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九──「南部大陰謀事件」真相與「殖民的治理性」 | 郭譽孚

今日著名的「噍吧哖事件」,又名「西來庵事件」;也稱「余清芳事件」與「玉井事件」;但在1916年,日本記者大園市藏刊行的「台灣年鑑」中,另稱「南部大陰謀事件」與「南部陰謀事件」;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事件?

它的主要領導人是余清芳;它的策源基地是齋教的鸞堂西來庵;起義後,最被注目的悲慘戰役發生在噍吧哖地區;該地後來改名為「玉井」。這就是該事件有如此多別名的理由。

它發生在佐久間總督離任後,安東總督就任之初;自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安東總督的責任應該不大;但是,他必須負責善後。

可以想見他上任後遇到偌大的噍吧哖事件,他一定要調出所有的資料來認知事態發展的前因後果。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安東總督調兵鎮壓時,曾經擔任佐久間總督副手的內田長官並不同意,以至於內田辭職;接其任的長官是下村海南[1];下村長官上任前,曾特別研究過台灣統治問題;因而,頗有些與前人不同的想法。他接任後,一直擔任該職,直到田總督「倡言改革」的時代。

據稱,該事件爆發前,余清芳還曾經帶著其齋堂的善書,親自北上聯絡;不但接觸中部齋堂,也曾來到基隆、淡水、台北與觀音山一帶;可惜他們當時雖與中部後來著名反日文化人張深切的母系家族聯繫上了[2],但是張的父系家族已隨中部林獻堂家族參加了「台灣文化會」;另他雖遠上台北,似乎沒有能遇到當時在台北大稻埕擔任區長的齋教先天派領軍要角中醫師黃玉階,後來成為著名西醫的杜聰明,其家族,當年也屬於齋教此派[3]

難怪當年被稱為「南部大陰謀」;它由南發展到北,被收押者達1,957多人;被稱為世界級的刑案;它倉促中起義,轉戰在噍吧哖地區,通常我學界僅就此地區稱「革命黨人遭軍警擊死者甚眾,被逮捕者亦不少。日軍警訂下誘殺詭計……日人深秘其事,故無從知其被害者確實數字。據傳至少數千人。」[4];然而,究竟當年情況如何──整個台南地區的犧牲情況如何?

甚至,還有一說,據稱是下村長官下台後,在東京對於留日學生的某次活動中說過「西來庵事件僅係兩三小人物的行為,而由於警察的誤會而做出來的。」[5],那是真的嗎,或者,該說法只是該長官對於當年日本警察素質不滿之詞?

我們對於問題的認知,重視歷史文化與現實的真相,我們不知安東總督是否也看到了全部的史實資料──讓我們先參考殖民當局當年編印的「余清芳革命事件全檔」〈以下簡稱「全檔」〉,考察官方的一般說法,然後,以我們的理性考察該檔中,規避不談的史實,從而展開我們的考察──

其一、官方的一般說法

一、強調「匪首」怙惡不悛,曾送台東管訓

在法院的起訴書中,對於當時的碾米商余清芳,檢察官如此描述──

「被告余清芳曾以『二十八宿會』會員身分參與陰謀事件,……被解送服刑,因其巧善奸智……竟於明治44年間即被釋放,惟……惡性難移……不務專業……」[6]

在法院的判決書中,法官的描述是──

「被告余清芳,曾加入二十八宿會,企圖不穩陰謀,因事被發覺,被收管於台東浮浪收容所……於明治44年間被釋放,不僅不知悛改,反益加深……」[7]

在總督府上報給東京內務省的「匪徒事件經過概要書」中,如此描述──

「本島人余清芳者,與中國籍民羅俊等同謀……你南北呼應而舉事,以殺害並驅逐在台日人為目的。余清芳曾被解送至『台東浮浪者收容所』受管訓,被釋放後,其對官憲及日人之反感益增,自大正3年1月間起,經常出入於西來庵廟,察知掌管同廟事務之蘇有志、鄭利記等,對時事懷有不滿,勸其以驅逐日人為目的發起暴動,並使其同意……」[8]

強調余清芳其人在此事件之前,已經有過參與類似的「陰謀事件」的案底,並且曾被解送至「台東浮浪者收容所」受管訓;他被釋放後,其對官憲及日人之反感竟然益增;其「巧善奸智,惡性難移」。

二、強調匪首迷信、欺騙

根據碾米商余清芳也在台南市齋教西來庵擔任扶乩看字的神職,強調其革命行動起於「迷信」與「欺騙」;因而,在官方所保留的「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中,乃有大大強調所謂「託西來庵王爺之神詔示以:『日本人應以明年為限期歸還台灣,於限期屆滿當應同時撤退。』屆時彼等如仍割據不退,當要一舉而撲滅之,乃大於謠言蜚語,為使迷信能深入浸潤民間,並大談西來庵之如何靈驗,勸募信徒竟涉全島……」[9]之說的情況。

同時,在該檔案中,頗有強調人犯悔其自身輕率,誤信謊言的紀錄;例如,其中有地方保正,且身為學務委員,可稱地方財勢與學識俱有者,並非無知貧困之輩,也參與該事件中,紀錄中對於其起義的理由,竟只是錄下其人所謂──

「以台灣之慣例,老年長輩,且為詩文人之言,當應信之。是時竊以能脫離日本政府之統治而為所欲為,係何等方便,唉,係一念之差耳。」[10]

或者,一般的參與者則往往在該紀錄中,涉案者則僅以民間習稱的,自身遭遇到所謂「王祿人」〈騙徒之意〉稱之。所謂──「余先生係南部首領,……余未曾台南,自未知其詳。唯羅老係一王祿人〈賣膏藥的江湖客〉,余等被其所欺矣。〈長嘆良久〉」[11]

關於迷信天運流轉,素樸相信「天年」[12]之說的先民言,惡質的統治者可能氣運已盡,確實當時對於起義民眾之決意,是頗重要的因素──其時今天民主科學的時代,要政黨輪替,把不像樣的執政黨扳倒,不也有賴於類似的心理?

三、起義的實際理由模糊、闕如

在上述號稱「全檔」的資料集中,除了對於余清芳與羅俊這樣的要角外,對於此外的一千九百人的檔案資料中,對於我先民何以不怕殺頭也要起義反抗的理由,所見雖有,實在不多,不是任何問案,都一定要把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查問清楚,然後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嗎?

在這個理性的思考上,我們將發現該檔案資料中,關於各位人犯的革命理由關切得太少,雖有余清芳與羅俊部分在這方面有相當論述;例如──

「自日本統治台灣,極藐視台灣人而加以虐待,課以重稅,奪其產業;致而失其生計之道,令益陷於悲慘境遇。今而不覺醒,則前途堪虞。吾為先覺者,應廣糾合台灣同志,相機將日人逐出台灣,以脫此悲境。」[13]

「羅俊……訪前述賴冰宅,從事密談,賴冰、賴宜等均以日政府年年增加賦稅名目,且課重賦,致人民不堪苛徵,各種產業亦多為日人所奪佔,大加贊同起義。……」[14]

「〈羅俊曾於他里霧庄,擔任保良局事務〉諒係對日本政府有所不平,本保良局者係為日本政府工作者,期間因日本官方對待人民苛刻,乃起不滿也。」[15]

但是,這個問題豈非每個起義者,應該都有自身的感受?而如果充分揭露,我們就可以相當清晰地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

其二、關於噍吧哖事件[16]真相

該「南部大陰謀」發生前,我島社會的發展,剛在日人進行其所謂「資本主義奠基工作」初成之後,何以所謂「奠基」完成後,社會不能更為穩定,卻爆發了偌大的革命事件,這當然不能脫離資本主義對於社會工農階級的強烈剝削性,同時,革命時代的呼聲由海峽對岸傳來,使得我們「人心不死」的先民自然也傾向於以最激烈的形式反抗。

回看當年的史實,由那「不死的人心」來看,他們是怎樣地掙扎與憤怒著──

一、廟宇「西來庵」的信念──面對應有的正義

噍吧哖事件,在日本官書「台灣治績誌」中,名為「西來庵事件」,除了顧名思義,由西方來我島,確實是我先民移民的方向,等於懷想故國的種種,而傳統信仰中「西天」是神秘與神聖的,一般信仰所嚮往於往生的「西方極樂世界」,就是其例;因而,可說該名稱本身,就富於讓我先民聯想的意義[17]

當時,據日本記者在余清芳被捕後,對於該廟宇的描述,是「每年舊曆六月的例祭均舉行比台南任何寺廟都盛大的大賽會。其昌隆幾乎把全市的信仰集於一寺。如今,其他廟宇均腐朽不堪之際,竟能新築洋式門面,紫紅奪目的中國式大廟宇。」[18]

不過,更重要的可能是該廟宇所祀奉的五位神祗之故事,深具寓意。

原來,該廟宇所敬奉的是趕考的五個秀才,來到某地,共同夢見有惡靈在水井中放毒;他們雖願放棄趕考,也無計阻止人們取水;最後,竟然各人先後只能自飲井水以告,以至於皆陳屍於井邊,才得救其村人。

村人由驚恐而訝異而感動,終於共同告天,天帝哀其無私有愛的至誠;使他們不僅有解除瘟疫的神力,且在陰陽兩界皆被賦予了主持正義的司法能力;其麾下有執法家將,據稱,今日廟會中所見的「八家將」就是其流衍。

該廟宇是當時在台南市中心的大廟,如前述日本記者所述,信徒不少,香火頗盛。

由該廟所敬奉神明的故事,可以引伸的,除了瘟神當然重視信徒的健康,而有每年的作醮,在海邊火燒象徵自然災厄的王船外,對於當年我島嶼社會中種種讓人間不平的苛虐,當然也在該信仰的深度關懷之內,那也就是「八家將」所盼望於自身可代執行的天界正義。

這就是當年被日本記者以所謂「西來庵前面入口石柱刻有:『豎察是非陰陽皆一理』『稽查善惡賞罰無二心』。進入大門,正面有一豎牌『敬神如神在』。鬱壘所持牌版,有『緝拿兇惡』四字。四方柱上各掛有『行儀謹慎』『禁止喧嘩』『查理陰陽』『賞罰善惡』」等禁牌。養上匾額有『葆扶正氣』四大字……察之上述各句,宛然一座岳帝廟,幾無西來庵淵源由來之『天理良心』『主宰瘟疫』『禁遮流行病』,以及『祈福』之類字眼……如將上述與匪首余清芳諭告文比較,如今神罰正落在他們頭上,被『緝拿兇惡』的正是他們自己,可不令人發笑。」[19]而嘲笑的。

這樣的傳統民俗信仰,代表的是那個前近代知識份子在社會上之所以能有資格「被供養」的,「殺生成仁」之真實血脈傳承。

此外,由於日據下我島社會,是不被准許任意聚眾的,只有在廟宇信仰上例外,這應該是促進社會覺醒的運動往往必須與宗教信仰,相連結的另一重要原因。

任意操弄我島先民生死的殖民者眼中「迷信」的西來庵,與我社會歷史文化裡,那五瘟神到余清芳,所共同傳承的那頭角崢嶸的西來庵,我們島人應該傳承與發揚哪一個意義的「西來庵」?

二、余清芳事件中,被隱匿的身分──巡查補 

在上述的「全檔」中,有一項極重要的遺漏,就是對於余清芳的履歷,在起訴書與判決書,這兩個重要的文書中,我們如何也找不到余清芳早年重要的一項資歷──關於余清芳曾經兩次擔任台南地區的巡查補──當年日據下,如前及,巡查補是日人精挑細選下的青年菁英;在後藤長官時代定制選出;何以有此一遺漏?是認為不重要,所以,可有可無,還是太重要而必須隱匿?

試著回顧前面所及──起訴書、判決書與上報給內務省的「概要書」──對於余清芳的過往,都只是強調他曾經「以『二十八宿會』會員身分參與陰謀事件,……被解送服刑,因其巧善奸智……竟於明治四十四年間即被釋放,惟……惡性難移……不務專業……」[20];都沒有提及余早年曾擔任「巡查補」的經歷。

然而,在當時官報的報導中,我們卻看到檢察官在法庭發言時,並未迴避案主曾任巡查補的史實──當時記者的描述是──

「松井檢察官起立,開陳犯罪事實與起訴理由,被告余清芳,曾任巡查補,受懲戒免職;爾後為二十八宿會員參加陰謀,……」[21]         

這啟發了我們合理的懷疑,追究那段資歷──如果真的「二十八宿會」時,已有革命之陰謀,「匪徒刑罰令」的極刑,應早已對他們啟動,但是否可能更早他就有強烈之不滿;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我島先民曾有過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而剛好1901年前後,余曾兩度擔任該職;那時間正好就是我們前及我社會戒毒運動風行全台,其效果可以讓我們百年後的後人也感到振奮的期間[22],他正以通譯的身分,隨日警出入各個齋堂之間。

是否可以合理的論斷,因為余擔任該職時,負責在日警與我先民通譯時,看到了太多的我先民受到苛虐的真相;其中包括戒毒運動當年的所有成果;他曾經親見自己同胞如何戒毒,如何地有成效,那日人曾描述的「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只是本研究前面所見的只是文字資料,而余則曾經親見所有動人的真人真事。

當然,也包含了他也親見自己的同胞怎樣被日警打壓,以至於運動失敗的過程;甚至,我們只見到那一篇讓我們肅然起敬、望風遙想,由苗栗一堡金鸞堂堂主對日警提出的抗告文;而他若有心,在當年文風鼎盛的台南,很可能更看過其他同樣虔敬真誠,許多先民們願意為我們同胞「肝腦塗地」「成仁取義」的抗告文!──換言之,他的動機並非起於參加「二十八宿」的組織之後;並且難怪後來他被日人描述為很喜歡出入於曾經醞釀降筆會的場所──各地齋堂。

年紀輕輕的,既無舊傳統科名,或足以服人的門第,並無傲人的家世或財力,如何能夠向全島發展組織,如果不是有這類特殊的經歷,讓他對於自己的同胞與社會有深刻的信念,他如何能顯示革命領導者讓人誠服的識見[23]

也正是因此,在當年由總督府的秋澤次郎所著的名作「台灣匪誌」中,描述江定與余見面交心的場合,余對於自身的閱歷,只及於參加二十八宿會被管訓之事,應該是日人故意迴避了當年那段更為動人的史實──降筆會戒毒運動時期,一個年輕巡查補的洞察與深刻的覺悟。

三、絕非僅有「迷信」──運送軍火密謀革命

對於余清芳的革命,在那個年代,當然會有時代與社會的侷限性;那個年代,我島人的就學率,依據日人公布,該年只有9.63%[24];當時實務上,學童能夠讀完六年畢業的絕對不及半數,也就是只有4.8%左右;在那教育如此不普及,並且官方多方監視宰制的年代,民間要對先進的高壓政權挑戰絕不容易;動員無知的大眾,宗教信仰本是一大工具,只是領導人不能完全仰賴信仰,應該要有其務實的一面,余應該就是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但是,這場革命的失敗者確實為自身準備了一個很好的罪名──迷信、無知──其實那低智的教育,是統治者造成的啊;統治者卻很容易就可以取來羞辱我先民。

在教育極不普及,且教育根本不重視思考與討論的情況下,雖受教育也無力在面對稍微掩飾過的陷阱時脫困;因而許多起義事件,都不難被紀錄為屬於「迷信」的殘酷笑話。

本次革命事件,在所有公開的紀錄中都被指向愚昧的信仰與竟然使用傳統的冷兵器;從來沒有想過這位起義領袖的所歷練的「余少受教育,稍識文字,曾歷任巡查補、區役場書記,皆以品行不良免職,厥後,結交無賴,非為做歹,受戒告而不改,遂至入十八宿會,常以煽動愚民……」[25],設若都是真實的,這位曾經兩次受聘,隨時陪同日警出入辦案的巡查補,後來還曾出任區役場書記的「青年才俊」,真會竟然對於近代武器的威力毫無所知嗎?

由此問題,考察我島前人專訪該事件所有餘生者時,所曾出現的一項資料是──

「這是我所知、所聞、所見之事,余清芳。。。以台南亭仔腳為基地,假借廟要作醮來募款;募款範圍擴至台中,並且赴大陸買槍,用棺木裝運,後被人密告,日本政府即查緝買武器的人,余清芳得知……日本人稱抗日軍為『賊仔兵』,但抗日軍並無搶劫行為。。。」[26]

如果真的余是如官方所強調的那樣「迷信」,他何須募款買進大批槍械,且還勞煩如此秘密運送──據稱,第一批運送成功,第二批才被密告;何不啟用自身的靈符,豈不輕鬆安全?

其三、關於「殖民的治理性」──由該案的「革命理由」與其犧牲來考察

 「殖民的治理性」,是清華大學的留英學人姚人多帶回國內的重要觀點;其主要觀點可以濃縮為很吸引年輕學子的一句話──「日本殖民權力那種『愛好』事實〈facts〉及真理〈truths〉的本質」[27]──然而,那是真的嗎?如果為真,是以怎樣型態表現的?這裡我們就以「噍吧哖事件」中的六大革命理由問題來考察日本的殖民權力是怎樣地,如留英姚博士所稱「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

一、六大革命理由

我們看當年官方審訊時期的報紙新聞中,可見當時的革命宣傳──簡言之,當時曾有人提出該事件中,我先民革命的六大理由──

「1.各種稅賦皆重,人民不堪其苛徵。2.日人蔑視台民,動輒罵清國奴。

  3.警察蠻橫,不分良莠,俱加施虐。4.培植製糖會社,霸佔農業。

  5.實行林野調查,沒收台民私有林野。

  6.不予台民受高等教育機會,企圖奴化,愚化台民。」[28]

對於該案,真正關心該案的研究者,應該都會認定那是該案極重要的部分,但是在該「全檔」245萬字的內容中,對於這方面的供詞,相對於其犯行與前述「迷信」的描述,可說極少。這樣的官方檔案,怎可能是真正正義法庭上應該有的應對。

任何法庭正常的問答,豈非應該質問,嫌疑人犯意的來源?追究其所言是否真實?例如,警察如何苛虐、不合理,例如,「盜水井」的惡質;或稅收如何沉重,讓人「生不如死」,以至於平常如何受辱,以致於革命之時,為何發生殘殺婦孺,才能稍解嫌疑人的恨意,等等……沒有這樣的論辯的法庭審訊,哪裡是真實的近代法庭?在所謂的「全檔」中,簡直完全沒有這類的檔案資料,這樣的偏頗的紀錄怎會有多少可研究的意義?

是否更不要說那所謂的「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了吧?

當代學界在為殖民者辯護時有所謂的「殖民的治理性」[29],強調殖民者的政策推出都有高度理性的基礎,也就是有豐富的決策根據;因而,很能受到被殖民者的肯定;史實真是那樣的嗎?但我們由此「全檔」看來,他們只是羅列出了他們願意公布的部分真相,真的能夠獲得我們先民的肯認嗎,是否除非我先民都是已被高度愚昧了的──如該六大理由中的第六大理由所及──

「不予台民受高等教育機會,企圖奴化,愚化台民。」

對應於前及國語學校的教務主任大石教頭禁止留日回台的教師使用討論教學法啟迪我台籍學生之後,獲得提升成為總督府視學,從此,在強調「從順」,允准大量體罰的德育觀點下,其人在更長期依據其所謂的「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被總督府拔擢負責對於全台教師督導的事務,可以想見當年我學子所受的是如何貧乏的教育。

此外,該革命發生的當年,我先民努力爭取所獲得的深造機會竟然僅止於前述偏重農業勞動的台中中學校,確實可以為其明證;當年的殖民當局,若有所謂的「殖民的治理性」,該「治理性」應該僅是建立在易於唬弄、易於籠絡的愚化與奴化的基礎上的!

二、此「南部大陰謀」的規模與犧牲人數

本案在當時,官方的報導原稱為「南部大陰謀」;不但其涉案人數很多,其中有閩南人、也有客家人[30],並且也有被標記為「熟番」與「生番」的原住民參加[31];並且它由南部、中部而向北發展,可惜由於中部首先機密走漏,組織被破獲;然後,循線而南,南部也受到很大的壓力,倉促起事而失敗[32];當時涉案而送上法庭的人數很多,曾有「世界最大刑案」之稱。

該案依領導人而可分為余清芳與羅俊部分與江定部分;他們都受到殖民當局所謂「臨時法庭」的一審終結;前部分先判決,被宣告死刑者866名,有期徒刑者453名,行政處分者〈指病死或是刑求致死者〉217名,不起訴者303名,無罪者86名,其他8名[33];後部分,後判決,被告272人,起訴51人,死刑37人,有期徒刑14人,不起訴者221人。

然而,實際的受難人數為何──送法院的人數之外,官方從來沒有正式的數據;我們坊間只可見到各種回憶錄中殘酷的描述──

「日軍擊潰革命軍後,進行搜捕,藉口配發良民證、重新登記戶口,並揚言『十五歲以上未佩掛良民標幟者,格殺勿論。』,統一分發良民證的那天,男人優先集合在保甲廣場,書記〈戶政人員〉簡單敷衍幾句後,日軍乃以機關槍掃射,集體屠殺。」[34]

「我們約有十幾個人,就在玉井國小前挖洞……到傍晚洞尚未挖好,日軍就把要殺的人的人帶來了。……卸去腳鏈後,每一個人令其跪在洞邊……軍刀一揮,頭就掉入坑內,旋即將身體踢進坑內,然後要我們把每一個屍體用鋤頭再撈起來,日軍即用刀挖開胸膛取膽[35],其殘虐實令人不忍卒睹。最後又令我們埋土。工作的同伴,都手足發抖……可是眼見日人蠻不在乎的樣子,也就顧不了那麼許多了。」[36]

「養母涉嫌參加余清芳的革命,得了人情關係,沒有受到應受的處罰,我的親戚卻死了好幾位,被判無期徒刑的也不少,秋琳舅被判有期徒刑15年,算是屬於輕刑的了。當時,我們聽見許多匪徒被押解台中受刑,手腳都被鐵絲串連[37]著魚貫而行,滿身鮮血淋漓,慘不忍睹;流言造出了恐怖的氣氛,我怕得好幾天不敢出門……」[38]

「台南監獄……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嫌犯在此囚禁很長一段時間;當審判結束,罪證不足的一批人對外宣布釋放時,實際上就在這座監獄裡秘密處決了。也從那時候起,那幾棟……人人害怕的凶舍。」[39]

「台灣總督府…把江定等13名及主要人物潘春香等43名,分別收押……其他220餘人,則予以不起訴處分。可是這些人自被捕後,從未看見他們回家,據傳可能也是被日警祕密地坑殺。」[40]

此外,近幾十年來,在南部地區整地興工時,常常發現的萬人塚,使得作為後人的我們,認為常被提起的「噍吧哖事件」的規模與其在南、中、北各地真實的犧牲人數是一個我們應該關切的題目──尤其,我們是一個慎終追遠的民族,我們每年七月都體悟到無緣「同體大慈」,一起「同體大悲」地唸禱著「普渡」的禱詞;我們豈不整個社會更應該充分理解這個疑惑;為「普渡」當年曾有許多無辜先民的魂魄,還無依地漂泊在我們的百餘年來的時空中而探究。

戰後日本學者曾估計此事件最後的犧牲總人數,那是日人喜安幸夫在其「台灣武裝抗日秘史」中,曾描述而願意承認的:「除革命戰死300多人外,據不久前尚生存的慘案目擊者稱,約有二萬至三萬五千無辜的台灣人,慘死在日軍警手裡。」[41]

但是,根據我們努力探索,在似乎曾經很徹底被毀滅的、很有限的現存資料中,發現1915年與1916年關於台南廳的數據資料,當時兩年間的紀錄,該廳的農業人口竟然下降達22萬人[42],印證往後在國府時期先後多次發掘出無名千人塚、萬人塚之事,確實上述該日學者所承認之數據,應該絕對只是極度偏低的估計──也似乎說明與印證了為何1920年代初期,由於大正民本潮流的衝擊,我島上「台灣文化協會」風潮在台灣中部與北部大起時,為何在台南獨獨缺乏熱情的真實理由[43]

這裡又讓我們觸及了那所謂「殖民治理性」的說法,下一章我們將還有機會探究,我們當然不能只是盲信殖民者這所謂的「治理性」而任其欺騙。


[1]下村宏,出身於士族,東京帝大法科畢業;1900年,曾在八國聯軍時,出任北京臨時郵局局長;後赴比利時專研郵政儲金業務;1915年,內田長官因噍吧哖事件而辭職,下村接手;就任後立刻巡視地方,然後向總督提出「有關統治台灣之所見」,其意見當時似具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重視教育與宗教;面對該大案,對於國會中關於批判性的質詢,拒絕接受,強調將加強「教化」;其就任後,對於語言政策似有些尊重漢語的觀點,但對於實際政策影響則不大;1914年前後,島上曾經一度風行女權擁護論,至其主政,曾親自撰文批判「內礙之妻」而扼殺之;1918年,其任內改「民政長官」為「總務長官」;其最著名的事蹟是,離開台灣後,轉新聞界發展,離開政界;在1927年出版的「台灣略史」與1936年出版的「台灣治績誌」中,都沒有高調其地位。但是,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在右翼堅持玉碎的情況下,他在天皇身邊扮演了堅決支持投降的要角。似乎因而使其當年的政績轉受肯定,相對於後藤長官被稱為「創業期」的能吏,美稱其為「守成期」的大功臣。在帝國議會他曾提出上述「教化」觀點,應付議員的質詢;似乎可以做為後來田總督提出「教化主義」的前導;他真的很開明嗎?。

[2] 「里程碑」,上冊,張深切著,文經社,頁67、120、98;收入「張深切全集」。

[3] 「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博士傳」,著,頁7。黃玉階一生茹素,未婚育,信仰齋教先天派,為杜母之義兄。

[4] 「台灣省通志卷九革命志抗日篇」,轉引自「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81。

[5] 據稱是蔡培火在「治警事件」的法庭中,答辯時的回憶語。引自「台灣民族運動史」,頁241。

[6]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二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94。

[7]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三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49。

[8]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四輯第二冊,省文獻會,頁626~627。

[9]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二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95。

[10]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163。

[11]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159。

[12] 指我先民對於人的壽命長短,受天命的擺佈,不受人間臧否影響;所謂「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天年」的感慨,是其一例。時人厭惡日人統治,投射此厭惡,就形成了政權也由天命的控制。余清芳革命時,流行日人政權僅有天命二十年。1915年,正是其政權應結束之年。

[13]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二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381。

[14]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61。

[15]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59~260。

[16]在日本文獻中,通常都將它稱為「西來庵事件」,說是由於該事件策源地在該寺廟,故稱之──其實,本研究認為該說法是殖民者要強調該事件「迷信」的性質;而「噍吧哖事件」之稱,是由於在台南、嘉義、屏東山區,日人死亡最多,我先民犧牲最大,因而名之;但是,該革命之開展,一般通說,是由於台中羅俊方面先被警方破獲,領導人余清芳得訊脫逃往台南山區與江定會合,進入噍吧哖附近;故對於該一失敗的起義言,該地名深具紀念性,但也僅有局部性,失去了「南部大陰謀」原本擴及中部與北部的發展;至於,該事件另稱為「玉井事件」,是殖民政府在1920年代為了改變人們舊日的印象,不少舊地名都改了新名字;「噍吧哖」被改為「玉井」,故該事件也有稱為「玉井事件」者;不過,由於該地名在日本有風化區的意義,對於有主體性的研究者,罕見使用。在我們島上,也有稱為「余清芳事件」,強調個人與社會的民族主義意義,頗為深刻;但是以個人來代表整個社會,若未充分說明,其意義對於「非余姓者」似易於被忽視;在本研究中,將「南部大陰謀」與「噍吧哖事件」常並舉,是希望儘量呈現該事件歷史的真實。

[17] 這種型態,我們若以文化民族主義來看,可能意義特別深刻;例如,西遊記、水滸傳,岳傳等等,數千年文化的古國,可以聯想而自我啟發的偉大故事太多了;這裡舉出五瘟神,應該是最恰當的、適合於失去舊社會庇護的人群,其社會心理自我投射的一例。

[18] 「成為匪徒梁山泊的西來庵」,台灣日日新報,1915/8/23。轉引自「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27。

[19]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28。

[20]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125。

[21] 「匪徒事件公判」,台灣日日新報,1915年9月18日,記者報導。

[22] 1998年,我曾經代課於我初中時期的母校,五省中木柵聯合分部,今日的台北市國中,我在認識台灣的歷史篇講課時,曾為學生講述這段我先民的義烈可風的歷史故事,學生不僅聽得聚精會神,並且問我怎從來沒人提起,讓他們覺得身為台灣人很窩囊;它們說,聽得很過癮。故我有此語。

[23] 羅俊曾為教師,兼通醫術,又擔任保良局書記,曾經遊歷南洋;蘇有志是曾經相當成功的大商人,也是西來庵的執事;江定是領導一方的頭人;都不是泛泛之輩;各有其社會的識見,應該不是容易唬弄的腳色。

[24]「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新自然,頁275。

[25] 「匪首斷案原委」,台灣時報之漢文時報,1915.10.20。

[26] 「陰謀事件紀要」,台灣時報之漢文時報,1915.8.20,第71號。

[27] 「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姚人多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1,第42期,頁119-182。該文中以日人進行人口調查為例,強調殖民者如何求真求實,因而可敬可佩。

[28]引自「余清芳傳」,程大學著,頁32。原文見於〈「第二陰謀事件顛末──宛然是一篇小說」〉〈台灣日日新報〉,1915/8/19。

[29] 當今流行於學界的後殖民研究,在福柯一系中,認為過去的論述過份著迷於殖民帝國如何二元論地透過對殖民地人民的「扭曲」,建構出自我表揚的種族神話。他們批判,在這樣一個大致對焦在以文學文本為基礎的文化想像的研究路徑中,彷彿殖民權力永遠是一個不喜歡事實、不喜歡真理的權力,彷彿殖民國家什麼都不會只會一昧地醜化被殖民者。該論述已成為西方爪牙為殖民統治辯護的重要力量。在我島上,清華大教授姚人多屬之。〈以上由於個人對於福柯的著作沒有研究,不敢自評;引自「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的編輯室報告。〉

[30] 在該案的涉案人中,南化鄉中有被註明「廣」身分者,達20人。應是廣東人。可見於「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2000年10月;頁93。

[31]本事件中部員林、南投一系的主持人「游榮」與「李火見、李火生兄弟」,就是平埔族;皆可見於「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2000年10月;頁33、91、93、98、100。

[32]當時起義的情況,義軍雖然被迫在逃避緝捕中起事,但是轉戰幾庄,僅在甲仙埔未得手;而數百人攻佔南庄派出所後,因迭次取得勝利,士氣大振,但交戰傷亡,人數漸少;此時,因有傳聞已攻下阿猴廳與中國革命軍即將在安平港登陸,進攻台南,以及中國海軍軍艦也將前來,海陸合攻日軍;因而,募兵十分順利,義軍增至千餘人。惜因日軍的武器與訓練皆非義軍的舊式槍砲可比,終至潰敗;除了羅俊起義前已被捕外,最後並肩作戰的余清芳與江定也不得不分手,另謀再起。但在日軍威脅利誘的強力掃蕩下,余清芳先被捕,回其熟悉的山區藏身的江定,在半年多之後,才被當局動用地方耆老說降誘捕。

[33] 「日據下之台政」,第二冊,頁625。

[34] 「回首噍吧哖」,溫福住著,台南玉井鄉公所,1999年印行,頁64~65。轉引自「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2000年10月。該周氏之外祖父,當場被擊斃;大舅父因傷重致死;二就負責伏在死傷者下,幸而逃過一劫。

[35]此資料,原以為孤例,不擬用,後因在日本維新史中有類似之事,且在我島的雲林大屠殺與霧社事件中都有類似的史述,所以,在此處也予揭露。

[36]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183~184。

[37]此一描述,難以想像;然而,往後還曾見於光復後之台灣史中,為留此歷史脈絡,故乃如前述的我先民遭「取膽」事例而引用之。

[38] 「里程碑」,上冊,張深切著,文經社,頁67。

[39] 「埋冤1947埋冤」,李喬著,下冊,海洋台灣出版社,頁301~302。也有日本學者稱「台灣民間曾謠傳經大赦令後來刑滿出獄的人,半年後莫名其妙的死亡,在他們出獄前,曾接受打毒針云云。」〈引自「台灣武裝抗日史」,喜安幸夫著,廖祖述譯,作者發行,頁168〉

[40] 「清廷台灣棄留之議」,王詩琅著,德馨室出版社,頁145~146。對於此江定的部下,另有一說為「其他有義士227人被捕後,據傳全部被警察活埋而殉難。」,可參見於「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著,上冊,蓬島文化,頁449。

[41] 「台灣武裝抗日秘史」,喜安幸夫著,頁166。

[42]這是本研究仔細考究各種現存資料,發現的數據;那是分別見於1915年排印的「南台灣」,第二回南部台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編,日本大正四年排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印行,頁8。台南廳農業人口為334,234人;1918年排印的「台南廳管內概況」,大正五年庶務課編,大正七年排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印行,頁41。台南廳農業人口為113,000人;前後落差達221,000人,故有此言。

[43] 學者林柏維在其專著中,曾經如此描述其不解,「自1923年十月文化協會本部移設台南開始,台南州的會員人數並未因此而大幅度的增加,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顯然以蔡培火為專務理事的文化協會台南本部,並未大力開拓會員人數的成長,……」,然而,台南本部真會如此怠惰嗎?當年噍吧哖事件消失的人數如果是二十萬人上下,官方可以封鎖消息,但是民間親朋好友鄰居的恐懼,台灣文化協會台南本部的熱情智識份子,怕是很難真實理解而看破,只能認命地被埋怨,台南本部辦事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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