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四 ──國際聯盟開啟的理想時代 | 郭譽孚

1918年11月,一次大戰結束;國際聯盟是歐戰中戰勝國主導重建戰後新秩序的組織;當戰爭正式結束前,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懷,戰爭結束後,立刻付諸實行;它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最大的意義應該是醜惡的現實與崇高的理想,同時被充分地被高揭起來,被廣泛地看見了;尤其,是在崇高的革命理想與保守的理想主義之間的互動;其中有多少是戰時為了動員社會底層共同捍衛自身的體制才提出的;那些美好的說詞,也使得沒有直接赴歐洲參加歐戰,甚至原本抱持著神裔自得的日本社會也開始嚮往起平等與自由的世界。

這段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在於它沖動了日本傳統社會,前面那影響重大的「米騷動」,使藩閥感到無法應付,才有出現原內閣的機會;但是如前述,「米騷動」影響雖大,其前雖發生過政黨主催得如火如荼的「護憲運動」,該騷動發展的型態卻讓所有關懷者都感到那是前近代的型態,所以當時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像西方社會問題的革命化;以下,我們把這前後的歷史文化脈絡做這樣的論述。

  • 脫亞入歐

日本社會是個階級性的社會,雖然好像都是「神裔」,但彼此階級分明;另方面,階級就意味著本分與特權;這特權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日本武人的權利,……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就叫做武人的威風,遭受這個整體壓迫的,就是孤苦無告的小民。……」;就由於這樣的習性,在國際關係上,雖然號稱「文明開放」,他們很早就接受了西方霸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明」觀點,例如,前及的啟蒙大師福澤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公開發表了「脫亞論」──「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1]──鼓吹「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與「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順利的發展;這「脫亞」肯認要「模仿西洋人」,而西洋人都是指歐洲人,自然也有了「入歐」的意涵。

如前所及在明治時期曾有一段雷厲風行的西化時期,可說正是以這種觀念為指導的;後來雖然被國學派大力抵制而未能繼續全面進行,但是在接受國際事物上,以其為前導是毋庸懷疑的──時序來到一次大戰,依此指導原則,它將如何面對此時的西方思潮。

  • 威爾遜、列寧、俄國革命與國際聯盟

英、法、俄、義協約國與德、奧、匈、土同盟國兩個集團的對抗,美國遠處海外,本沒有參加的必要;但是,這時的美國總統是著名辯才無礙到被喻為傳教師的法政學者威爾遜,因知歐洲發生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個做生意的好機會;1914年8月,歐戰開始後,它們立刻發布了「中立宣言」;然後就鼓勵大企業像對立的兩集團提供戰爭物資,大大促進了美國的繁榮;此外,他還曾坦述「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獲勝。……儘管德國在殘暴地草菅人命,而英國也在攫取財富」[2];因而,要到1917年,德國展開無限潛艇政策,威脅到上述他所認知的美國利益後,他才在該年4月,以他那「措辭用語極能感人」[3]的演講,請美國國會通過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加了協約國。

就在稍前,1917年3月,戰爭進行已兩年多的俄國,發生了二月革命,沙俄倒台,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但11月,又發生十月革命,4月才返俄的列寧所領導的共產黨人革命成功──在二月革命成功之際,在海外社會黨人爭論中發展的他就起草了「遠方來信」,已提出「真正民主的、真正光榮的和約」,主張「不受任何條約的約束……立即公布所有的這些條約,以便讓沙皇君主政府以及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強盜目的當眾暴露……一切交戰國馬上締結停戰協定……工人農民的和平條件,解放一切殖民地……解放一切附屬民族、被壓迫民族和沒有充分權力的民族」[4]

十月革命後,他呼籲協約國全體停戰,「本政府所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實現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建議立即締結和約」「廢除秘密外交」,並向交戰三強國的工人呼籲「以多方面無比堅決果敢的行動,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即使被剝削勞動群眾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有效地進行到底」[5],協約國沒有答應那種和平;12月,蘇德簽訂停戰條約──俄方在極為屈辱、喪權辱國的條件[6]下;1918年3月,俄軍與德、奧停戰,退出歐戰。列寧這一態度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引起各地社會黨人相當的回響。

威爾遜在戰前是美國保守派的學者、教育家;在1914年的演說中,他就曾自述「沒有人比我更關心把美國商人的企業帶到地球上每一個地區。當我想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關心這件事」[7];1916年,他競選連任時的口號是強調和平主義的「他使我們免於參戰」;遠離戰場的他使用「和平」兩字,如是描述著「和平而體面地征服國外市場,是美國合理的雄心壯志」[8];1917年,他曾經提出「沒有勝利的和平」,來調解兩集團之對抗;二月革命後,他首先承認俄國政府;我們不知,他與列寧所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彼此誰受到影響,但列寧的停戰呼籲,則當然影響了他──1918年1月,居於世界獨強地位的他,競爭性地提出了漂亮強調戰敗國家境內「民族自決」「國際裁軍」與「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國際組織,保障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等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作為他理想中的「世界和平綱領」以對抗列寧那可能動盪世界的號召。

他的這個文件,由於戰爭時印成傳單,散播敵軍後方,很受東歐民族的歡迎[9],也引領世界成立了戰後的國際聯盟,但是美國國會卻拒絕成為其正式的會員國,也就是美國拒絕給予支持;歐戰後,美國已是世上國力最強的國家,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自然很難帶給世界真實的秩序;不過,列寧與威爾遜他們的作為,在各地所激起反思,卻足以在各地給其統治者帶來了各自的難題。

三、西伯利亞撤軍問題

    當初出兵時,日本外相是由我台人所熟知那惡毒卻不敢拂逆軍部的「能吏」後藤出任,在他所謂的「如考慮到帝國國民之財力,知識及性格,在相同條件下終究不能與歐美人競爭,可知,防止美國在西伯利亞活動之措施,必然是以我所擅長之武力活動,彌補我國民不足之處,由此在競爭中獲勝。」[10]之下,寺內內閣決定了出兵西伯利亞。

    出兵需要準備大量米糧,米價更高漲,也更促進了「米騷動」;上述三百婦女和警察衝突,演成暴動;不數日間波及全國,以致最後當局只能出動軍隊鎮壓,才使各地平靖;暴亂影響太大,因此,至9月,雖受山縣元老護持的寺內內閣,也不能不辭職。此時距大戰結束只有兩個月。時當人民大騷亂之後,新任內閣特由平民出身的原敬接任。

寺內派往西伯利亞的軍隊,當初期順利達成救援協約國軍隊的任務後,就該撤軍;但是由於陸軍參謀本部中有部分軍官對於西伯利亞具有相當的野心,造成其後的增兵;這樣的野心,雖大戰結束,凡爾賽和議已成,竟然還派出新的師團;直到英、法、美軍都已撤軍完畢,還把日軍留在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鐵路沿線,隨時遭受到俄軍小部隊的偷襲[11]。這時候是原內閣時期。

雖這時是護憲運動之後,軍部氣勢已稍降,但是原內閣卻不能及時處理[12],以至於終於在1920年5月前後,發生了日人七百人犧牲的「廟街虐殺事件」;當然,這對於日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也促成了朝野的反省,當時的情況是雖是要開始撤兵,甚至找不到撤兵的對象。往後幾經周折,到1922年華盛頓裁軍會議已成,陸軍還須向海參崴出征的荒唐情況[13]

出兵西伯利亞,可說是與後來偷襲珍珠港類似,是軍方在事後承認的大錯誤[14]。我們前面每論及殖民者不會承認在我們島上的政策錯誤,而這兩次海外的大錯誤,可說是由於其對象都是國際社會的列強,所以,軍部是不敢或無法抵賴才承認吧。

  • 由韓國三一運動到中國五四運動

1919年的東亞,先後發生了這兩個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日本學者曾經如此描述韓國三一運動──「受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朝鮮也廣泛開展了三一運動。在東京的朝鮮學生幾乎全部〈約600人〉在二月八日集會於東京神田朝鮮基督教青年會館,召開獨立大會,決定發表宣言,但中途被下令解散。在朝鮮京城,三月一日有29人集會,通過獨立宣言書,唱朝鮮獨立萬歲後到總督府自首。以此為契機,暴動在朝鮮全境擴大起來。日本政府在一千幾百處布置了軍隊,到年末終於鎮壓下去。」[15];當時的情況,是原內閣;據原敬日記所見,它的態度是「訓令朝鮮總督:『要把此次事件視為對內對外都極為輕微的問題。但實際上要採取嚴厲的措施,以期不再發生』」[16]

當時的歷史大環境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前述1905年受歧視的華工工約以來與各地收回路礦利權問題上的憤怒,經過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在1月就提出了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問題,但會議竟不受理,而要將山東權益給予日本;當然很容易激起了強烈的反日運動;朝鮮三一運動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真可說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國五四運動,正是發生在朝鮮三一運動後兩個月,蓄積了清末以來我民族所受的屈辱──尤其是不久前那日本簡直要把我國蔑視為其保護國的「二十一條」與身為歐戰的參戰協約國的一分子,派出大量工人參戰,竟然在和會中不能根據「十四點和平原則」收回德國過去在山東取去的所有利權;美、英、法諸國竟然要把山東利權轉給帝國主義者的日本;對於原本在歐戰後受到西方理想主義辭令迷惑的所有民眾,無分中、日、韓、台,當然這是一個逼使他們不能不省思與重新認清列強帝國主義真面目的深刻事件。

當年歷經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改組中華革命黨的孫文,正省思了這個問題,在1917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存亡問題」的大文,其中對於大戰的雙方都有深刻的批判──

「……如謂此役為正義而不得不戰乎?則德國方面,其違反人道之處,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同是對付敵人,何以英、法用以餓死人之政策,便為甚合於人道,而德國稍稍管束征服地之人,便不可恕?……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間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為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利害之辭……」[17]

而巴黎和會中,中國山東問題與各地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的問題,在現實中,竟完全沒有得到威爾遜所高標的「人道、正義、和平與光明」的處理[18];國際聯盟沒有實現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辭令,卻喚起了殖民地人們心靈中深沉而巨大的尊嚴呼聲。

五、日本式的社會與國家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日本,如何考察自身的處境?如何努力由自身的傳統文化與社會中發展出它們最大的潛力,以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1944年出版的「帝國在鄉軍人會三十年紀念刊」中,描述了這段歷史的開端──

「1916年乃日本國家危機時代的開始。自1919年殖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陷入黑暗的深淵,絕非過甚其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自由流入,加上唯物主義、功利主義、金錢萬能的信仰滲入每一階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思想如傳染病似的散佈在學生和青年工人間。誠實地為國家著想的有識見有智慧的人不忍見此。」[19]

其實,作為文化與社會的武士傳統的陸軍,對於如何鞏固自身的社會結構,從而強化自身的社會基礎,其考慮的時間更早;他們早就注意到「團結不但能消除內部衝突,也使日本能以實力面對外國人」,因而,在明治維新後,既使在1870~1880年代失去權力的異議份子和明治政權的其他反對者,在這點上,都與政府同意;因而,他們有意識地努力建立了「一個不受文人控制,卻不論中央或地方層次〈在地方層次上,影響經由徵兵制度產生〉都能影響文人政府的軍事組織」[20]

前面提及的山縣元老是其堅定的主張者;桂太郎與寺內正毅是其主要參與規劃推動者;而未來將要出列在政友會總裁大位的後備役將軍田中義一,是他主要的實際主持推動者。

他們最早的型態是透過地方上擁護政府的退伍軍人團體,高調「研究軍人精神、增養活力充沛的天性,改進公共道德,提高軍人聲望,並成為一般大眾的模範」起始;然後,利用地方上好戰組織的原始草根性,設計受過教育的地主兒子只需服役一年,就以中尉階級退伍,而它們的佃農卻需要服役三年或兩年,但回家時仍為士兵的制度,讓地主兼軍官感受到該服役一年是於己有利的;因為該服役加強了村民對於當地領袖的尊敬。此外,地方社團提高了軍人的聲望,並且增強了團結與生產效率,也阻滯了地方分離運動的發展[21]

他的特色是使這個協會成為一個社會教育的機構;努力「統一並指揮這個組織以達成舉國一致,而同時又能允准下級有足夠的自主,至少呈現這協會表面上的獨立性並確保龐大的會員人數。」;他們描述為「以私人協會方式成立帝國在鄉軍人會,法律上受陸軍大臣的指導,而不受其指揮。」[22]

上述的組織,據稱1906年,全國有如此4,000個以上的地方組織;1910年,則增至11,000個以上;該年,全日本的在鄉軍人會在東京盛大成立,繼續不斷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發展;1918年,其中央總會之下,已有分會支會達13,000個以上;會員達到2,300,000人;[23]這個強調私人協會的組織,發展蓬勃。到1926年,在上述的基礎上,陸軍還是不出面,由文部省發表關於青年訓練所的命令,要求地方社區應設立四年制學校,容納八成的強迫教育後不再升學的日本男子,負擔其經費;那些15~20歲的男子,將在四年內在該學校受滿800小時的教育──包括400小時的軍事訓練與100小時的倫理教育[24];因為他們深信「訓練十幾歲少年作軍事演習可產生較好的個別公民」[25];該年,這個訓練開始時,據稱就有800,000少年參加[26]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他們很大的衝擊;他們看到德國如何發動總體戰,正能呼應它們這個武士民族對於戰爭型態的「偉大想像」;雖然在它們組織下的民眾,在1918年,也不乏有參加「米騷動」者。

不過,田中的豐功偉業上,據稱在其擔任陸相主持西伯利亞出兵期間,曾發生「曾經吞沒出兵的大批機密費入私囊」[27]的事件。

我們的島嶼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處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在朝鮮三一運動之後不久,寺內內閣下台,明石總督與寺內先後病死;當時,在朝鮮總督府出現了被韓國史家批判稱「本質不變」的「文化政治」[28];在我們島上則出現了日據二十多年來的第一位所謂「文官總督」田健治郎。

這也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本研究稱之為「大正民本」的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在時代的衝擊下,據日人自身的描述紀錄,當時的情況是──

「美國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運動,對人權運動是強大無比的支持。在台灣,內地人被本島人殺害、刺傷、打傷或丟進池塘裡等諸多報導,經常散見於各報,這些新聞報導的都是下層階級的內地人仍以領台初期的態度對待本島人,所以自食惡果……台灣社會已無法再用領台初期的單純構圖加以說明了。」[29]當時,我們的島嶼社會在被強烈侮辱與損害之餘,殖民者卻是如何任意的安排著我們的未來。


[1] 福澤諭吉著,原刊於「時事新報」,社論,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2] 1917年,威爾遜在內閣中語。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277。

[3] 「威爾遜總統百年祭」,法蘭斯‧法默著,陳國新譯;華國出版社,頁8。他的講演,有人批判他的作風,稱,「老是找些極高超的理想來鼓勵和改造公意。」「他被自己的美妙辭令所麻醉」。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33~134。

[5] 「第三國際史」,上,鄭學稼著,台灣商務,頁108。

[6] 德軍強迫革命政府放棄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局部和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等國土地與過去俄土戰爭中割取來的土地,這引起了布爾什維克黨內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接受德國的條件,簽訂和約,為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該黨其他領導人大都反對,但德軍堅持威壓;幾次拒絕,最後在德軍最後通牒與挽留列寧的情況下,接受了德軍的條件;簽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該約中,俄方總共損失126萬方公里〈四分之一國土〉,人口損失則達6,200萬人〈四成四的人口〉,另,農產損失33%,工業損失54%,製糖業損失80%,鐵礦損失73%,煤礦損失75%

財政收入:共損失約27%,此外,並賠款60億盧布。以上資料可參見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5%88%97%E6%96%AF%E7%89%B9-%E7%AB%8B%E9%99%B6%E5%A4%AB%E6%96%AF%E5%85%8B%E6%A2%9D%E7%B4%84

[7] 1914年,威爾遜的演說。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

[8] 同前書,頁277。

[9] 「西洋現代史」,李邁先著,三民,頁70。

[10]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21。

[11] 此處批判資料,主要依據「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

[12] 在「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2~523中,有談及1918年底,原內閣決定減兵三萬,參謀本部強烈反對;而後因萼木斯克政府垮台與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增兵聲再起;源仍是繼續撤兵。上原參謀總長反對,陸相田中義一也主張撤兵;最後,原建議陸相改組參謀本部。原當時似乎相當努力,在其被刺殺之前,由1920到1921年,曾自西伯利亞撤兵三次。

[13] 「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1918年,大戰中,在協約國要求下出兵,引起「米騷動」;初有戰果,繼續增派軍力,遇俄游擊戰與無法適應的寒冬;但在大戰結束後,因暗藏野心,還派出軍隊;到1919年6月,凡爾賽合約簽訂後,仍然繼續在俄對游擊隊的討伐作戰;直到1920年1月,美軍全軍撤出,獨日軍仍留在西伯利亞,被俄人視為有領土野心;3月,發生日本軍民七百餘人被屠殺的「廟街事件」。原內閣被反對黨批為「政府以無名之師,使我忠勇官兵曝骨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中」;最後,要到1925年才將全部派出的軍隊撤回。日本史家批之為「六個師輪流出征,軍費消耗九億三千美元,三次改變戰爭目的……不但毫無所得,反而招致尼港慘案的發生與四千官兵的傷亡,並引起內外疑惑,對國民播下不信任軍部的種子。……損失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對我陸軍過去光榮歷史,初次印下了不可磨滅的大污點。」。

[14] 是怎樣輕微呢──這可能要把日本學者上述紀錄與韓國史家的紀錄對比;韓國史家稱,「這三一運動的餘波,曾繼續數年;除『民族代表』33人及其他多數志士都被捕下獄外,僅據日帝統計,這次運動前後參加人員計達136萬3,900餘人,被害的6,670餘人,投獄的有5萬2,770餘人,此外焚毀教堂、學校及住宅無數;其在中國東北延吉邊地,經、庫頁島等地,尚不在內。」〈引自「韓國史大觀」,李丙焘著,許宇成譯,正中,頁481。〉

[15] 「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4。在韓國史家的認知下,也說「中國革命給予同性格與同命運的韓國人民,尤其亡命海外的韓國志士以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與影響極大!流亡中國的韓革命志士,更因在反帝排日方面,與新興的中國同其路線,故非僅得到中邦人士知覺大同情,且更進一步,互相鼓勵與提攜……」

[16] 同前註。

[17] 「中國存亡問題」,由孫中山口述,朱執信執筆。可見於中山全集。

[18] 當時許多青年知識份子都感到憤怒;據稱當時的李大釗就如是批判著,「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和平、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做幾個大強盜國家的犧牲!」;當時的陳獨秀,則憤怒地慨歎著「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名的空話。」「現在還是強盜世界」。北京大學的學生中,流出一種諷刺,「威爾遜發明了一個公式,十四等於零。」

[19] 「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金禾,頁33。

[20] 同前書,頁15。

[21] 同前書,頁18~19。

[22] 同前書,頁26。

[23] 同前書,頁31。

[24] 同前書,頁51。

[25] 同前書,頁49。

[26] 同前書,頁52。

[2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45。

[28] 日人對於朝鮮「三一運動」前的日本殖民政策,名之為「武斷政治」;新任總督為海軍大將齋藤實,將舊日政策略作更動,即名之為「文化政治」;韓國史家多批其為「本質不變」。

[29]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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