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主要是由於日俄戰後,雖然日本戰勝,但是帝國的財政負擔極重;所幸,就在八、九年後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即,歐戰〉;大戰中,西方列強之間彼此開戰,自顧不暇;因而,它們在世界各地所遺留下來的廣大市場,給與日本資本主義極好的發展機會。

此外,由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維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政策,日本對於西方事物都抱持著頗積極學習的心態;西方追求自由民權的各種社會思潮,自然對於日本有相當的衝擊;就所知,中間以1910年,發生在桂第二次內閣的「大逆事件」為斷;該事件後,官方的殘酷鎮壓,使得整個社會裡原有的一些社會主義氛圍很快地銷聲匿跡──甚至不敢回應當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但是一般平民卻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以自由民權的護憲運動呼應辛亥革命的共和要求[1],因而,社會主義思潮要到1913~1914年,前述的護憲運動的民眾行動高漲後,才得以藉機發展[2]

殖民者本身的處境,有著這樣的變化,對於我們島嶼而言,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以下,就將一次大戰前後的重要發展分述之──

  • 「大逆事件」與護憲風潮

「大逆事件」可說是桂內閣對於「天皇絕對主義」的一個重要展示;其前,1908年,西園寺內閣時,曾發生「赤旗事件」,那是激進行動主義者與議會鬥爭派間的衝突,激進派招展寫有「無政府共產」的紅旗,與警察發生衝突;十餘人被捕。其後桂內閣上台,對涉案者做出史無前例的重判[3];使得左翼工運趨於低盪。但也激發了激進派的暴烈行動計劃──他們不只是認為「我國人民對皇室如此迷信,故任何優越的社會主義亦均不能實行。因此必須先製炸彈,投向天子,使人得知天子也與我等同為血肉之軀,從而破除人民之迷信。」[4],並且製造炸彈的計畫,已付諸實行;但是在實際行動前被日警破獲。

當局對此事件的處置較前述的「赤旗事件」,更為嚴厲;該案中,實際參與製造炸彈與炸死天皇的計畫者僅四人,其他被牽涉的多是當時的無政府社會主義者,其中最著名者為名作家幸德秋水;當局將該案相關的26人中,24人依據刑法「危害皇室」的「大逆罪」,判死刑;然後,對其中12人減刑為無期徒刑;其中僅有因不得已而在製造炸彈中協助了的兄弟倆人,分別被判11年與8年有期徒刑。幸德就在1911年初,被執行死刑者之中。

「大逆事件」的威壓效果是明顯的,許多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因而轉入地下[5];不過,留德的桂,也在此時展開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例如,頒布了「救濟貧民敕語」與「工廠法」就是;另也在東京與大阪設立了管制思想的「特高警察」[6];我們由直到中國辛亥革命發生,日本社會主義者也少有呼應者,可以為旁證。但是,其一般生活困難的平民卻難以不受辛亥革命的影響。

據稱,那是當年日俄戰爭時期,列寧曾經反對沙皇,反對日俄戰爭,其批判的理由是俄國的「君主專制」,必然要敗給日本的「君主立憲」[7];此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要打倒「君主專制」的;這使得民間自由民權運動很容易接受以「護憲」來反對藩閥與官僚所運用的天皇絕對主義的專制觀點──因而,1913~1914年間,民間廣泛而高漲的護憲行動,不僅打倒了陸軍的桂內閣,也推翻了其繼起的海軍的山本內閣;這時已是1914年4月,陸海軍藩閥先後都失去了過去的社會威信,那些地下社會主義者才藉機發展起來。

1912年,也就是大正元年,這時正是第二任桂內閣結束與第二任西園寺內閣開始的時代;是前述「護憲運動」所稱「大正政變」之年,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大正民主時代」的開始──不過,由天皇絕對主義來看,也有日本學者坦承其實是應該只能名之為「大正民本時代」,才是恰當的。

這時約當我島佐久間總督為了及早開發山區資源而專心致力於理番事業之際。

  • 歐戰、大隈內閣與袁世凱、二十一條

這時,接續在因「西門子賄賂事件」而下台的山本內閣之後的組閣者是已隱居多年,與民間形象良好,且當時擔任軍人後援會會長的政黨元老大隈重信;這是他第二次組閣〈1914.4〉[8]。據稱當他接受大命時,答應官僚元老井上馨要破壞政友會之絕對多數,與通過陸軍增加兩師團案。也就在他出任首相後不久,原敬受推舉為政友會總裁,取代了西園寺。

當時井上提議,獲得元老山縣的同意,其所稱──「這次歐洲的大禍亂是日本邁向發達的『大正時代的天佑』,日本應立即舉國一致利用此千載難逢的天佑,停止政爭,暫時壓制反對黨所要求的減稅、廢稅等案,以其鞏固國家財政基礎,進而和英、法、俄三國團結,確立日本在亞洲的利權……並籠絡中國的統一者……」[9],形成了當時官方的最高指導原則。

這是日俄戰爭以來,帝國一直沒有脫離「日本的資金眼下必須從德、英、法三國市場籌措」,因而「與其自我控制,則不如努力爭取有關國家同情」[10]的處境;正巧,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14.8〉。他們將這個列強必須全力照顧歐洲戰場,無暇宰制殖民地的情勢,當作「天佑」、不可失的機會。

往後,他不僅根據英日同盟,8月向德國宣戰,接收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也攻占了在南洋、赤道以北、原屬於德國的許多島嶼殖民地;也同時向東亞以外的各洲殖民地擴大貿易。四個月後,又藉著袁世凱意圖帝制,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意圖把其在華勢力更為擴張的「二十一條」〈1915.1〉,共五號要求[11]

日本一反辛亥革命時與英相結的謹慎,此時,在「明治14年政變」[12]中被藩閥趕出中央政府的大隈,他的內閣更使用頗複雜的兩面手法,一面與五國銀行團同步,貸款給北京政府,以示支持之意;同時,又向當時的大總統、意圖轉向帝制的袁世凱示好;另一面則由日本浪人慫恿南方革命派批判袁,促成了二次革命。

然後,在二次革命不旋踵而失敗,袁勢大張之際,除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並向袁施壓──該要求明顯有要將中國置於保護國之意;當時歐戰進行中,西方列強無力東來;袁在日本的最後通牒威壓下,在該年5月7日,同意了第五號以外的各條。

另方面,該內閣在1914年底議會審議預算案中,先出現了所謂「內相大浦兼武右手掌握權力,左手托持黃金,利用眾議院書記官長林田龜太郎為走狗,試圖收買政友會議員……」[13]的情況;然後,1915年3月的大選中,又發生了在三菱財閥支持下,內相大浦再為總指揮,動員首相與所有閣員〈陸、海相除外〉至地方為政府派候選人助選;此外,更在動員早稻田大學教職員、學生與校友組織大隈後援會外,還以陰毒手段壓迫在野黨;因而,大浦內相與伊澤警視總監等都被迫辭職[14]

而為了自保,袁故意洩漏了該二十一條要求,其結果,日本當局發現全中國的人民都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包括中國的留日學生也大批回國了[15];甚至,歐洲列強也表示不滿;沒有參加歐戰的美國,則表示不應該違反了「門戶開放政策」。日本在國際上受到了相當的抨擊。這成了大隈內閣的重大錯誤[16]

但南方革命派則在孫文的領導下,由於宋案與袁簽署了該要求而把袁視為罪魁。為了再次高揚革命戰鬥的旗幟,孫文決心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由於國民黨黨紀鬆弛,難有作為,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嚴肅黨紀,規定所有入黨者都要向總理宣誓效忠;這當然造成國民黨的重組,舊日革命黨員脫離者不少,例如,同盟會時期革命行動派的要角黃興就沒有參加。但是,我們島上醫學校──最高學府──的青年學生如蔣渭水、杜聰明與翁俊明等卻加入了該黨;並且秘密地共同研究著如何參與中國革命的問題。

  • 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與米騷動

國際聯盟是一次世界大戰〈~1918.11〉的結果,是當年新舊兩大集團對抗的結局;新興的德、奧、土戰敗,舊日的英、美、法、俄、日取勝;寺內內閣是大隈內閣的後繼者──大隈內閣1915年初,自以為得計地對華提出二十一條;3月,導致廣大中國人民的反日與反袁怒潮,加上內相大浦事件;最後導致大隈內閣狠毒的對華政策受到野黨與元老的批判──指其沒有經過御前會議,輕率實行該政策,有損帝國威望。因而,大隈內閣最後雖能以解散眾議院的手段,在大選中獲勝,還在1916年7月,與俄國締結第四次日俄密約,完成了日俄共同獨佔中國權益的計畫,竟在貴族院否決其預算案的情況下,不能不請辭。

該年10月,歐戰近尾聲,中日關係緊張,大隈援例隨辭表舉薦三菱背景的加藤高明組閣。加藤未能通過山縣元老官僚的會議,元老們推薦同為長州閥而在朝鮮似很有治績[17]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是為寺內內閣。

該內閣中沒有政黨領袖,以其是以國民為基礎的「舉國一致」而自豪;批判者稱其為山縣有朋的寵兒,全是官僚出身、是山縣的乾兒子輩,與平民無關係;在野各黨派在國民黨犬養毅領導下組「倒閣聯盟」,但政友會原敬則為恢復黨勢與對加藤高明的憲政會復仇,而對寺內表示其將以「是其是,非其非」的公平態度論事,並不支持犬養的路線。

寺內首相因宣言「舉國一致」而組織可以統一國論、刷新對華外交的「外交調查委員會」,自兼總裁,實則以政友會總裁原敬為實權者;他們主張暫採不干涉政策,表面上希望南北統一,以免增加中國人的惡感,但若中國內爭則趁機而入,收取利益,若列強瓜分,就順勢參加,爭取利權。

因其不為天下先,所以,政局初期頗為平靜,且稍後在1917年底,既與美簽訂美國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利益的藍辛石井協定,又與北京段祺瑞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尤其,在1918年8月,應美國之請而發動的「出兵西伯利亞」上,似乎還有若干軍人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的成就。

然而,歐戰以來,日本資本家雖確實獲得了蓬勃發展的機會,但在前頒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廣大辛勞的工農大眾並未得到他們應該獲得的勞動對價;戰爭期間,出口增加,物價日益高漲[18],統治者簡直毫不關切;著名而具有改變時代意義的「米騷動」[19],就發生在官方發布「出兵西伯利亞宣言」的次日〈8月3日〉──其前已經有婦女在井邊會議共同的苦況,至該日則以近三百名的一群漁村婦女上街哀求米商勿將米糧運往外縣,由此開始了該全國性的騷亂[20]

還有,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在「米騷動」前兩個月,即寺內辭職之前三個月,發佈了關於我島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由他當年在朝鮮總督府時手下得力的,據稱連山縣元老也畏懼的情治首長明石取代當時的安東總督。


[1]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93。當時,山縣派下,樞密顧問官都築馨六層發問稱:「一方有美國之共和國,而這裡又出現中國之共和國,日本夾於其間,到底將會是什麼結果?」;桂太郎親信的名記者德富蘇峰,則認為「鼠疫乃有形之病,而共和至乃無形之病」,並發問「中國新設共和體制,果真與我帝國國是之皇室中心主義無衝突乎?」〈可見於同前書,頁75~76〉

[2] 同前書,頁100。據稱,也正因此,1912年七月,由第二次桂內閣下台後的桂,接受了後藤新平的邀約,同往歐洲訪問,研究面對大逆事件與辛亥革命後的應對之策;途中已與俄首相會談,但因天皇駕崩,就由俄返日;未繼續西去。

[3] 大杉榮被判禁錮兩年半,罰款25日元;山川均被禁錮兩年,罰款20日圓;荒佃寒村被禁錮一年半,罰款15日元。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52。

[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1。

[6] 當時提出了工廠法,但是怕資本家反對,延宕至五年後實施。相關資料可見於「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62。

[7] 「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85、389。

[8]第一次大隈內閣,是在1898年,兩位政黨領袖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共同組閣,又稱「隈板內閣」。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4~205。

[10] 山本內閣的大藏省次官勝田主計語;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2。

[11] 該五號的內容概要為:一、要求承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二、要求延長南滿和內蒙東部既得利益的期限與規定的新權益。三、要求日中合辦漢冶萍煤鐵礦公司,並解決懸案;四、中國要承認不割讓沿海地區;五、列出七項希望條款,要求中國政府須聘用日人擔任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察應由中日合辦;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只能向日本採購,兵工廠需中日合辦等等。顯然,不合列強過去所提的「門戶開放」原則。

[12] 1881年,日本自由民權運動高漲,主張立即成立國會與追究「北海道官有物標售事件」,大隈重信是中央一積極支持民權運動的參議;藩閥政府對大隈不滿,又懷疑其與民間的福澤諭吉勾結將合力推倒藩閥政府;薩長兩藩就在該年趁著大隈隨天皇出巡之際,把大隈趕出中央政府;當時土、肥二藩在朝為官的有三十多人,也跟著辭官;為了平息民間的不滿,當局特別宣布將在九年後,開國會,八年後制定憲法的期程。以平息民憤。他辭官之後,主要返鄉辦東京專門學校,即,後來的早稻田大學;從此,中央為薩長兩藩把持;他與板垣退助為往後自由民權運動之要角。該年為明治十四年,政局變化頗大;故稱之。

[1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5。

[14] 該事件的結局是政府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通過了政府所提的二個師團的增設費等,但是野黨提出了「對華外交問責案」與「議長不信任案」「內相大浦干涉選舉違法瀆職彈劾案」,各案在議會中都因執政黨佔多數而未通過;議會閉幕後,野黨向法院抗告內相大浦之違反選舉及收賄罪,經審判竟仍得證據不足的結果;但他在增師預算案中,收買野黨20餘名議員之罪狀終被認定;但其結果只是在法相勸告下,辭去內相,就獲不起訴處分;而其餘受賄議員及該案經紀人林田龜太郎則都以瀆職罪受刑罰。內相發生此大事,整個內閣自不能免責,大隈不得不請辭,但元老會議本支持該作為,乃奏薦其留任;而大隈遂拜受留任之命,而改請辭為改組;新閣中官僚內閣褪色,有所謂「早稻田內閣」臭味日益濃厚之稱。該事件中大浦行為已構成行賄罪,卻被法庭輕縱;因而,當時很受輿論抨擊,認為「法律權威墜地」。

[15] 明顯的表現在袁世凱親自將日本威逼中國政府的最後期限──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週知全國;從此,每年的該日,全國各地都有反日活動;可見當時的情勢。

[16] 該內閣在華政策的實際,還包含了與日俄密約的部分,十分陰狠;所幸,俄國戰敗,袁氏帝制戰爭早日結束,影響於中國者還不太大。有意者可以參見於「中國外交史」,上,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三民書局,頁449~454。

[17] 有興趣認知著,建議可參見於李基白著,林秋山譯,「韓國史新論」之第十四章,頁522~558,其中略謂「首任總督寺內正毅之統治方法是徹底的高壓政策,據說他為維持秩序而實施憲兵警察制度,於全國配置約一千個憲兵隊,八千名憲兵,即幾乎相同名額之警察。中央之警務總長由駐韓憲兵司令官,地方之各道警務部長則由各道之憲兵隊長擔任之。依據此種憲兵之組織,連韓國人所未講之言語、未做之行動亦為取締之對象,因此在1912年有五萬名以上,1918年有14萬名以上之民眾被捕。1910年發生安明根暗殺寺內總督未遂事件;翌年,新民會……六百餘名無故被捕,六百餘名中有105名被起訴……這一事件的犯罪行為,因其以捏造虛偽之事實,加予惡毒之拷問而名聞天下。……中樞院為總督府之附屬機構,由韓國人構成之,為協商、建議總督諮詢事項,但中樞院議長由政務總監〈日人〉擔任,其議員則由日本任命之。……總督所諮詢事項竟與韓國之政治或經濟等重要政策無關,而為類似調查古有習慣等事項,……」;這就是其在韓的「治績」之一斑。

[18] 大戰開始的1914年,以1900年東京的商品批發物價為100,該年的平均為126;1917年,上升為194;1918年上升為254。

[19] 此事件的過程,各史家紀錄有出入,其意義也難免有別;例如,在我台史家陳水逢的「戰前日本政黨史」中稱「米騷動本是突發性的事件,事前毫無計畫組織,但是竟發展為有組織目的的意識的鬥爭,當時米騷動的思想背景,乃是由吉野作造、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閒等自由主義派學者所鼓吹的德莫克拉西思潮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果」;但是,日本史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近代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然幾乎席捲全國,但當其波及到下一個地區時,在前一個地區就銷聲匿跡了,沒能形成在一個時期內使群眾的能量迸發出來的運動。無論是民本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都還沒有準備把群眾的能量組織起來……」;另,日本史家升味準之輔在其「日本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是全國性騷亂,但沒有受政黨的有關人員或『危險思想持有者』領導的跡象」;三學者間竟然有相當的落差,何以致之,不知該騷動會不會是受到我們前述德川時代農民暴動曾有其特殊形式而出現異乎西方的情況。不過,無論如何,它的規模應可以讓我們想像它的重要性。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20] 在史書中所見,描述互有出入;這是根據信夫清三郎的「日本近代政治史」,四,與升味準之輔的「日本政治史」,二;兩書的資料節述的。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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