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之須知 十三之十 噍吧哖事件之意義,安東總督之「重奠基」 | 郭譽孚

前面我們由「南部大陰謀事件」的角度,頗深入地考察了當年日據下「余清芳革命事件」的意義;我們呈現了「西來庵」信仰原本在兩岸關係上的地位;也突出了「南部大陰謀」之所以成其大,並非完全空想的憤懣,應該是在十五、六年前那個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最後,我們深入探究了該事件中我先民犧牲的人數,發現官方若隱若現所公布的只是極低的犧牲數,那真是個大革命事件;因而,我們沉痛地批判了今天主流學界讚揚「殖民治理性」的觀點。

在本章,我們將要直接對慘案的「噍吧哖事件」與新任台灣總督安東貞美間的統治作為對應,然後充分考察。

安東總督之受任,時在日本海軍造艦受賄事件導致海軍山本內閣垮台,因陸軍的桂太郎下台在前,此時,軍部已無自身人選,只得由時任「軍人後援會」會長的大隈重信組閣,這可說是日本政治進入藩閥內閣的最後階段[1];當時,安東是屆退的日本駐韓軍司令官,是長州藩閥之要員[2];是資格上最適任的總督人選,雖他曾以自身「一介武夫」相辭退,但終在直屬長官寺內正毅的說服下出任〈1915.5〉。其任期三年多,至1918年。

安東接任在佐久間之後,佐久間離台前,已向東京報告理番工作完成,新任總督應該開始進行各種開發。但該事件的影響面,實在太大;所以,儘管到任的第二個月〈1915.7〉,他就發布了治台20周年紀念事業的「台灣勸業共進會規則」,開始其籌備工作,並且在該事件發生直後的1916年4月仍在台北開辦了鼓吹開發各地資源的「勸業共進會」;但是,沒有安定的大環境,如何能進行開發,故「噍吧哖事件」的善後問題,實在仍應是安東總督任內的首要工作。

不過,這次的「善後」,由於意外發生的「噍吧哖事件」與過去的大事件很不相類而意義大不相同,而「善後」的情況,自也不相同;以下,就區分為「噍吧哖事件」之特殊意義與安東總督的「再奠基」兩部分來認知──

其一、噍吧哖事件的特殊意義

  • 在20年所謂「一視同仁」聖旨下

    這是由於前述「馬關和議」中,「李鴻章被刺」是意外的事件;馬關條約訂約後,日本軍方密謀的「攘逐殺戮」政策失敗,更是意外的大事件;而通常這類事件都是可能「有辱國體」的嚴重問題;所以,其善後的作為,往往都是推託運氣不好,或者清國奴,非我族類;像念咒語一樣的大力強調「皇祖建國垂統以來,寶祚之興隆與天壤無窮,萬世一系,皇胤連綿,繼承大器,丕展皇猷,恭承彝訓,愛撫黎元億兆臣民,均各感激,莫不力圖報效皇運之悠久,國體之尊嚴,萬邦所莫能比,宇內所難匹敵……鳳闕恭祝  聖壽之無疆切勿徒上虛文惟以一片至誠恭表敬賀之忱……」[3]之類,就可以一廂情願地處置。

    但是,日據下,已經達二十年,天皇詔敕之果然偉大,理應如上述之天壤無窮,感化天下黎元,億兆臣民;然而,竟然發生這樣大規模的革命事件;並且該集體造反,據稱起義者對於日本警察、教師、醫師都發動了很殘忍的報復[4];這對於以「神裔自大」的殖民者,會是多麼強烈的衝擊。

    而就在這個時代,正是對岸中國辛亥革命的民主潮流衝擊日本,帶動日本「護憲運動」之後;這時,日本官方應該如何面對這起重大的意外事件?

噍吧哖事件的特殊意義,是顯示了過去治理上並不成功;尤其明白的是,所有過去所自許「不同於西方殖民地經營」的優越感,頗為虛假;其次,由於那種優越感,是國體的重要部分,不可明顯退卻,因而,儘管噍吧哖事件中,我先民殘殺教師之事,相較於當年六士事件對於教師之寬貸,等於是公開提出了對於低智教育,奴化性政策之強烈不滿;但是在第一次台灣教育令中,仍然把早就在大石事件後,受到隈本學務課長檢討的「教育敕語」,仍然置於該「台灣教育令」的第一條,那醒目的位置──這真是在表面「一視同仁」的聖旨下,貫徹了長期以來當局那「吝惜人權,不輕施予」的奴化政策精神。

  • 所謂「資本主義基礎工作」奠基之後

後藤行政長官高升在1906年之時,所謂的「資本主義基礎工作」之完成,通常學界都認定是他的偉大政績;確實就在1905年起,日本東京的補充金停止,我島上的財政收支從此開始達到平衡的水準,往後我島當局似乎開始了可以自力維持與發展的條件。

確實,自1906年以後,殖民當局的財政收入就一路上升;到1915年,歷年的收入,以萬日圓計,分別是──「3069  3529  3700  4040  5533  5783  6029  5421  5316  4564」[5]──上升頗快,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民國元年〈1912〉,該收入才開始下降,直到噍吧哖事件之年,財政收入降到最低;1916年,才開始再上升。

但是,此一奠基對於我先民言,其意義為何?

我們前曾在兒玉與後藤主持的1900年「揚文會」歌功頌德的皇民頌詞中,看到對於當年稅負的變動,我先民曾有這樣的描述:「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然後在前述的「土地調查」〈1898~1904〉後,也見到土地稅的增加,1903年為92萬元,1904年為195萬元,1905年更增至297萬元[6];1915年,更增列建地稅,更增收入;而隨同佐久間總督後期理番政策而展開的「林野調查」〈1910~1914〉,因過去山林附近的先民各自採樵射獵,並無建立產權的習慣,但號稱「尊重習慣」的當局,卻規定「凡無權狀證明或其他確證之山林原野,一切歸於官有」而致「官有林野」暴增到受調查總面積之九成五以上,我山民損失極大[7]

上述後藤主持台政以後,迅速上升的財政收入,是否嚴重地違反了稅務上「拔鵝毛」[8]的基本原則,難怪在上列的民國元年以後,過於苛重的稅負才不斷激發革命事件──當時,據稱剛好我島連續幾年遭受了嚴重的颱風災害,並未得到稅賦減免。

此時或可說,後藤確已為我島資本主義發展奠立了基礎,但是尚未發揮其作用;當局應該是極接近前述德川幕府時代「不要餓死」的統治心態;但是我先民並非如前述日本學者所謂「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那類日式的「可愛農民」。

噍吧哖事件是在這樣的情勢下發生的;然而,當局並不承認自身過分操切,也不承認對於我島研究實不徹底,只強調基礎工作完成,且民俗調查的書面成就可觀;但噍吧哖事件的發生可說是給予當局重重地一巴掌;我閩、客、原三族聯合抗日的「噍吧哖事件」正爆發在佐久間抱病返日的垂死之際──儘管,佐久間總督與板垣合作的「台灣同化會」,確實奸巧,成功不易;而由「甘諾政策」到「只見蕃地不見番人」的伐番政策,真是陰狠。但該革命事件仍應該頗有逼使神裔自大的當局,比起過去的衊視與忽視,不能不經由較多的反省而謀「重奠基」者。

其二、安東總督的「重奠基」

關於此一「重奠基」,我們見到的就是延續過去那「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態度的「鎮壓威懾」的「奠基」,其主要手段是「焚庄」與「屠殺」。我學者曾指出,那本是日據我島之初,日軍所慣用,最慘無人道的辦法;對於社會破壞性極大,總督府早已明白禁止;沒料到,在安東總督此時,重又開始[9]

次是在認知上,如何類似過去的「逕行誤導」把「攘逐殺戮」誤導為對我先民的「報復」;也像把我各地先民蓬勃的降筆會,如何變得如同沒有發生過;這時,前此當局所建立能夠「盜水井」的「警察萬能」,果然發揮了相當的作用;等於是重行為鞏固我島日殖下的惡質社會體制再挖填一次血淚骨淵的地基──其實際情況如下:

一、「噍吧哖慘案」的「另類殺戮攘逐」

「噍吧哖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亦稱「西來庵事件」;但早期有「噍吧哖慘案」之名,作為整個「南部大陰謀事件」中的一個大焦點;以台南市西來庵為策源地,發展到中部和北部,有相當大的規模──對於這個日據二十年來最大型的抗日革命事件,應該如何處置,以利後續的統治。軍方在乃木時代的指示,迄今仍然適用,那就是繼續其高度鎮壓威懾的「壓制手段」;應該即是除了慘無人日人自身所記錄的「焚庄」外,還有前述的──

「要我們把每一個屍體用鋤頭再撈起來,日軍即用刀挖開胸膛取膽,……工作的同伴都手足發抖……」

「男人優先集合在保甲廣場,……以機關槍掃射,集體屠殺。」

「手腳都被鐵絲串連 著魚貫而行,滿身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有期徒刑15年,算是屬於輕刑的了」

「當審判結束,罪證不足的一批人,對外宣布釋放時,實際上就在這座監獄裡秘密處決了。」

據稱,安東總督對此曾稱「台灣係百鬼橫行的大伏魔殿[10]」;不知上述的作為是否就正是安東所應對而出的主意──1915年在鎮壓義軍時,很快他就派出了軍隊,並派山砲隊轟擊我義軍;而1917年,他開始請來台作耐熱飛行的陸軍航空隊來各地番界作轟炸的「威嚇飛行」[11],頗有效果;連帶的歸順降伏的番社增加,前述那種番童公學校的教育得到更大的推廣。

這些對於我民間真是一種極強力的震懾;此外,當時的震懾,在審訊之前,據稱還曾表現為下列的鎮壓形式,那是「凡男生身高超一根竹竿(約120公分)就槍決。」[12],以致於「西來庵事件使得那地方的14歲以上的男子盡數被殺。」[13];而依據我台人被徵調去做軍伕的目擊者之見證,名作家楊逵曾指出如下的史實:

「那時我哥哥被徵去做軍伕,……回來以後講了各種狀況。日本軍把抓來的台灣人予以訊問,把承認跟事件有關的人交給員警,轉到臨時法庭方面去,否認跟事件有關的人就當場把眼睛矇上,排成隊伍,挖掘很大的坑,一個接一個地用日本刀砍頭之後,踢進坑裡去。」[14] 

「後來我讀中學時,去過噍吧哖事件發生屠殺的幾個村莊,果然看到這幾個村莊只有老弱婦孺,沒看到幾個成年的男人,這印證大屠殺確有其事。」[15]

以上楊作家所回憶,那些在社會動盪中「否認跟事件有關」者,就被日軍矇眼砍頭的真實境遇,是如何不由分說地威壓;而其所回憶「沒看到幾個成年的男子」的證言[16],可能是當年最震懾的部分;而事件多年後,我們學者周宗賢所指出的──「焚庄」與「屠殺」,雖婦孺老弱不能免──是以假設「其記錄皆為真」而呼應了上述當年傳聞中的史實──

「查出一直被懷疑係屠殺之時間當中,有許多係一個村落於同一天大量死亡,整個家庭同時死亡、或家中無作戰能力之纏足婦女與小孩同日死亡等等線索加以推斷,日軍屠殺、滅庄一事並非傳說,而是鐵證如山的事實。……以左鎮鄉為例,該日死亡人數占8月4日至11日死亡人數之比例為63.74%,而玉井鄉更高達90.65%。顯然,8月6日,即噍吧哖事件中犧牲最慘烈之日,但他們並非參加作戰而死,而是遭到日軍之屠殺。」[17]

換言之,該事件當年,當局在那「耗時約十個月才完全鎮壓」[18]中,我先民犧牲之大,處境之慘,實有非今日所能想像者;時日人曾如此報導──

「仔細觀察戰後已二閱月之戰跡,……,以茄拔街道之街路樹為例,皆全有貫穿傷或擦傷,可謂一無完整者,間隔廣闊,樹幹細長的檳榔樹而言,甚至十之八、九留有彈痕。記者於回程自噍吧哖所坐用之轎子,竟合計有七個彈痕。曾往距噍吧哖約十丁處之後旦庄視察,……土民之房屋三、四十戶,悉遭兵燹焚燬,面目皆非,於燒焦的殘壁之旁,土民們復用甘蔗葉或茅草,搭蓋臨時小屋,以避風雨於一時,從其黑暗中,見有細煙冒出,遽然起了憐憫之情。」[19]

然而,另在公開討論的方面,這些卻是接近完全被消音了。也因此,其震懾的程度,才會使我先民從此簡直無人敢於再公開主張當時世界所流行的近代武裝激進的革命道路。

然而,該大悲慘事件的史實,真是僅憑血腥殺戮的震懾,對我先民真就會有那樣完美的禁制效果嗎?

二、官方的「逕行誤導」〈再審視「殖民的治理性」〉

當時,殖民當局掌握我島已20年,對外都宣傳著我島嶼是進步著;然而,為何竟發生了這樣大規模的革命事件,對於長期自稱遵從著當年天皇「一視同仁」詔敕的當局言,如何自解?他們如何才能面對此一顯然「失政」的史實?

同時,何以這個沒有什麼社會身分、地位與資產的中、下級人物余清芳,竟然能夠號召全台的民眾?換言之,一是由整個社會的觀點上,是什麼問題醞釀出此一巨大的動盪?另一是很個人的問題,余清芳其人,如何能夠扮演這個巨大而特殊的時代腳色?

以下,無法一一盡舉,只提出巨觀的社會與微觀革命領導者兩個角度,提供大家考察。

一〉官方「摧毀」舊資料與「造假」的必要

該案的起因究竟為何?任何真正關懷該事件的人,首先當然應該探討導致該大型革命事件的原因,革命就是傳統所稱的「造反」,人人應知「造反」往往是會送命的;是什麼原因使得它們作此激烈的決定?

在前面論述「殖民的治理性」之時,我們已經概要地揭露過關於該事件中重要的「革命六大理由」,沒有在官方該「全檔」中,充分的揭露出來;顯然那就是「殖民治理性」重要的錯誤,嚴重的偏頗;故意如此,從而掩藏了大革命的合理真相。

然而,掩藏後,一定明顯地會露出明顯刺眼的空白,因而,乃有「造假」的必要。

我們學界缺乏主體性,只會跟著殖民者強調「殖民的治理性」,把革命者只認定為其對立面的「迷信」,因而,他們只會抄襲強調我先民「無知」與「迷信」,絕少論述我先民當時的處境;殊不知,如果真的問題只是「無知」與「迷信」,殖民當局治台已經20年,在該「殖民治理性」下,怎會我先民仍如此「無知」與「迷信」?若然,是否統治者仍有重大的教育責任?

其實,如前述,該事件有宗教迷信的成分,但絕對不只是「迷信」;當時起義的倉促,已如前述,據稱,起義前,余就曾購買兩次軍火,第一批軍火曾順利用棺木運進西來庵[20],第二批軍火,才因被密告而出包[21],而他們首役就攻打甲仙埔,是因獲知該地有更多槍枝,以利大舉;這些應都顯示主導者並不那麼「迷信」神佛。

其次,如果「殖民的治理性」,只下工夫在提供漂亮的統計數據上,例如,宣布進行堂皇的人口普查,使得所有人口數據能夠進入當局的掌握之中,而可以任意運用;如何使該大革命事件後,縮小人口數據的變化,能夠呈現可能比較能夠安定民心的印象;另一方面則是把過去所有可能破壞這次偉大人口普查效果的舊資料完全「摧毀」,從而建立起一組完全合乎當前需要的理想數據資料;安東總督應該知道有如此的工程吧?

前述關於我台南廳在1914年與1915年間,農業人口減少了22萬人的數據資料,就是我們設想可能曾經進行上述摧毀或掩藏工程,同時「造假」的理由。

因為找遍所能見到的資料,只發現了這一組來自「第二回南部台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編,大正四年排印本」的資料,描述了1914年的史實。該年,台南廳農業人口竟比翌年的,多了22萬人──通常應該是年年增加的,不是嗎──噍吧哖事件後,竟然該區農業人口的統計數據竟然比其去年少了22萬人。

為何我們找不到第二份相關資料了,應該是官方的相關資料是早被官方有計畫地「處理」掉了,所幸,我們找到了極少數的漏網之魚──該出版物不是行政官廳正式的出版物,也不是某行政區的出版物,是某半官方的「協贊會」的資料;即,極可能是官方處理的訓令下達時,該單位已經不存在,乃無人負責銷毀它了[22]

換言之,前述消失的22萬人,是否就像企業報表中,把某年的超額虧損,在未來的幾年中分別提列虧損,就可以處理該損失,差別只在於企業報表中必須註明該虧損之來源;而在我們當年的「戶警合一」之下,無須逐年明白註記,只需負責幾年內消化掉該偏高的死亡人數;或者根本就在該年一次就把那已消失的22萬人,消化在其他86支廳的人口數據之中呢──很不幸的,我們島上的主流學者卻盲信殖民者的數據,認為一定是真實的紀錄──1915年,噍吧哖事件後,安東總督在該年10月立刻就展開了一次全台臨時人口調查,以確立往後自身論述的基礎。

二〉微觀上,「完成」領導者的「匪徒」形象

這一作為,對於統治者言,可能無可厚非,因為統治者永遠希望切斷反抗者的影響力,尤其對於革命領袖可能引人深思與效法的特殊背景,更是如此;不過,作為受壓迫者的後人們,我們卻不能不重視那些先人可能動人魂魄的尊嚴而崇高的形象[23]

本案中,羅俊與江定兩人,以及蘇有志與鄭利記,都是地方上的名望人物[24];前兩位失敗後,羅返回祖國大陸,江率部就近遁跡山中;而他們如何竟然都願意接受沒有家世背景,沒有金錢地位、甚至有著應該被有義軍背景的他們鄙夷的「巡查補」,這社會小人物之領導──只是由於余清芳裝神弄鬼嗎?後兩位,也非普通人物;蘇以企業成功,在日據後曾任參事,鄭則也曾任區長;只是能言善道,只是標舉種種「迷信」的說詞,那位「匪徒」真的就能說動兩位老江湖,並取得他們的肯定與信任嗎?

雖在日本軍方編出的「台灣匪誌」中,曾提及余、羅關於可利用日、德衝突的對話,真的就是已足以讓革命者彼此交心,信託各自性命的重要問題嗎?

更重要的是,出現此一重要的誤漏,是否顯然與那被今日主流學界高捧為「日本殖民權力那種『愛好』事實〈facts〉及真理〈truths〉的本質」[25]的褒詞相悖反,是由於怎樣的心理顧慮,竟大大地影響了他們那種被我們學者們捧得似乎極為高貴的「本質」?或者那真只是該誤漏,被殖民當局視為不重要?

讓我們更追索下去,除了前述殖民當局隱匿了的,是余過去兩次在台南縣擔任「巡查補」,考察那時間正在1902年前後;從那時起,就開始了他那「迷信」「無知」的行跡,並且屢誡不聽甚至參加了不良組織。

我們在此不談前面我們已指出的,當年應該是以日警通譯的身分,親歷前述我們全台先民曾經轟轟烈烈自行禁絕鴉片運動的各種場景,親身永懷那讓人激奮的與被日警打壓蹂躪的過程──可能如何地激起他的青年領袖的自我期許與志節;我們來看當時官方在報紙上,以「匪徒陰謀始末」為名,自該年10月6日起,到10月14日,連續七篇所描述的這位37歲,年輕有為,已被處決.的「巡查補」──為「輕浮」,為「妄想狂」,為「翩翩濁世小才子」──

「匪徒中……,就被視為第一巨魁之余清芳觀察,渠風采瀟灑,係一輕薄小才子,曾任巡查補,……並無特別出眾具一代豪才之風格。往年曾以二十八宿會員被送……管訓,因其巧妝謹慎服勤,……被釋返自由,即任生命保險勸誘員或台灣酒推銷員等,數易其職……可見其心情輕浮,殊無成大事之器宇……」[26]〈「匪徒陰謀始末」,〈四〉〉

「其真因如何……余清芳,則前曾奉職巡查補,亦少有學識,究竟為何思想所驅,致出於如此無謀之舉,殊令人難解。……渠之稍有才氣,實則為其誤身之原因,尤其其生來之誇大妄想狂,係逼其走上悲慘末路之主因。」[27]〈「匪徒陰謀始末」,〈五〉〉

「余清芳乃翩翩濁世之小才子,竟能聚集如此眾多之徒黨,主要在冒西來庵王爺之神德為名,事實上渠並不相信神祗,完全為方便加以利用而已。……」[28]〈「匪徒陰謀始末」,〈六〉〉

如前所及,本研究已指出官方豈不應該理解主犯過去的全部資料,此處竟然僅以「翩翩小才子」的漂亮形容詞轉移人們應有的關注焦點;想想看,比較於我們前面所提及,這個日人稱為「小才子」的領導者,原來在1899年與1902年間親身歷經我們前述的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偉大洗禮,那將是怎樣能讓我們後人緬懷與振作、效法的故事。

換言之,官方紀錄中出現的「誤漏」,巧合地配合著當年報紙密切追蹤報導,居然也沒有記者能憶起十三、四年前「巡查補」與齋堂間,那特殊密切的關係,是否就可顯示該偏失應該是高度的「故意」所致,若要說當局真有前述那所謂的「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只不過,該「愛好」應該只是一種屬於僅僅極為「偏愛」於殖民者的形式。

由上述各方面的探討,如果說當年新上任的安東面對「噍吧哖事件」,應該曾經充分聽取各方報告,甚至親自考察資料,才產生了他當年動用軍隊平亂的對策,使得本來有後藤為靠山、失去主導地位的內田長官不能不辭職。

但是,下村長官上任在「噍吧哖事件」之後,該事件與其職責無直接相關,因而,前述下村的觀點似應該只能達於胡扯的層次,若要與此地我們論述的事實與真理相較,應該很少有深刻事件的本質可言吧。


[1]推薦大隈組閣的井上馨,曾稱「政友會為政府黨已有過久之嫌,故以反對黨的人物最為重要。適合這種條件者捨大隈之外別無他人。」;當時另一推薦大隈的,則說「救火工作完竣之後,再讓它下台好了,期間或只有半年,最長時間亦不過忍耐一年而已。」;而當時的元老山縣有朋,既深恨政友會,欲假借大隈之手,壓制政友會;其時,大隈已逾80歲,任軍人後援會會長之職與陸軍接近。故人說該內閣最大使命在於打擊政友會,及解決懸案已久的陸軍增師問題,學者稱其為元老軍閥的傀儡內閣〈1914.4~1916.10〉。此後,雖還有寺內內閣,但已不久,故此稱其為「藩閥內閣」的最後階段。

[2]明治維新中的藩閥,維新後主要為薩、長兩藩控制了政局;甚至被批為「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中薩摩系,除了海軍外,另有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等,而長州系,主要為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桂太郎、寺內正毅;寺內任朝鮮統監時,是僅比安東長一歲的長官;此時,寺內等著出任首相。

[3]這是天皇下大赦詔令,宥死減刑;總督府安東總督1915年11月發出的諭告文,中譯文。

[4] 在當時的官方報導中,有如此的描述。「恐怖的慘狀  慘劇的實情,極盡殘忍無道,如某巡查,被穿上土人衣服,被俘上雙手,臉部胸腹合計受數十處輕重傷後,被埋在土中,也有四肢散亂,白骨橫七豎八者,或用竹槍刺殺,或用台灣刀砍殺,無一不慘遭最兇殘的戕害者。……」〈「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11。〉

[5] 「台灣經濟史」,周憲文著,台灣開明,頁900~901。

[6] 「日據時代之台灣財政」,黃通、張宗漢、李昌槿合編,聯經,頁27。

[7] 參見「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著,李明峻譯;人間,頁40。

[8] 「拔鵝毛」是財政學上很基本的原則,有經驗的拔鵝毛者,必能使鵝毛到手,而鵝不會痛得大叫,否則鵝會起而攻擊拔其毛者。此以喻政府財政收入,雖然多才好辦事,但是必須顧慮民間的負擔能力。

[9]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82。

[10] 引自「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165。「百鬼橫行」,應該是來自日本民間鬼怪傳說;日語中有「百鬼夜行」(ひゃっきやこう)一詞;是流傳在日本民間傳說中出現在夏日夜晚的妖怪大遊行;原來傳說日本的平安朝,是一個幽暗未明,人類和妖怪共處的時代;晚上,是妖怪的世界。伏魔殿,日語的語源為何,我們不清楚;但在中文的世界,最有名的應該是水滸傳中,描述原本道教的張天師把一百零八妖魔封制在此,使得天下太平;卻由於洪太尉莽撞為他們解除封制的地點──該地點就稱為「伏魔殿」。此處用語可能正是日人習用中國文化的另一例證。而安東的說法,表示自身有大鎮壓之責。

[11] 「日據下之台政」,第二冊,頁628。

[12] 「湯德章與簡娥的前世今生」,楊渡著,聯合報2014.02.28。

[13] 「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版,頁80。

[14] 「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收入「台灣史研究」,戴國煇著,遠流出版社,頁207;亦收入「楊逵的文學生涯」,陳芳明編,前衛出版,頁178~179。

[15] 「楊逵回憶錄」,收入「楊逵的文學生涯」,頁146。

[16] 也有紀錄稱,「噍吧哖自遭此劫,三十年猶視男子為珍奇物。」;可見於王國璠「台灣搜奇錄」,頁28。還有傳聞「慘案中,幾乎屠殺了噍吧哖地區所有的男人,……為了不少喪偶或待字閨中的少女『招翁配婿』,聽說由外地招募不少男人,入贅噍吧哖。但由於這批女仕心目中的好男人不多,因此,將此批男人一一裝進麻袋,然後由女仕抽籤決定『誰配誰』。」。引自「南瀛抗日誌」,涂順從著,頁217。

[17]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2000年10月,頁88。該研究中還更有如此深入的描述:「玉井鄉……竹圍村……死亡之女性中,纏足婦女占近八成,這些婦女行動不便,實在不可能上戰場與日軍對抗,但仍死於非命。而以死者之年齡分析,更可看出日軍殘忍之屠殺行為,例如……高齡83歲之老嫗石氏全……與80歲的賴廖氏雪,他們是同一庄的鄰居,高齡加上纏小腳,卻與家人同一天死亡,可想而知是遭到了屠殺。而男性中年齡最大的為賴德生,當時已85歲。又例如,不足十歲即死亡之幼童共計38人,他們想當然是手無寸鐵地遭到了屠殺,而其中甚至有好幾個不足周歲的嬰孩……而不僅如此,還有太多的情形是一家多口,甚至是全家同日死亡〈絕戶〉……遭到滅門。……日軍的確是有焚庄、屠殺的暴行,竹圍庄的情形便是鐵證。」引自該研究報告,頁90~91。該計畫主持人為淡江大學教授,其研究實在頗為周全;可惜該報告完成後,據稱台南縣政府並未如原計畫,對外印行。

[18]見前揭「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頁471。但在康豹的「染血的山谷」中,則僅稱「在日人軍警長達五個月的搜查行動」〈該書,頁92〉。康豹的研究是較晚近的論述,以中研院所聘的洋學者,與社會學研究為標榜,獲出版為一小書,強調的不是史實,而是認定已不可考與諒解,因而,可說完全疏忽了求實的學術態度。故本研究不取。此外,關於搜查期間長短之外,另有「封刀」之說,指事變之後,日軍警可以任意殺戮我先民,一個多月之後,日軍才禁止任意殺戮,該命令稱為「封刀」。

[19]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66。

[20] 「染血的山谷」,康豹著,三民書局;頁69。

[21]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頁142。江連飛先生受訪內容。

[22] 由前述總督就任的第二個月,即該年7月,就發布了「台灣勸業共進會規則」,開始了翌年4月將舉辦「台灣勸業共進會」的籌備工作,可以想見那1914年的「第二回南部台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應該繼續協贊此1915年新總督上台後,將擴大舉辦的全台性的共進會活動;但是該會非官方的正式機構,由該會第一回活動在1911年,兩回活動間,距離四年看來,該協贊會應是一任務性臨時組織,即可能活動結束後,就解散並無專人負責;因此,該資料乃未受官方政策摧毀。

[23]這一問題,直到今日,前述那本李扁時代洋學者的小書「染血的山谷」中,就對於余清芳有這樣的一段離奇的描述「余清芳一生遇到不少挫折,這或許可以解釋他被捕之後的照片中既疲倦又落魄的樣貌。」〈該書,頁28〉,余被捕之前,曾經與日軍警對戰,不敵而逃亡數日,最後在極度飢餓下,受鄉民誘捕,那怎麼可能有家居或旅遊的輕鬆與愜意,如此描述其時的照片,理性言之,怎能與其過去不少挫折直接相關?該描述應該就是由於政治上的要求,奉命努力地打擊革命者的尊嚴吧。

[24]羅俊曾任職於保良局;江定曾經受任為區長;都曾參加地方著義軍;羅俊不只來往於兩岸,且曾往南洋遊歷;江定能長期在山區活動不受日人宰制,自然也該有其閱歷和實力;都應是有相當主見,不是易於接受領導的。至於蘇有志,其父為巨商,他接父業,有經營長才,樂善好施,被推舉為台灣十二大企業家之一,因而,還受聘於當局,為台南廳參事;也不是無知的小商人。

[25] 「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姚人多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1,第42期,頁119-182。姚是1993年台大社會系畢業。是野百合學運後,覺醒青年中出國深造而成為學者的菁英;2002年,在英國研究後殖民理論,取得英國社會學博士學位;返台後,在清華大學社研所任教,陸續開設「台灣社會發展史:日據時代」、「台灣社會發展史:戰後政治經濟」等課程。是島上的學術權威,也是民進黨黨員,也是島上學運的指導者。

[26] 「匪徒陰謀始末」〈四〉,台灣日日新報,1915年10月9日。收入「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53。

[27] 同前書,頁255。

[28] 同前書,頁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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