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八──佐久間總督的制漢政策〈由革命事件到同化會〉 | 郭譽孚

前面,我們專題論述了當局對於原民的政策變化,下面來總結佐久間總督任內的作為。據日本學者自稱「明治政府採強烈榨取農民與勞工」[1],難怪該總督對於殖民地步可能有什麼緩和政策,其任期中我先民常有要起義之憤怒;不過,明治政府此時結束了,是否新政府的殖民政策就可能有多少改變呢?──史稱,那位「大正天皇」是一個身心不太健全[2]、難以主持議會的統治者──佐久間總督任職期間正跨越了兩位天皇的任期間──我們現在回到他對於漢族的真實政策。

我們已提及過佐久間就任之初,曾經表示遵循過去的政策;一般說來,也是如此;但是,由他在同時進行「理番」之際,還能先後壓制了我漢族先民抗日的「北埔事件」「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以及抗日性質較低的「台灣同化會」等等;實在不應該只是把他的作為,僅稱沿襲前人而帶過。

我們還曾在「殖民統治的奠基」的大題下提出「作為重要註腳的「北埔事件〈1907〉」真相」的論述,那是佐久間上任後所面臨的第一大案;我們看到了當時的當局如何把應該是遍及大新竹台地與大台北盆地邊緣的怒火「大事化小」,如何把新竹近山區內大坪的事件,向北埔城鎮「恐嚇威壓」,要到1945年的專書出現,我們才能稍洞察其真相;其後,一連串的「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到他任內由南到北發展為最大規模的「噍吧哖事件」〈雖在他任內沒有爆發〉,都是革命事件。我們沒有可能一一詳論,只能在泛論之外,舉出其中可能意義最重大的發展。

其一、泛論後藤新平離台後的島內情勢

  • 縱貫鐵道完工

    建設工作,對於殖民者當然是好的,但對於被宰制的被殖民者言,其意義可能完全不同。1908年,北埔革命事件後,在「日俄戰事」時趕工,以防俄軍登陸的台灣縱貫鐵路完工了、交通不僅是當局經濟剝削的重要管道,也是官方有效宰制地方的工具──一如當年義軍歸順時,當局提供給義軍築路的工作機會,該道路往往就成為官兵大舉進剿的康衢大道──從此,我島上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開始下降;該年的數據是整個數據資料的最高點。

該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沒有人會故意謊報死亡吧,官方也沒有必要製造假的死亡資料;該年以後,也就是自1909年起,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逐年盤旋下降;換言之,也就是儘管當局宣稱我全台的工農產值大大增加之後,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都沒有回升到1908年的高水準,充分地顯示了日殖期間,交通發展在統治上的重要性與其促進剝削的深刻意義。

同在此年,全台各地農會自1900年三峽農會組成後,農民陸續自行自由組成;但自1908年起,所有農民強制參加農會;同年,官方推出所謂「官設埤圳」;我島的水利工程,過去都是民間自主合力進行;本年起,官方以民間難以負擔而出資興建,自然控制給水權力。並藉此更彰顯埤圳的公共性,為後來號稱「水利組合」,實為「水害組合」的制度,埋下伏筆。

  • 大石事件的意義

    前面已提及過的,發生在1910年的大石教頭事件,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事件;在一般我島主流學者怕日本人會不高興的情況下,很少人肯關切該事件;事件後,我台籍優秀的公費留日返台教師洪禮修,在「理想與麵包」之間,堅決選擇了理想,即辭職;該事件因而轉成「大石教師排斥事件」,後來,確實大石教頭離職,但是他的離職是升官,成為總督府視學官,即今督學,並改敘從六位,進一步繼續其蠻橫地壓制所有公學校教師。

至1913年,大石甚至更被擢用為台灣小學校、台灣公學校教員檢定委員會常任委員;1917年,其勳等更升為正六位勳六等,即顯然總督府支持大石在實務中仍推動著他所堅持的觀點,絲毫沒有受到我島教師與學生抗爭的影響。

該大石教頭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其結局,除了大石高升之外,當時的學務部長,那位受到後藤長官高度欣賞的持地六三郎下台了,應該是由於他竟然選拔出敢於反抗教育體制的公費留學生,必須引咎吧。此外,官方懷疑我台留學生在東京沒有宿舍,疏於管理,易受外界不良影響,立刻趕建東京學寮,即名「高砂寮」,於1912年完工。

同時,極為重要的一項不起眼的新指示,是1913年1月,佐久間總督通令「往後所有的公文〈府令、告示、諭告〉,所附的漢譯文,一律廢止。」[3];要知道各種對民間宣示的事項,其存在的意義就是與人民溝通,使得人民的生活有所遵循的工具;在那我先民就學率只有8.3%的年代,如此的法令,顯示當局者所抱持的是怎樣的統治態度?──真仍然是那位大石事件中離職的持地課長前述所謂「針對住在台灣的內地兒童,其教育方針雖以教育敕語為準則,以養成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健全日本國民為期許;但台灣人的教育,沒有必要沿襲這種做法,只要普及國語即可。」的更為實現啊。

此外,值得注意的,應該是由於「所附的漢譯文,一律廢止」,我先民在過往每次儀式上那朗讀「教育敕語」漢譯本的項目可以自然取消,無形中也減輕了當局已感自身所訂我島教育政策與「教育敕語」相違逆的頭痛問題。

當年我島上各項宰制的工作逐漸完成;大石事件對於我先民的自覺應該相當重要,但是對於殖民當局只是只管「亡羊補牢」,並沒有對教育問題進行全面檢討。

以上,可說是我們對於「殖民統治『重奠基』」問題的引論。

其二、在辛亥革命後的反日怒潮

接著,我們來看在所謂「理番政策」外,他在任期中對於我漢族台人的宰制情況;那幾年中發生的革命事件,其特色在於他與對岸時局明顯有連動作用。

那是自從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後,此岸深受震動,先後較重要的革命事件,有「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關帝廟事件」、「東勢角事件」、「南投事件」、「大湖事件」「六甲事件」「新莊事件」等在各地紛起;林杞埔的主角劉乾曾任林杞埔守備隊與憲兵隊,懂得乩術,與其同夥的林啟禎是富農,是那一帶造紙作坊主人;土庫的黃朝,是出生乩童的苦力,託言成神的乩童柯象指引,起義革命;關帝廟的李阿齊是乙未義軍之後人,與羅福星組織有關係;東勢角的賴來,二年前曾偷渡中國,居留兩個月;在上海遇到革命運動,心嚮往之。南投的陳阿榮為當地望族之子,有民族意識;鄭向梅巡查補盜藏埔里支廳村田槍,準備配合陳起事。大湖張火爐有革命思想,見中國革命成功,也想組革命黨,有稱其將請黃興指揮領導者。嘉義羅臭頭,為拳師,為護持受日警凌辱的鄉民,率眾起義;新莊的楊臨,為廚師;因當局稅負過重,官逼民反而起義。

而以1913年底的苗栗羅福星事件,因其領導人羅福星[4]曾參加中國同盟會,與革命起義軍,直接與對岸中國的民主革命相連結;據稱當時已在島上各地展開秘密組織,以其自稱受其號召而入會之會員達九萬人[5],最令日人震驚;可惜尚未組織發動,已被破獲。

以下,我們就以羅福星領導,不幸失敗的苗栗革命,來考察代表當時我島上的時代怒潮,同時,審視稍後做為日本當局的對應政策──台灣同化會。

一、羅福星與苗栗革命

羅氏除了其人本具有相當高的理想性外,他祖父之家世與經歷,曾為清朝奉政大夫,參與劉銘傳的現代化建設工作,並率鐵路工人,在「台灣民主國」時期響應丘逢甲的號召;有如此家族的理性與情感的傳承,使得他特對我們島嶼有深厚的感情基礎,況且,其時兩岸民眾確實都處於民不聊生的悲慘狀態。

因此,他就在轉回故鄉時正式成為中國的革命黨人,不只與過去他在印尼僑校的革命關係[6]連上線,並且也與由台灣沉痛返鄉的故老丘逢甲輩的血淚遭遇相結[7];他的來台進行革命活動乃是辛亥革命後,受到福建都督的派遣;據稱,他曾參加黃花崗之役,是極少數的負傷而生還者[8]

此事件,日警所錄供詞裡,羅的組織發展似乎相當順利;據其描述,在社會中獲得巨大的迴響,但所得革命黨員數則不詳;該描述是否屬於虛張聲勢,由於革命事業必是秘密組織,除非取得真實名冊,實在難於核實判斷。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羅17歲來台時,已具有海外與對岸受教育的經驗,日人允許其進入島內受公學校教育;如其嫡孫在其傳記所稱──

「公學校制度……招收8至14歲之學童……因為公學的宗旨,不在傳授知識,而是為了灌輸奴化思想,因此,對學齡的限制,形同具文,致20多歲的學童比比皆是。羅福星的申請入學,日本主管機關,當然歡迎……插班五年級……壓制著復仇的怒火,裝著順民模樣,進了『苗栗公學』……在課程方面……除了日文……其他各科,在他當老師都綽綽有餘,遑論學習……」[9]

由上述深刻的在地經驗看,在那普遍「民不聊生」的大環境中,他的宣傳革命若是基於這樣深入的認知──教育是民眾對於未來的唯一希望,若現況已很差,而教育上又沒有希望,當「順民」就只是奴隸,則當下與未來的人生,如何能有積極的意義──其鼓吹革命的論述應該是極具雄辯性的;更何況,如果前述「大石事件」在中、上地主階層中流傳的作用,是否,他所稱可能吸引近十萬人參加的種種成果,確實就不無可能。

同時,由這段重要史實竟完全未見於官方檔案,以日本警方能夠把嫌犯拷打得承認「偷盜水井」的著名績效言,官方檔案竟然沒有記錄這方面的審訊資料;反面推理,是否應該是查到相關資料,但因其意義太不利於不肯悔改的當局,故該史實就像降筆會戒毒運動的重大史實一樣,就被大力隱匿了。

另外,如前及,本案中有一位「巡查補」參與,「巡查捕」是當時我台人被當局嚴密拔擢出來,擔任通譯的年輕知青。他們是當時最懂得日本殖民統治真相的一群。據稱「有一位巡查補叫做邱義質。他表面偽裝忠於日本,但老早就跟羅福星結拜兄弟加入了革命黨。他立即通知羅福星,機密被發覺,並給他旅費叫他暫時遠走高飛避風險。」[10],可以相當顯示了當時社會雖被強烈宰制下,但民間仍積極反抗的複雜實態。

此革命事件之被破獲,時當中國革命成功後,日警對於島內的局勢也十分緊張,到處捉拿可疑人物;羅福星的起義計畫原來訂在七、八月,據稱已秘密連繫近十萬人,實際起義將以苗栗為中心。

不幸,在書信連絡上,雖然都以密語聯繫,設計頗為精巧[11],故毫無走漏;然而,在其組織要角吳覺民與羅聯絡的電報上,因「覺民」的日文與「革命」諧音 ,引起日警的佈線追查;幾乎同時,辛亥革命之後,先後有南投陳阿榮、台南李阿齊、苗栗賴阿來,台中張火爐紛紛圖謀革命,日警感到到處不穩的訊息,使得日人高度緊張,又有新竹大湖支廳發生了槍枝遺失的事件,日方的追查更為嚴密,羅福星雖獲得巡查捕邱義質之兩次掩護而脫險,但是,終於在完全還沒有起義的準備下,竟被殖民當局破獲。

日人將前述五樁反日事件一併稱為「苗栗事件」而於1914年二月以臨時法庭審理。各派黨員共達921人,受判決死刑者20人,有期徒刑者285名,行政處分者四名,無罪者34名,不起訴處分者578人;據稱,執行死刑者,當時「雖皆蓬頭垢面,但意氣自如,態度從容」[12]

此次事件,殖民當局以其全無宗教氣息,有明顯的政治理念,且與對岸的大陸有關;其參與者中,也有相當的學問與資產、名望者,非只是一般苦力而已;他們對於我島社會似乎毫無分化,共同反抗殖民者的現象,特別重視[13]。但是,在公開的省思上,他們並不深入檢討、改變其種種苛虐的作為[14],僅強調事件主要是受到大陸辛亥革命的影響。

二、日本當局對應時局的「台灣同化會」

由前及的「警察不但在有成文條例的名目下可以處罰老百姓,即使完全由個人的好惡,也可以隨便刮臺灣人的耳光或把人帶到派出所,輕責罰跪,重則毆打出氣。」,是否我們就能夠想像而理解當年我先民對於「台灣同化會」的感受?他們急於想像並實現「真可能」被同化到如何的新地位。

此外,前及1910年在我島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所發生的「大石事件」,大石教務主任成功地逼走公費留日回台的優秀台籍教師洪禮修,該問題轉為學生排斥該主任的「大石排斥事件」;次年,即辛亥年,更轉為該校學生要求提高教學程度的事件;此事件與辛亥革命或許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由於該類教師在我社會中的地位很高,由出身言,必與當時我島上地主資產階級有相當的聯繫;因而,該事件的主體效應應該在中、上流社會流傳。

當時,正當對岸大陸同胞開始高舉革命大旗之際;如前述,有不少先民開始呼應對岸的革命大業,這應是合理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述,當時日本的一般平民明顯有因辛亥革命的衝擊而促進了他們對於日本護憲運動的支持,對於東京當局怎會輕忽辛亥革命對於此岸中國人的影響呢?因而,對於當年該所謂「台灣同化會」的發動,本研究認為一般史書中多描述為兩個平凡的日本文化人發動,強調其獲得開明的明治元勳板垣退助的主持;其實,要理解史實,可能應該更強調殖民當局的計畫──因為,當時,最在乎辛亥革命影響於我島的應該是台灣當局,無論他們多麼衊視兩岸的中國人。

況且,當時我島最明顯受到對岸局勢影響的,是日人也感受到我台人在日常生活的「辮髪」上的變化;那是辛亥革命前,1910年,清資政院已通過「剪髮案」,消息傳來,我島上的民眾在這方面自受影響,從此僅靠著民間各地仕紳發動,該陋習就有逐漸矯治的情況,這是明顯的影響[15]

此時,下層社會已經難耐殖民者那高度的敲剝壓榨,意圖共同激烈反抗;而上層社會雖也感到不堪承擔的沉重生活壓力,但是卻選擇了另一種可能自我紓壓的溫和方式;這種差異,或許來自於他們所獲資訊不對等,或許也可以當代學者黃仁宇先生對於當代中國的前途,所揭示的「隧道過長」 之說,因隧道過長以致於沒有人真能看到「天光」,或亦可說只有極微弱的光線,故此時我先民步伐不齊;甚至彼此簡直居於日人所樂見的,我島人盲目相殘的處境。

同時,我們似乎也不能不承認在日殖初期以來,殖民當局使我島上近70萬人消失的血腥作為,確實往後對我社會民眾產生了相當強大的震懾作用[16];因而,在人性的現實反應上會發生如此的歧異。

不過,更值得深究的,可能是該會的形成應該並非偶然,該一被我先民頌揚為「自由神」的民權派政客,曾經出任內務相的板垣退助之主張,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其人過去之紀錄,他們應該知道大石事件的餘波,可能發生相當大的作用,其行動極可能乃是東京當局面對辛亥革命後我島內可能出現的不穩局勢,為分化我台人而設計──並非其個人有真實堅信「同化」的主張。

由前述板垣早年在日本民權運動史中那把民權派同志中途「放鴿子」的著名劣跡裡,應可獲得相當的認知[17]──是否只是這次他更成功地欺騙了我們島嶼中上階層的菁英,自然就削弱了整個社會原本應該共同呼應對岸民主革命的廣大力量。

換言之,殖民者的這段作為真是精采的,該會的組成,是對於我台先民社會的明白分化。傳言將給予某種特權,促使原本有鄙夷低下階層傾向的中上階層更脫離其原屬的大社會,而與苛虐的統治者接近;給他們團體則更增加他們彼此間的認同;他們得到的特權,就是至今仍常被提起的,1913年,北部與中部仕紳出錢出力才共同獲得的,好像真讓台灣人也有獲得深造教育的機會──我先民願自費設立「台中中學校」,作為我台人子弟可以繼續升學深造的學府。

但更值得重視的,是當總督在1913年容忍「台灣同化會」活動,以致我台各方名望人士、有力者紛紛參加,其會員乃達到3,100多人,並且他還放任板垣在1914年間,兩次來台[18]宣講其同情我先民處境,那應該「一視同仁」的說詞[19],一時頗聞我島與會者應和地發出各種怨訴;但並沒多久,就在該年底,該成立大會完畢,板垣離台後,當局明顯就轉為冷漠的態度;至1915年1月,總督府更不只就以「危害公安」[20]之名義,解散該會;更對於前此表現不滿的各方參與者施壓,其情節較嚴重而不屈的公職者往往受到當局的免職處分[21]

同時,前述教育上的「特權」,其實「非特權」;而是被當局視為「特權」──記否,前述軍方所稱「如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那「儘所能加以吝惜」之說──1913年,我先民提出願自費設立「私立台中中學校」,教育我台學子,雖未被駁回,但竟被改作官方接受我先民金錢與物資的捐獻而該校竟成為僅重視勞動教育的中學校,也就是所提供的中等教育,竟然只是那樣沒有未來深造性的中等教育,真是高明但極惡質的政治手法啊。

由1913年該校申請設立,經過官方批准,到該僅重視勞動教育的中學校正式成立時,已是1915年;其間「台灣同化會」的同化論述如曇花一現,就被辣手摧殘;台中中學校可說是該會被摧殘的遺跡,也是我先民被宰制與欺騙的明證;就在這期間,佐久間總督不僅渡過了辛亥革命的巨大衝擊,也以「台灣同化會」的敷衍,取得了漢族在其理番政策上的配合〈例如,漢族較肯出任隘勇;或漢族富戶較肯出錢慰勞日警,或在征伐中,更能發動漢族擔任前衛或後勤〉,從而完美地達成了他們那「只見蕃地,不見番人」的理想──如果十多年後,模範番社中不發生「霧社事件」的話。


[1]引自「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頁42。

[2]大正天皇為明治天皇的第三皇子,生於1879年;據稱其人出生之後,既生大病,成長中也體弱多病,故身心發展都差,在1896年被立為太子;1912年,接大位後,不僅有步行困難,且有語言障礙;外人恐難以想像其統治能力,但是在當時日本神道觀點之下,統治者高度神聖,不可褻瀆;體制應難改變──至1920年,大正病重;皇室會議決定唱設攝政,由皇太子裕仁親王為攝政;1926年,卒。參見「日本歷代天皇略傳」,笠原英彥著,陳鵬仁譯,台灣商務,頁266~267。

[3] 「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杜武至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頁388。

[4]羅氏為廣東嘉應州走南洋拓墾遊歷之族人;1884年,生於印尼,1885年隨父返回故鄉;其出生時,劉銘傳在台修鐵路,其祖父本定居於印尼,為築路領班;受轉介來台從事該現代化建設工作;聞訊返印尼探親後,再來擔任該工作;1895年,修鐵路的祖父曾率工人投效在丘逢甲麾下,準備抗日;事敗後,其祖父認為日人不可能永據台灣而留台;1896年,青少年的福星得入有革命背景的印尼中華學校,受該校海外興中會影響;1903年,中學畢業後,他曾由祖父帶來台灣,就讀苗栗公學校,親見日人之跋扈與囂張;1906年,隨家庭要轉回廣東故鄉時,在廈門投入同盟會,從此開展了他日後的革命生涯。

[5]當時的情況,據稱羅來台後,居無定所;經常設法以各種名義,糾集民眾;以苗栗為中心,成立秘密組織,其名如,華民連絡會館、共和聯絡會館等等,其參加者須填寫父祖三代姓名,然後宣示為祖國效忠,並繳交黨費;其為了保密起見,一切革命事物都以暗語聯絡。

[6]當時,早年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已經在1905年發展為中國革命同盟會,羅此時所接上的革命關係就是同盟會了。

[7] 1906年底,受流言困擾的丘逢甲負責廣東省僑教,羅受指派視察南洋僑教,定期提出報告;1907年,羅的教育見解獲得肯定,受派為星加坡華僑中學校長。在星加坡的革命黨中,地位日益重要,在胡漢民主持的會員大會後,獲得胡的約見;討論關於僑教與文宣的見解。至1908年,他曾獲見革命黨領袖孫中山。

[8]詳情可見於「羅福星傳」,羅秋昭著,黎明文化,1974,頁34~35。

[9]同前書,頁16。這是日人各書中都沒有的一段,但細心的研究者,在讀到羅曾來台讀苗栗公學校時,應該會疑惑,當時羅已十八歲,羅應已由印尼中華學校畢業,那是怎麼回事?素受我學界景仰的日人學者應該是故意略去此史實,我們怎能不注重?而我台人著作,雖稱許「抗日」,竟也隨日人抹煞該史實,稱羅出生於苗栗,而根本抹殺羅在讀公學校前,實已中學校畢業者,真是可嘆。〈例,頗著名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980〉「台灣先民奮鬥史」〈1982〉與「台灣史蹟源流」〈1987〉等,即是〉

[10] 「台灣先民奮鬥史」,下册,鍾孝上編,自立報系,頁405。

[11]例如,台北叫「北部酒」,苗栗叫「中部酒」,新竹叫「紹興酒」,淡水叫「西洋酒」,基隆叫「首部酒」,台南叫「南部酒」,基金未納叫「乏用資本」,基金已納叫「清楚」,……搜索叫「尋物」,拘留叫「狗貓」,被捕叫「店員缺勤」。。。

[12]

[13] 可見於「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省文獻會,頁88。小野檢察官語。

[14] 同前書,頁343~344。大田辯護律師語。

[15] 「日據時期台灣總的放足斷髮運動」,吳文星著,收入「認識台灣歷史論文集」,國立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主編,印行,頁230~231。

[16] 比較有良心的日本作家曾如此描述──「第四代總督……那是在佔有台灣三、四年之後的事。台灣到處談論著殺人的血把池塘染紅的事,弄得人心惶惶。如果鼓起勇氣挺身而出,馬上就會被打擊。」〈「日本人與台灣人」,頁182。〉

[17]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歷史在我台學者的論述中,極少提及此一史實;尤其,張深切在其「回憶錄」中,竟絲毫也沒有提及板垣在日本民權運動中的這個極不名譽的背景;但在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中,還稍微碰觸過那段史實,指「其自由民權思想,充其量也只是達到施行尊重民意的政治」。可見於該書,頁25。或許,這就是個人回憶與史書的差別所在。

[18]該年兩次來台,一次在3月;其第一次後,返日就草擬同化會趣旨書,並就相關問題與大隈首相商談;獲得同意後,將該趣旨書陸續發出;第二次來台,11月來台,發表書面談話,以歐美人迫害亞洲人問題,強調中日親善提攜,應以改善對台人待遇起始,不可如西人之愚民以逞;12月,在台北鐵路飯店舉行創立大會。在台日人可說竭盡捧場之能事。而不僅於此的,是原本我台銳氣醫專青年頗有反對同化會者,在蔣渭水與杜聰明等領導下來找林獻堂對話,林命秘書甘得中接待;醫專青年出口便責難,是經甘氏的一番紓解我島社會所受壓力的解說,不僅消弭了一場風波,竟使次日更有170餘名醫專生聯袂參加該會的情況。

[19]他提出,日本帝國的政策是同化主義;他強調台灣人的要求「是有相當程度的理由……因為日本帝國的台灣殖民政策和英國對付印度的政策完全不同,而是採取沒有種族區別的同化主義政策,更何況,台灣和日本又具有同種同文上之關係」,因此,為了實現同化主義,應該提高教育水準;應該給予我台人經營報紙,發表意見的機會;甚至大談日台通婚;希望該會將是一個日台溝通融合的平台。〈轉引自「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制度」,李園會著,南天,頁66。〉

[20]引自「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自立報系,頁30~31。關於此解散理由,該書稱「……妨害公安之事實,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卻一字不提,只有極力對該會幹部之金錢關係做文章。……同化會解散後,該會幹部曾以涉嫌詐欺罪被檢舉……」;其事無論是否為真,都與所言「公安」無關。在日人後來的官書「台灣治績誌」中,則在其「台灣同化會之解散」一節中,批該會為「掛羊頭賣狗肉」;可為參考,該書,頁428。

[21]解散該會的過程,由1月21日,以台北廳廳長為首,全台各廳長一致辭去同化會評議員;同月23日,取締同化會徵收會費;當時的蔡培火為台南市第二公學校訓導,積極加入台灣同化會,並且擔任板垣在台南講演之翻譯人,當該會被解散之時,他就被迫離開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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