣的機會,他必須承受前任種種導致「革命六大理由」的「失政」重擔。

看當年官方的報導,對於該起義事件,主要通稱為「匪徒陰謀事件」,「匪徒」兩字,直接連結到前清時地方上確實頗有土匪問題,這是長久以來當局推託治安責任的方式,而「陰謀」則指事變尚未發生之狀態,無形中有事前發現的表功意義;但是,我們更應該重視當局在日本帝國議會中,回答其議員的批判時,所強調的「此事件係『無智與迷信』的島民所引發之陰謀事件」[2];我們要由官方常使用的所謂的「西來庵事件」,來重視此革命事件的兩大意義,那是下述兩方面──

  • 關於「迷信」的民俗宗教

過去殖民當局雖強調科學的研究,然而,此次事件中,顯示當局對於我島宗教現象竟然沒有充分掌握;我們細看當年的史料,可以見到該事件爆發的稍前,警方對於地方的齋教活動確實有相當重視,例如,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情況是──

「菜寮庄派出所巡查,時常抽訪調查,本庄有無食菜人?內庄仔庄的嚴德昌〈嚴朝陽之三子〉,在本事件發生前已參加食菜組織,被警察查獲,拘捕到大目降支廳,而受判懲役。」[3]

「葉先生說:『當時保正黃永龍早被日人打死了。』筆者問:『為什麼被打死?』『因參加台南亭仔腳食菜人的案。』問:『他是不是南庄人?』答:『不,他是沙仔田人。在步兵未來到之前,他就被日警打死,投井後再將他撈起,並偽稱他是投井自殺。』」[4]

以及這次事件中部份的信仰者們,竟表現出了某種不畏死的精神;那是絕對可以不輸那近三十年後,日軍擁有現代化武器,卻在戰場上相信「千人針」信仰的偉大情操──

「噍吧哖虎頭山之役……五日上午五點未明時分開始行動,利用虎頭山腳通噍吧哖街數條的地隙〈小溪〉,迫近市街僅距五、六十公尺處開火……上午八時革命軍的攻擊愈加猛烈,而裸著上半身腰帶神符的刀槍隊,還利用地上物及地形,英勇地迫近,殺入日警察隊的掩堡,後面的槍手則作掩護射擊……下午六時過後,革命軍又自虎頭山腳小溪潛行,以優勢裸體拔刀隊勇猛殺入北寮街道方向日警掩堡……」[5]

由這前兩例可看出殖民當局在降筆會戒毒運動之後,實在並沒有很輕視齋教的存在,日警甚至還相當深入地盯住其活動的。只是可能警方的長期關注並沒有成為日本統治者普遍的認知,而後一例中,對於中國傳統信仰竟然能夠不只是轉為我們前引的降筆會鸞主宣示「殺身成仁」的抗告文,並且能夠實際地形成「捨生取義」的社會力量,他們是感到意外的。

換言之,當局對於「迷信」的輕蔑,固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所有信仰,表現為革命的情操時,被革命者顯然更需要反省;這才能對於破除「迷信」有全盤的認知與把握;我們都知道日本武士道是強調「不怕死」的,他們長期衊視支那人、清國奴,自詡為神裔,其中之一,就是自身有「不怕死」的精神;如今,在這個事件中,他們也看到了中國人的這種精神,只是日人自身較擁有武器的優勢而已。

如果「不怕死」在「武士道」中、在自認為燦爛的日本歷史文化中,那樣重要,我們的西來庵事件中,五瘟神的信仰與降筆會信仰所結合的「不怕死」,其意義怎會是虛無的?

  • 關於「無智」的意義

東京當局,當初曾經由於難於治理而出現把台灣賣卻的說法,沒想到治理20周年,又發生如此強烈的反抗事件,真是沒面子;自然會引起各方批判者的檢討與攻擊;於是除了前及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殺戮鎮壓反應外,顯然,前述起義的六大理由,應該必然成為檢討的對象。

然而,當局能否在檢討時,理直氣壯的駁斥這樣的攻擊呢?

尤其,當時中國共和革命,推翻君主體制,以及因兩岸民族主義之親近,對我台社會有其影響力是可以想見的事;當局自然不能不有充分的反應,以抑止民心憤懣繼續積累,免得造成未來更大的問題。

就我們的認知,當時的我島社會雖已改隸多年,但是由於當局有蔑視我島傳統的情況,因而對於我島傳統上以廟宇為歷史文化中心的現象並不重視,西來庵作為台南市香火最盛的廟宇,又是有著深刻「殺身成仁」寓意的傳統領域,在那個高壓、高剝削、管控嚴密的時代中,其成為這次大革命事件的策源地,實在並不離奇;某個意義上,「神裔自大」以至於「無智」的當局之蔑視,才是此次失職、失政的原因。

另方面,如果要檢討的話,民間所揭櫫的六大革命理由,那六方面確實都深深影響著人民的實際生活,自然都應該論述;但是六大論點,前五項,雖然都讓人傷心失望,但是第六項卻可能使人絕望;這是我們應該指出的──因為,前五項「1.各種稅賦皆重,人民不堪其苛徵。2.日人蔑視台民,動輒罵清國奴。3.警察蠻橫,不分良莠,俱加施虐。4.培植製糖會社,霸佔農業。  5.實行林野調查,沒收台民私有林野。」,雖直接打擊了我們每位先民難以承受的當下,但是第6項的教育批判,「不予台民受高等教育機會,企圖奴化,愚化台民。」,卻等於把我們先民未來各方面的期望都斷送了;一切簡直都變成了絕望。

面對絕望的掙扎,豈非逼得我先民只有一起邁向「革命」,才是出路。

是誰讓我們島人「無智」的,當然,誰就是我們先民應該對其革命的對象。

對於有著深厚歷史文化背景的我們先民,眼看海峽對岸的中國人,當時顯然在進步中,此岸殖民當局能否給予人們一個有希望的未來,應該是此次「西來庵事件」所反映出來的最深刻的問題。

我們先民在這次血腥的「西來庵事件」後,是否能夠使得「無智」的當局充分檢討,從而改進我先民被日本記者嘲笑為「痴愚頑迷可怋可悲之輩」[6]的「無智」處境?

其二、安東總督的「新善後」──在所謂「百鬼橫行的大伏魔殿」

面對前述的「南部大陰謀事件」,距離日據初期日人蹂躪我先民的攘逐殺戮政策,還不到二十年,我們先民若非天生愚傻,應該還對於當年我島那消失七十萬人以上的慘史,仍有相當強烈的感性印象,相對地說,降筆會戒毒運動的成功給他們的則是自信與自尊的自覺。那樣的自覺與慘史的激盪所成的憤恨與報復感,大約就是當年安東總督所稱的「大伏魔殿」的由來──確實,如果不是人性被激盪到神魔之間的水準,我手執竹槍、鳥銃的先民怎麼可能敢於對抗擁有近代武器的日本軍警?難怪當年官方媒體報導,日本死者屍身往往不是只有幾個傷口,而是每人都有幾十個傷口。這或許就是我們前述所指出,該事件之後,在我台南廳的農業人口紀錄中,何以消失了20萬人的重要背景。

當年官方媒體上是拒絕公開檢討的;私下應該仍有吧,否則安東總督怎會莫名其妙地推出下列的政策來「善後」?

  • 「台灣第二次臨時人口普查」與「台灣宗教總調查」

當年後藤長官,接續在乃木總督之後,展開對於我島舊慣調查,號稱其研究調查之後,才能提出完整的政策,作為其統治的基礎;在此前「無方針」,使得外界無法對其作為進行批判。1898年,後藤在總督府中組成舊慣調查會,自任會長;其中所謂「利用」我島傳統保甲制度,是其厲害的扭曲手段之一。

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上,宗教的重要性,他是知道的;他明知宗教信仰對於社會生活的重要性,甚至親自大力壓制過齋教脈絡下降筆會戒毒運動,但是卻沒有深入地認知並及早掌握我島社會宗教舊慣的各方面;在這次由台南市「西來庵」發展成為南部大陰謀事件的宗教問題上,顯然是其過去殖民統治奠基的一大缺失。

安東總督在1915年10月1日,同時開始了全台第二次臨時人口普查[7]與全台宗教總調查。

為何在這時要進行人口普查?是否社會明顯十分動盪;希望掌握這個難得的機會,進行統計上調整數據的研究──經由前述強烈壓制手段後,台南廳農業人口消失了二十萬人以上,但是在我們所見的該人口普查報告中,卻沒有蛛絲馬跡,應是其一例。

同年同月,我島上也展開了「台灣宗教總調查」,應該是對於「西來庵事件」的明快反應;不過,可能由於社會太過動盪,並且民間也感到當時透漏該信仰的危險性,因而,儘管以噍吧哖地區為例,曾有人在該事件前,對於當地齋教活動,除提及前述的日警打死信奉該教的一保正黃永龍,代理該保正的嚴氏,其家族中有一教徒被捕送支廳,罰以懲役外,還提出如下的回憶──

「抗日事件未發生前,庄內以有數人參加『食齋』,俗稱『食菜』,我曾看見食齋的厝前,均豎立青竹一枝,約四、五尺高,青竹旁放置有面盆水,家人朝夕跪拜,上香、口唸佛經,據當事者表示,是虔敬神明,祈求國泰民安。」[8]

但是,該民間信仰在該事件過後,怕不都更是銷聲匿跡了[9]──據稱,後來官方曾透過地方公學校與日警進行過幾次調查,但效果都並不理想;但這是個重要的開始──1917年,總督府內開始專設一社寺課,進行管理[10]

  • 「不傷國體」的嚴整官箴

這應該是安東總督對於該事件責任關係不大,才有可能進行的重要善後工作。官方雖然強調噍吧哖事件的「迷信」成分,但是更對於官方努力隱匿的真正原因加以檢討、求其應對,以利其自身往後的統治;這就難怪此時總督府強烈地出現了「整肅官箴」的訊息。那是新任的安東總督對於其屬下地方官吏的一再訓示:1916年1月,他公開提出了所謂──

「官吏需要清廉潔白;官吏需要品行端正;官吏對其下屬之任免黜陟須加謹慎;官吏對上司陳述其意見無須顧忌;官吏不得濫用其權限;官吏與民眾接觸須持懇切態度;官吏須力求知識各自期上進。」

1917年3月,又發訓示強調──

「去年本總督於本會議曾列舉官吏在服務上應留意事項,予以訓示……眾官宜身先僚屬,持身以嚴,守法以堅,善為指導部屬……」

安東總督如此的作為,到底收到了多少政策效果,我們不知道,然而,「整肅官箴」方面,如果嚴格執行的話,應該是可以立竿見影的事;看他先後兩次對下屬要求,除了表示官僚們過去確實很苛虐,此時應該多少收斂些;此外,該事件當時極為轟動,是當年世界級的大刑案;在當年那樣害怕有「漏網之魚」而到處追究株連的責任下,若要官方收斂太多似也不可能。

  • 台灣宣教活動

西來庵事件中,日人150具屍身[11]上有很多殘暴的痕跡,已如前述;當時透過官方報導當然對於所有的在台日人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應該如何安撫他們身在海外的恐懼與焦慮,應該也是當時安東總督必須進行的工作──日本人其實並不真是那麼異乎常人的「神裔」之子,回憶日俄戰爭期間,戰雲陰沉之際,日人逃回日本者竟達數千人,曾足以使台北市況蕭條,可以想見;他們的神勇其實極為有限。

    安東總督在該事件的週年日開始,就展開了一連串的宗教性活動;我們知道宗教都是具相當神祕性的,強調的都是面對時運不濟時,應該如何順應的探討──顯然該活動正有提供「人民的鴉片」之意;對於在「噍吧哖事件」後那可能繼續憤懣的社會,該宗教活動具有宣揚某種「天譴」、「認命」,應該革新的意義[12]──當時的情況,正式官書,如「台灣治績誌」中沒有紀錄,但是史實是如此的──「噍吧哖事件爆發周年,在安東總督的行事曆出現了一項特色,即各派宗教代表性人物紛有訪台之舉,……」[13];當時確實動員了不少名人來台[14]

    當時的情況是,「當局積極歡迎宗教家,似乎期待在其感化下為台灣全島帶來好的結果。不但宗教家的出國費用給予優待,島內的住宿和交通也有補助。」[15],但是「……不管是哪一位宗教家,共通點是對於擁有殖民地這件事不具批判精神,而且沒有從被殖民的立場來看待事情。二十年來,不斷有內地來的思想家、宗教家巡迴全島,但這些宗教活動幾乎都著眼於台灣的內地人,對接受殖民統治的人而言,想必不是很感興趣的內容……」[16]

    簡言之,或許就像是近年日本福島大地震後,甚至有日本傳統政治家就以「天譴」[17]說來表達自身的觀點一樣。

   四、促進公學校興建的新規定

   接受殖民教育,表示對於殖民者的某一種臣服;他們稱之為「向學心」。這是總督府長期以來,對於其施政上的一種認知。地方人士向當局提出設校申請,就具有這樣的意義。由於是一種臣服,所以,當局往往把設校申請書壓下,除了考察其各項條件外,也包含著對於該地方展示其威權的故意;也因此申請書並不常常被批准。

如前所及,官方努力將此次大事件以「迷信」定調,由於該事件中確實有相當高的「迷信」成分,故該說是一推託其「惡質施政」的好安排;不過,就執政者言,完全推託給「迷信」,當局必須拿出對治之法,否則,只有坐待另一次殺戮一百餘名日本人的事件嗎?

除此以外,重要的當然是,不久前的「台灣同化會」與「西來庵事件」兩者都在教育方面強烈地訴求了我先民的不滿;該不滿中,儘管包含了對於智育上僅有「低程度」的公學校之不滿,但是當局所著重的卻是如何使公學校的數量增加與數量增多就可以有更高的學童就學率,也就可以想像未來「迷信」的降低。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期間「整肅官箴」與我民間獲得「天可憐見」的兩三年間豐收的成果,就有了透過公學校增加與就學率增加,表現為漂亮成績單的機會──官方一向把民眾的「向學心」解讀為民間願意接受官方教化的表現。

 1917年,當局發出了關於「校舍設備」的新規定──

「緣於公學校教育的普及為本島統治上的當務之急,對學校的財務方面應給予細心注意,而關於校舍的設備,則求其適應地方經濟的狀況,以更加樸實簡易為主旨,必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18]

這是明確相對於那持地學務官主政時所設計,當局故意把拮据的教育經費花在「宏壯的設備」上的認錯作為,應該是其時當局對於該案善後的重要部分。

西來庵事件後,剛好兩年豐收,恰遇執政當局強調整肅官箴,敲剝情況自然收斂,此時官方又推出此一新的政策,可說是回應了我們前述讓我先民絕望的第六大革命理由──既許可了過去積壓的申請設公學校的申請書,也帶動了地方公學校的成立,但是教育的內容與教學方法少有改動。

因此,在本期中,數據資料上可以見到地方上公學校數量明顯的增加;但是如前述,我島民間希望深造的中等教育,並沒有出現,我台人所設立,由官方辦理的台中中學校,只是個四年制中學,比較日人中學校之五年制低一年,並且是一所偏重勞動教育的中等普通學校。

總之,1915年之際,當局以「只見番地,不見番人」的蠻橫態度壓制了原民之後,原以為可立刻轉而開始進行島上的建設與剝削計畫,怎知竟意外地爆發了不容輕忽的西來庵事件;這是在平地上,當局的所作所為,其實也與「只見番地,不見番人」,相差無幾;因而,就像原民掀起了太魯閣番抗日事件,我漢族也在島上爆發了衝擊力強大的「南部大陰謀事件」。

安東總督奉行了軍部過去所定論的壓制手段,雖然此時資本主義的奠基工作已成,但是在治安方面必須重行開始;以上我台南廳農業人口消失的20萬人以上,就是他重行開始的作為;除外各項,可說也是根據前述革命者所提的六大理由的籠統對應。

個人研究所見,「整肅官箴」一項,可說就是一項籠統的,在各方面對我先民的認錯──但在形式上是絕對不能認錯的。宗教調查與人口調查則是經過某種檢討後的算計,以期重行開始其新的宰制。最後一項,則是對於我瀕於絕望的先民的一次「換湯不換藥」的安撫──受教育機會好像增加了。然而,這樣似乎與過去頗有不同的「善後」,可是如此能夠產生多少真實的進步效果呢?

五、該陰謀事件後,極為「善後」的水利建設

就在安東總督此「重奠基」之中,當局宣布了一項對於我們島嶼重要的水利計畫;那是1908年,當北埔事件之後,當局所頒布的「官設埤圳規則」下,最大的、也是最後的一次對於官設埤圳的投資;要知道過去我島上的水利建設,自清代以來,多是地方上私人在推動,各埤圳的受益者自動集結;這種集體力量很大,在西方學界稱其為「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農業社會的重要生產方式,也是地方促進彼此認同、共同組建武力的重要基礎。

大殺戮之後,當局決定撥給北台灣的桃園台地750萬元,開築桃園大圳。

該地區位在發生北埔事件的北方不遠的桃園台地;該地區傳統的灌溉水源,由於古早時期,大嵙崁溪河水被淡水河在石門附近襲奪[19]了,因而,該地區在鄰近出海口的台地出現了缺乏水源,但是可以用來灌溉的水塘,稱為「溜池」;農民雖可以利用該積水來耕種,但此處土地只能是靠天吃飯的「看天田」──據稱這種耕地在此有2,2000甲。

該政策表面上是關懷該地區的水利需要,然而,具備日本德川幕府其宰制農民與消耗大名實力的基本知識的我們,卻應該理解殖民者是否藉此鍥入而打破前述我先民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集結力量。

尤其,該設計據稱是在當地老農苦口婆心地指陳該地屬於沙地,不宜工程的情況下,官方堅持建造的。當年的史實,我們民間的回憶原來是──

「幹線所在地的地質概屬沙地,工事上是很不容易著手的。當時國庫支出750萬的費用,比別地方築得加倍堅牢。可是經過沒有多時,便就潰壞了。今後要修理到完全的程度,同組合員們恐怕是沒有能力可以負擔的。倘若以暫定的程度,草率從事,又難保不再潰壞於不旋踵間。這是在計畫同水圳當時的大失檢點,要歸咎於當局的無謀。也許是同水圳將來的癌疾。……據老農們說,在當初要開鑿的時候,我們已知道是不會成功的,但技師的計畫,總用不到小百姓的說話去做參考……今已悔之莫及了。」[20]

換言之,由於該大圳是官設埤圳,官方藉由該工程的設計人,即往後著名的八田與一,當局合理地取得了宰制性的給水權力,增進了對於我傳統社會滲透性的宰制。這種宰制應該正是殖民者所欲在我們先民社會中努力奠定的。

在這樣的史實中,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當代西方顯學的「殖民的治理性」中,那所謂的「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

六、再看所謂「殖民的治理性」

關於上述幾項重要的政策,是來自安東總督?或只來自下村長官?兩人對於事件的發生,與內田長官不同,他們都無職責上的壓力,因而,認錯的可能性高;況且,由於下村曾在北京郵局任職,後來離開我島之後又轉往新聞界發展,因而其應該是比較開明的人物;相對於當年來台前,曾以自身「武人不懂政治」相辭的安東言,兩人應該是很不錯的搭配。

我們由下村就任後不久,立刻巡視全台,然後向安東總督交出自身「關於台灣統治之所見」的報告,其中強調「與歐洲列強支配下的殖民地相較,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例子。因為不管在地理上或言語、風俗或人種方面,台灣幾乎都比日本更接近祖國的支那大陸,日本統治台灣並不像佔領朝鮮一般是全部國土和人民的占有,只是支配了支那民族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其統治的困難度較高。根據這些理由……對於同化政策的可能性明白地表示悲觀的態度。」;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下村在統治心態上,應該是比較務實的,似乎也可能因此而影響了安東對於噍吧哖事件的回應,乃有較為務實的表現。

還言之,不止於上述的肯定,本研究承認,上述對於官箴的要求與對於公學校校舍建築的新規定,到官方為驚魂甫定的在台日人舉辦了不少宗教活動,就是當局相當務實的作為。

然而,有學者抄襲日本學界的通說稱,下村長官比較務實,但是我們卻要指出,他確實在,1915年,前述就任總務長官時所提出的意見書看,比較其前幾任或是頗為務實的;但是,莫忘那是我們先民至少有20多萬人的犧牲所逼出來的──看看,所以他也並非永遠那樣表現著。

例如,這一使我們台南廳農業人口消失達20萬人的「噍吧哖事件」的真相;他在位時期是如何面對的?他曾以總務長官的身分到帝國議會為總督府過去的作為辯護,不承認日本議員所指責的總督府政策的錯誤,卻只說是我先民「無知與迷信」才引發了該悲慘事件[21];相對的,他後來離任後在東京與我留學生座談時,卻又說「西來庵事件僅係兩三小人物的行為,而由於警察的誤會而做出來的。」[22];這樣任意翻雲覆雨的殖民者,竟說他們有「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如此的我島學者觀點,真是就「歌功頌德」得太無恥了吧。


[1] 參見池田敏雄著,程大學譯,「柳田國男與台灣──西來庵事件的插曲」,頁198。

[2]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委託攤位,台南縣政府,頁132。

[3] 「南瀛抗日誌」,涂順從著,台南文化局,頁205~206。

[4]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182。

[5] 同前書,頁59~60。

[6]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32。

[7] 這是一般說法;其實際,調查的發動,早者,9月24日開始,晚者9月28日開始;至10月2日結束。〈見於官方的「台灣治績誌」,中譯本「日據下之台政」,二,頁654。但該案起於1915年7月;8月下旬,余被捕;10月底,法院結案;而該案的江定部分到1916年才完結;並且對於該案的追究應該不可能以台南廳為界,因而,其殺戮的人口總數,在台南廳之20萬人外,應該還有不少廳外的〉

[8] 「南瀛抗日誌」,涂順從著,台南縣文化局,頁205。

[9] 中研院在杜正勝時代曾經請來洋教授康豹,號稱以社會科學宗教專業研究噍吧哖事件,竟然以今日該地區的宗教信仰狀況,認定噍吧哖事件時,齋教在該地沒有影響力。

[10]就在該年起,當局陸續編訂了「寺廟台帳」〈寺廟登記簿〉、「寺廟調查書」、「神明會祭祀公業台帳」;1919年,由總督府編修官丸井圭治郎整理成「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對於我島宗教有了較全面的掌握。

[11] 日本學者曾如此紀錄,「抗日革命軍殺戮日人的行動一直繼續中,被襲擊的官衙計,支廳一處、警察派出所四處、分室三處,被殺死者達到150人。除掉甲仙支廳以外,其他地方全部被趕盡殺絕。充當日人走狗,平常揚武耀威的台灣人巡查被殺害12人。」

[12] 例如,著名的皇室姻親大谷光瑞就抨擊了只會從保守畏縮的愚夫愚婦、善男信女手中掠取金錢的宗教界體質,鼓吹應該進行佛教改革。

[13] 「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青著,玉山社,頁168。

[14]例如:1916年8月,日本基督教名人植村正久,來台參加教會獻堂儀式,並往各地宣教。10月,總督在官邸接待台北宗教界人士40餘人,並與餐敘。11月,日本基督教名人海老名彈正,來台召開各派合同的說法大會。

1917年2月,在台宣教46年的台灣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離台前接受台南長老教會送別,安東總督親臨現場;6月,羅馬天主教大司教來台視察;11月,日本佛教界著名的探險家,與裕仁天皇有連襟關係的大谷光瑞,當時雖正當其宗門內互鬥的本願寺事件,仍為了所謂「佛教革新」,撥冗來台巡迴宣教。頗值得注意,為何似乎西方基督教系統頗多,是否真如當時行政長官下村宏上總督的意見書中所言,認為「信奉基督教的本島人從無人加入匪黨,由此可證實宗教感化人心之偉大。」,加上日本佛教可以「娶妻食肉」,非我社會大眾所能接受;神道教則由於我台人終究非其族類,因而,做此安排呢?

[15]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出版,頁169。

[16] 同前書,頁169~170。

[17] 這是當時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震災後第一時間,發表的感言;但很快地在媒體的質問中,收回了該說法。

[18]中譯「台灣教育沿革志」,頁147。

[19] 地理學上的名詞,河流由於地形變動而其水源被其他河川引走,以至於其下游的地區失去水源,原本的河道上起伏的低地,可能就會出現無水源的水塘,這就是隨其地勢下降而出現許多的「溜池」──該古石門溪的河流原來在今日的竹圍、觀音、永安一帶海邊出海,據稱因而桃園台地上有8000個溜池。參見於「台灣農業史」,吳田泉著,自立,頁320。

[20] 「桃園圳幹線潰壞  三月間點滴不給水  計畫失慎修理太難」,台灣新民報,1931.6.20。 

[21]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2000年10月,頁132。

[22] 據稱是蔡培火在「治警事件」的法庭中,答辯時的回憶語。引自「台灣民族運動史」,頁241。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