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七──佐久間總督的「後期理番五年計劃」與其成果 | 郭譽孚

前述「七腳川事件」後,當局的處置,是將該社領土與槍彈全部沒收,殺戮壯丁,再將老弱餘生的七腳川社番強遷往受他族圍堵的平地,要求餘生者專注於農耕生活;該處置被稱為有「滅族」的意義,對於我原民意義重大。

然後,就有了前述,1909年,將我們全島的行政區重劃的變革,且開始在本區招徠日本移民建村〈即日殖時期的吉野村,今之玉里〉。

該年,「甘諾政策」的作為雖仍存在,但整理過去各種政策經驗,更推出了第二次「理番五年計畫」〈1910~1905.3〉[1]。也確實得到了相當的成果。

一、後期理番五年計畫──

關於該計畫,其特色有四:

一〉該計畫是「軍事討伐」的

據稱,由於軍方在該「七腳川事件」中,發現這是軍方進行各種演習訓練的好機會;所以,儘管這後期理番計畫原本首相與內閣並不感到興趣,但是由於山縣元老的支持,與天皇的關切而獲得了東京當局高度的重視[2],難得地取得了五年總共1,500萬元的經費[3]

也因此,1910年,當局乃積極推出前述的全台「林野調查」,把番民大多沒有明白權證的山林都收為國有;於是該年立即爆發了泰雅族聯合抗日運動,這是「所有被隘勇線圍堵受困的內山泰雅族,以及『歸順番』線外同族的共鳴」[4]的結果,鎮壓工作直到1911年;期間,曾一度危急,軍方以協助警察為名,開始動用軍隊一大隊與山砲隊、迫擊砲隊等助攻;但是仍陷入我原住民強烈的抵抗中。最後當局是在增派軍隊,以速射砲、山砲、迫擊砲、臼砲、機關砲的轟擊下,才得取勝;戰況歷時達五個月。

當時的情況,是否真有那樣的必要?據稱,軍方似乎有意藉此機會試行各砲實彈練習,以便了解各砲性能,並且進行各種軍事演習與教育;而1911年4月,殖民當局更宣布沿用甲午戰爭時的敕令,凡是對番匪討伐有功者,與戰爭時期同等論功行賞;這更是其強調「軍事討伐」的理由。這也是第二次理番五年計畫前期逐漸展開的重要序幕──在出身警界的大津番務署長領導「威撫兼用」之下進行──據稱,出身軍界的總督對其計畫作為是不滿的。

二〉由「沒收槍」到「貸與槍」

在該序幕中,除殺戮番民視為戰功之外,其主要目標可說是沒收槍械;當時,在該軍事威嚇下,開始大量地沒收原住民的械彈[5],它沒收了該番的616支槍。

1911年,則開始透過前述的征服,直接以威脅方式在東部進行沒收阿美族槍械,那是威脅下的收購或收買,沒有受到嚴重的反抗[6]。然後,在南部,從1913年到1914年之間,對於排灣族和布農族的沒收政策則受到相當的抗拒[7];但是從南番仍然共沒收了6,300多支槍。

整個第二次五年理番計畫,據稱沒收番民槍械達22,958枝。

不過,該年底,又在計畫中號稱體諒「番民狩獵的需要」,增加了「貸與槍」的做法,那是全力大批收繳番地的槍械後,也在各「番務官吏駐在所」出借槍械的制度,每年僅出借一次,一支槍,配合五顆子彈,時間最長為五天,每社每日出借不得超過五支槍[8];讓我番民雖與槍械日益疏遠,但一直難以忘懷擁槍的昔日樂趣。相對的,該五年計畫中,當局卻為鎮壓者準備了每年十萬七百顆子彈[9],命令番地的警備人員練習射擊。我原住民在他們未來可能遭受的鎮壓中,如何可能是日警的對手。

三〉天皇遺命的大轉折

就在上述期間,整個理番計畫,雖然如前述,有視同實戰的命令,但其主要價值只是作為軍事訓練而已,若沒出現「天皇的遺命」,總督府雖因發現東部大理石礦藏,更有積極掌控與加速開發東部的壓力,但是否能夠及早順利完成該計畫,當時原住民已沒有多少反抗的能力;而軍方支持該訓練計畫,因而,並沒有太大的壓力。

當時,民政長官大島爆發其牽涉土地收買事件[10]而被免職,連其內務局長也換人,提出「甘諾政策」的大津署長因而失去了支持者;然而,更重要的應該是明治天皇在1912年駕崩前,據稱還曾關切理番事業的成敗;這樣的「使命」作用使得前述總督曾主張的軍事掃蕩觀點成為急於實現的「使命」。

在1913年不只把大津換掉,也改換台灣軍參謀長,這就是該後期計畫的後期,完全轉為強力征服的重要理由。

該年,他在「天皇遺命」下,以接近「日本武尊」神話中的殘酷手段[11],順利鎮壓跨越新竹、桃園、南投、台北的基納吉番──殺戮的威嚇與沒收槍械並行。

隔年,1914年6月,他更以七十歲的高齡仍親率三千多警力,動員萬人[12],為征伐太魯閣番而進入崇山峻嶺間,以至於在太魯閣墜崖重傷,似乎真是武士道傳統必須有此瘋狂堅忍以生命拚搏之一幕[13]

四〉統戰漢族台灣人

在該總督軍事討伐原住民期間,他如何繼續分化原漢關係,以進行其軍事訓練的計畫;除了強調該討伐行動的合理性,要求我漢族在人力與財力上支持外,當局且在1912年推出了所謂「吳鳳彰顯事業」,不僅把阿里山地區著名的通事吳鳳的故事改編,出版為強調為了「感化」當地鄒族而「殺身成仁」的專書[14],並且因此還重建已傾頹多年的吳鳳廟而隆重其祭祀;1914年8月,他更大力完成醜化我原民的漢族通事吳鳳的犧牲故事而建碑,並且在教科書中出現「吳鳳」的課文[15];藉以拉攏與原民同樣居於被宰制地位的我漢族台灣人。

此外,素來看不起我傳統信仰的當局,在1913年月3,佐久間總督竟然親自往北港朝天宮上香、獻匾;應該也是當年拉攏漢族的一項重要的作為。

這種拉攏利用的作為,自從其前期的五年理番計畫開始以來,當局隨著日人六年義務教育的推行,宣稱六年義務教育並非最佳的選擇,而給與我漢族四年到八年的彈性學制──除了非義務教育,另將由當局根據各地不同的民情而決定畢業年限;在實施期間,降為四年制者多,增為八年制者少;顯然該政策只是另一種欺騙性的拉攏。

此外,前述的「台灣同化會」,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分化性的攏絡;時在對岸辛亥革命之後,民主革命的理念對於君主專制的殖民地,當然會有相當大的衝擊;殖民地人民如果響應那種理念,必是當局擔心的事;背棄過日本民權運動的板垣在此時高唱台灣在「日華親善」與「提攜」中的重要地位,應該是很為台灣當局設想,可以避免我先民傾向革命的作為──日據近二十年,對我島民從來沒有這樣友善過,一旦受到如此「同化」的唬弄,自然我島內可能直接受益的上層階級,不可能不怦然心動。

果然,該會的活動造成了我們先民內部的階層分化──1915年的「南部大陰謀」雖能發展到中部與北部,但是上層階級的呼應者不多──故雖然那「同化」只是一場高明的欺騙,可說已經達到了他們意圖「分化」的目的。

二、整個理番事業的成果

面對明治天皇的遺命,除了親征涉險,在1914年6月負重傷之外,佐久間總督如何努力呈上其理番成績?

由於原本後期五年理番計畫是對於全台原住民的討伐,在軍方軍事訓練下耽擱;但在受到「天皇遺命」的壓力時,當局只能倉促間奮力完成了對於北番的征伐;也因此,趕著在1914年8月,提前完成計畫,上報天皇;對於南番只能草草了事[16]。由此看來,我島上的南番,竟可說因此軍部支持的軍事訓練而避過了原本難逃一大劫難。

該次理番事業共耗費了1,624萬元;1914年9月,總督接受了由總督府丸井囑託所擬,相當蔑視我原住民文化傳統的「撫番意見書」與「蕃童教育意見書」;那是一套「消滅蕃人、番地」,「不經過漢化的本島人過程,直接接受日本同化政策洗禮,早日進化成『日本國臣民的一部分』」[17],要求日本警察要攜眷住入派出所,共同協力懷柔番人;把派出所不僅設計為一警備單位,也是教育所,醫療衛生所,交易所,也是裁判所、文化中心。

同時,他強調對於少數番民進行特別教育,那是把蕃童中的「蕃秀才」由極度低智育的〈我漢族的六年智育水準只有公學校四年級水準,原民四年教育則只有我漢族的二年級教育水準,主要只要求生活上能夠誠實地被命令與使喚[18]〉原民兒童中挑選出來,不只是直接進入日人的小學校,受日本文化的栽培,更讓讓「蕃秀才」中的菁英有機會進入中等學校或專門學校深造而成為日籍警察的助手;它們認為藉此自然可促成蕃人社會結構與價值之崩解,達到當局消滅蕃人與番地的目標;這是專門對付由「生番」被鎮壓而投降的「歸順蕃」的強力撫育手段[19]

1915年1月,接受了這套設計的總督就對於未來的理番方針宣布改「征伐」為「撫番」,為「教化」,似乎代表其統治已邁上「成功」之途了;而往後十五年,確實「番害」沒有再成為島上轟動的重要新聞──除了1920年前後曾經發生若干由於「流感」的時疫而引發較大型、並不使它們反省其教育政策的「番害」外,其前後總督府一直維持著威懾性的所謂的「理番飛行」,似乎頗有成效[20];要到1930年的「霧社事件」,我島上的「番害」才再度成為東京,以至於世界關切的對象──也不張揚地改變了上述自以為精巧的教育政策。

綜合言之,任期長達九年的佐久間總督,接兒玉之任,對於後藤頗霸道的割據勢力曾有不滿,但是他是武人,對於官僚派系的鬥爭,非其所長,因而,其任內雖曾因理番工作之耽擱而把民政部改組,並沒有對後藤派系特別給予打擊;後來在他宣布「理番」完成時,他仍恢復舊日警察本署的體制,廢止了「番務本署」;只在警察本署下設一「理番課」,並把「番務官吏駐在所」改稱為「警察官吏駐在所」,並沒有特別進行民政上的變動;真像是「不變更其前任的施政方針」。

佐久間總督時期,對於原民方面的統治作為,概要如上;在該總督前,當局所採的是「原漢分治」的鐵腕宰制,一般而言,原住民所受打壓較緩和,而漢族所受打壓則較苛重;其實,由前及1896年底的「新城事件」看,當局當初的反應絕不緩和,只是打擊失敗才停手的;至該總督時,則一面以「非人」的方式對待原民;另一面則細膩地不只是以「人下人」不可同化的態度對待漢族,卻又容許「台灣同化會」,分化我島上人口最多的漢族;其「橫柴入灶」的手段,實在也極狠毒──在該總督末期,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繼位。


[1]為了推動該計畫,在總督府民政部下特設番務本署,主掌番務的推動;原本的警察本署則與掌管地方行政的總務局合併而成「內務局」;從此警察分為「平地」的普通警察與「番地」的番務警察;同時,原本的警察本署長轉任番務本署長。在這樣的情況下,番務本署被稱為「武裝警察隊」的指揮中心。

[2]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192。

[3]總督府認為警察費名目,每年支出200萬元理番費,五年的費用共計達1,000萬元;認為不如以五年計畫每年多花100萬元,徹底地解決番人問題;樟腦製造業從1905年以來每年就有四、五百萬元利潤,如果在此款項下開銷理番費,而每年花300萬元,也還有一、二百萬元的剩餘利潤。另一財源,當局表示,應取自每一漢人,只要多加一點稅,就可以達成。例如,地租附加稅提高三分之一,就可增加40萬元,屠宰稅目前每一頭為60錢,如果提高為一元的話,以一年50萬頭豬來計算,就可增加20萬元的稅收等等。

[4]同前書,頁211。也有說是番民們發現到「各駐在所之間的交通完成之日,也是個社的頭目勢力者被官方殺戮之時」,同前註。整個情況是1910年,官方動員了很大的軍警力量,歷時五個月,才壓制了該泰雅族聯合抗日事件;壓制過程中,官方討伐隊曾經陷入「糧道被斷,水源被奪……在重圍包圍之下,電話線被切斷,罹患疾病者日以繼夜」的極為沮喪的情況,導致佐久間總督在深夜中,由日本急電台灣總督府下達如下的命令──『如有糧食缺乏的報告時,即命運入以大嵙崁番人的肉來充飢』。」。

[5] 1902~1909年間,總督府沒收的番人槍械數不多,僅有槍枝850支,子彈4,244發。

[6]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19~220。

[7]最近報端就有報導,屏東排灣族四林格部落(現是牡丹鄉四林村)族人,早年因農作物常被山豬、猴子、鳥類偷吃,每戶均擁有槍枝守護農作;日本據台後,擔心百姓反抗或發生衝突,發布「百姓持有槍支者,一律沒收」命令,當地族人不願繳械而引發抗日事件;1914年,日本在現場設忠魂碑紀念陣亡官兵。如今其族人則有立碑爭取歷史正義的故事。

[8]引自「流轉家族」,頁67~68。如此,有練習的機會嗎?這樣真是為了「狩獵的需要」?

[9]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05。

[10]日本史家曾稱「獎勵節儉的大島民政長官辭職時舉辦的歡送會,也極盡奢侈,……歡送會中聚集了二千數百人……他曾經數次因貪污事件而在帝國議會上成為眾人批評的對象,最後不得不離開台灣。」。轉引自「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320。案,當時大島曾在1908年親手轉頒天皇的「戊申詔書」,強調節儉的重要,故有上述的批評;另,也有人說,這是因為大島非後藤嫡系,因而,才被後藤系告發的。

[11]在其傳記中,據稱,這次攻擊是「一切採取極為殘酷的手段去殺戮番人,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轉引自前揭「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19。關於日本武尊作為一形容詞為本研究所加,原文無;這是由於日本精神中,日本武尊的神話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對於其傳記中所強調的極為殘酷,個人以為可以加上如此的形容詞;根據其古事記神話,日本武尊把哥哥「手腳扭斷,用草蓆包著扔掉」;他還把已制伏的敵手「像切熟瓜似地把他身體砍碎」,最後,他病死,竟化作一隻富於詩意的翱翔白鳥。上引文,見於「諸神流竄──論日本古事記」,梅園猛著,卞力強、趙瓊譯,經濟日報出版社,頁75~76。

[12]當時太魯閣社番有97社,總人口九千多名,壯丁三千多人;但佐久間總督率領的警察隊有3,127人,另有附屬警察隊的工人4,840人,預備隊404人,及其所屬工人624人;另有日軍步兵第一和第二聯隊〈各附十挺機槍〉共3,108人,另有山砲、鋼製九珊砲、臼砲等,總人數11,479人。

[13]關於其死亡,有兩說;其一,原住民稱其勇士砍殺了總督;其二,日人指總督在太魯閣墜崖重傷未死,還在凱旋歸來後在台北舉行盛大慶祝會;隔月,再赴京奏告完成使命;到翌年才辭去總督職;死於辭職的三個月後。該史實究竟如何,日人是否有必須如此拖延而作假的理由──例如,由於他代表天皇,此死亡若公布是否「有辱國體」?否則,有論者稱,佐久間的墜崖,是否為我原民勇士追殺所致?

[14]故事中強調阿里山通事吳鳳,為了阻止鄒族人「出草」馘首的惡俗,要他們每年以一顆舊日砍得的人頭為祭品,如此,以舊有頭顱四十顆,進行四十年;後來又拖延了四年;最後鄒族人不肯忍耐,吳鳳就對他們說:「如果一定要出草的話,明天中午左右來。會有一個穿紅衣,戴紅帽的人經過這裡,可以砍那個人的頭。但會有報應,你們都會死。」;第二天,鄒族人「出草」,殺死那人,才發現那人竟是吳鳳;他們因此而悲傷,並且擔心自身的厄運:文末強調說「不知道會有如何的報應;阿里山蕃從此開始祭祀吳鳳,並且宣示永不在殺人。」;該故事裡,對於「殺身成仁」的描述,確實頗為生動,但不合史實;其中有顯然對於原民的歧視。

[15]可見於「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卷十一第二十四課。據稱1915年初,官方對我台籍生進行了對於教材好惡的調查,結果六年級學生最喜歡的書中人物是吳鳳,全班41人中,40人喜歡,第二喜歡的是孔子,31人喜歡;喜歡日本武尊的只有13人,幾乎最低。

[16] 「台灣原住民政策史」,政策篇,省文獻會編印,頁110。

[17] 「台灣原住民政策史」,政策篇,省文獻會編印,頁111~112。

[18] 當時,「在此只要能用簡易的日本話與日本人直接溝通……只要統治者一聲令下,立刻採取很有規律的行動,就算達到教化的目的」。引自「台灣原住民史  政策篇,藤井志津枝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編,頁116。

[19]同前書,頁115~116。據稱,丸井曾十分自大地稱,「如果教育方法得宜,不久的將來,能使此12萬人,改造為純然的大和民族,在其自覺同為日本天皇赤子之下,進而令他們擔負本島的守備任務,決心做赤誠的日本臣民,並不是難事。」,引自同前書,頁118。

[20] 1917年,全年飛行12次,投炸彈50顆;以投彈破壞房屋與殺戮「蕃人」為目的;因而有尚未歸順的番社,因恐懼而自動繳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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