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一 辛亥革命前後 | 郭譽孚

雖然我們島嶼已經被殖民者所竊據,甚至有我們前述的「割據」情況,但是在當時時代發展的大局中,我們的島嶼仍然不可能完全不受到時代巨潮衝擊的影響。
當時日本並非是個很進步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際資本主義方興未艾,帝國主義政策衝擊著整個世界──當時落伍的東亞是一個列強競逐的重要對象;這應該也是當時我們島上殖民統治必須在前述「奠基」之後,不久竟又「重奠基」的理由──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是該「重奠基」的開端。

當時最可以說明這個局勢的,或許就是1899年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1898年才剛取得菲律賓的美國,對於列強已經開始在中國互相攘奪的局面,找到了自身可以積極參與的理由;他呼籲著──「要求保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不會影響在其各自勢力範圍內的通商口岸。」──並且很快地在1900年就宣布,那是大家已經同意的原則──其實,當時他提出的原則,老衰的清廷是最能接受的一方,其他各國則仍然在鐵路權,採礦權,貸款,對外貿易口岸等問題上,與中國持續不斷地討價還價。

是這個局勢,發展出來日本與俄國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戰,戰後還可以不影響清廷對於該土地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奇怪體制,卻又恰由於這塊中國的土地竟然是清廷當年的「龍飛之地」,使得該戰爭對於後來摧毀清廷的中國革命,有特殊重大的象徵意義。

為了理解當時實際的情勢,我們下面的論述將首先看祖國「辛亥革命」前後的時局,如何衝擊著我們的島嶼。

關於「辛亥革命」前後──

這個時期,就剛淪為殖民地十五年左右的我們島嶼言,殖民者鎮壓之後,迅速開始邁向宰制的工作;以主體性的視角來看,當時被「默殺」的「北埔革命事件」剛過,可描述者不多。

唯一應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我島先民主體情況的,應該只有1910年發生在我島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大石教頭事件」;那是一位國語學校畢業,獲得公費保送京都帝大的畢業生洪禮修,回國後受聘為國語學校台籍教師;他在向我台籍學生上課時,採取前段說故事,引起動機,然後鼓勵發問與討論的教學法 ;不料竟受到該校教頭〈教務主任〉的嚴格禁止;最後,在該教頭傲慢的「理想或麵包」的兩難威脅下,堅持理想的洪老師離開了他在那最高學府的教職。該事件的被害人是我島優秀的高級知識分子,這是我們殖民地先民的悲劇。

當然,他的去職,應該會引起了我們先民社群相當的注目;果然,隔年〈1911〉就是辛亥年,「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 ;據稱,「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但是,當時還是衍生出了「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

然後,在噍吧哖事件後,1916年的台北師範學校,即當年的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發生了我台籍學生被集體退學的「清國奴」事件:那是在臺北萬華的舊書店中,不小心碰掉了書,被店員辱罵「清國奴」,同行同學抗議,該店員不但不道歉,並且還又連續以「清國奴」辱罵;此事鬧到學校,該店員不僅未受責備,並且事件的中心人物與平常受舍監教師惡感的幾個學生,全遭到退學的處分。據稱這些學生後來都成了抗日份子 。

以上,是我們由很有限的史料中,整理所見,就在對岸反帝制的怒火到處爆發之時,我們此岸在殖民體制下自我覺悟,且座人生重大抉擇的一段故事〈在他書中,由於日人不喜歡,應該無人提及的;個人研究教育、關懷教育,認為重要,故在此一提;歡迎大家研究〉

是在上述的處境下,我們先民看著對岸的逐漸變化──

一、拒俄義勇隊事件
這是義和團事件後,八國聯軍的動亂時期,藉機而進入我東北的俄軍,拒絕在辛丑條約後撤出;而列強早風聞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將在1902年完工,咸認俄國勢力必將更為強大;英美等列強皆對俄國勢力之膨脹深具戒心,而國際上關切者甚囂塵上──因而,該年初就出現「英日同盟」,以共禦俄方勢力。
其實,受該鐵路威脅最大者應該是中國,然清廷顢頇無能,東京留學生感受到這種愛國保土的時代壓力,發起「拒俄義勇隊」的行動;該行動還派代表回國請願,頗得各方學界認同;但清廷不只沒有積極的作為,反而意圖制止這些愛國的行動,竟演變為把國內響應該行動的愛國知識份子列為通緝犯的事件 。
雖然,當時社會封閉,知道國家處境者不多,但是自馬關條約割地賠款的恥辱以來,歷經清廷公開對洋人宣戰後,太后與皇帝在八國聯軍攻擊下,出逃,對於整個社會的衝擊必然不小;況且,滿清入主中國兩百餘年,滿漢畛域,並未盡除;朝廷「喪權辱國」的種種史事,自然易受詬病。
於是,馬關條約後出現的維新與革命力量,前者雖大多仍願擁護清廷,後者則根本採取否棄清廷的態度;此時,各地反滿革命力量紛起;社會上形成維新與革命間,明顯消長的局勢;例如,1903年,湖北留學生成立了「華興會」;浙江青年與會黨組成了「光復會」;1904年,湖北學生與青年軍人成立「科學補習所」;1906年,革命黨人還藉基督教會成立「日知會」;而以反滿革命著名的「蘇報案」中,那龍澤厚原本乃是康有為的仰慕者,經過「抗俄義勇隊」被通緝後,此時,竟然變成革命大將章太炎的同案,這樣的消長,對於維新保皇派應是一大打擊,也使得往後激進的革命派更有發展的機會。

二、日俄戰爭
前面我們已談過這場戰爭,但在此處所談是另一角度。
辛亥革命前七年,東亞列強的競逐中,俄國具有新開通西伯利亞鐵路的近便地理優勢,英、美勢力扶植日本來拒俄,因而,發生了日俄戰爭。
然如前述,1905年10月,日本慘勝於日俄戰爭 ,和約批准生效;依照日俄和約與日清條約,帝國所取得的管理權僅在俄國當年在南滿州的權利,也就是關東州與南滿州鐵道週遭的附屬地,僅有面積3700多平方公里,人口僅130萬人;但大戰期間,日軍佔領地甚廣,並且在各地都進行了占領地軍政的殖民地經營;絕不僅限於和約所定的範圍;當時,外務省的方針是「關於滿洲占領地之施政,一以不超越俄國行使之範圍內而行使我之權利作為根本之方針」 ,且由於前述美國在1899年早已對中國問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在列強中頗具影響力,乃希望軍部能及早把軍隊撤出滿洲。
然而,外務省這樣的態度,不僅日本國內的國權黨強烈不滿 這個沒有割地賠款的條約,並且在滿洲各地的佔領軍,也堅持在滿洲繼續實行軍政,有賴著不走的傾向。當時的情況是「日俄開戰以來,已有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從事各種職業的日本人移居於日軍占領地……在滿洲的日軍占領地受到了軍政當局庇護的日本工商業者就能夠從事幾乎是壟斷性的經濟活動」 ,在軍政之下,只允許日本人居住營業,不允許外國人在占領區內這樣活動──這正是當時列強譴責日本在滿洲行動的理由。
對於我們研究台灣史者言,負責滿州經營調查委員會的參謀次長事務代理兒玉將軍,也就是曾經長期兼任台灣總督與後藤長官搭檔,在我們島上推動殖民地經營的兒玉。顯然,兒玉急於把自身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移植到滿洲。軍方不顧外務省的顧忌,努力經營這塊新領地──這塊被清廷稱為「龍飛之地」的所在。
正是由於他在滿洲提供了可以任由日本資本家壟斷的廣大市場,加上他負責的台灣總督府提供了糖業生產的貼補政策,大大提升了前及的日本資本家對於台灣糖業生產的投資興趣。
日俄戰爭的結果,一面是日本國際地位的提高,與黃種人對於白種人增加了可以對抗的自信。另一面,是中國激進份子眼見朝廷之顢頇無能,更為堅定了他們與這個異族統治者對抗的決心,革命取向更為堅定──雖然,1905年,因日本以小勝大,使清廷也認同君主立憲,決定仿日本之例,派出五大臣赴歐考察;同年,海外各地反清的革命分子集結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國內的革命份子以炸彈攻擊該一將赴歐的考察團;可說就是這個世界革命時代的重大發展──這時,甲午戰後十年,距離辛亥革命還有六年。

三、華工工約示威抗議風潮
然而,對於上述國際性事件的影響力,要及於中國廣袤的領域,喚醒整個社會,來掀起一場大改革是困難的;尤其,列強還會有類似「門戶開放」與「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類漂亮說詞,來隱晦他們蠶食鯨吞的目的;更是讓我們社會不容易充分醒悟。
但很巧合的,在日俄戰爭結束的時間,曾提出漂亮的「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美國,其長期敲剝壓榨與蔑視華工的作為,就在1905年五月爆發了;逼使中國各個通商口岸的中國人以抵制美貨、罷工與罷市公開向它們提出抗議。
那是1868年以前,美國為了加州金礦開採與美國中西部的開發,已開始招徠中國人勞工,有六萬多人,至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為了加速開發美國中西部,而訂有「兩國自由移民,彼此的僑民在僑居國享有最惠國人民待遇的規定」,於是我華人入美者,在1871~1880十年間,更多達十多萬人;其大多數為築路、墾殖需要的勞工。
豈料其太平洋鐵路完工後,我華工就開始頗受白種工人歧視,甚至不只是在州議會通過苛待華工的法律,政客提出排華的政見,並且壓迫政府廢約;清廷拒絕之。至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限制華工法案 ,清廷還堅持「非禁止」的立場;但至1894年,由於外患日急,無力顧及僑民利益,清廷從「並非禁止」的立場退卻,正式承認美國排華法案 ;至1904年,該法案更變為「永久有效」 。1905年5月,抗議反制由上海總商會發動,僅有北洋大臣袁世凱與外交部施壓勸導民間;民間名流如張謇,都斥責當道;中國留學生與美國華僑對於壓制者,都提出了不惜訴諸暴力的聲言;清廷一再喪權辱國,民間怎能不蔑視滿清當局 。
此抗擊事件經過清廷與地方官的大力開導,歷時一年多才漸過去 。

四、各地路礦風潮與革命事件
列強來到老大衰弱的中國,彼此為了避免過大的衝突而傾向於劃出各自的勢力範圍;而此「勢力範圍」,就是列強對於自身立腳地域的周遭利權的攘奪與占有;由於此時孤兒寡婦的清廷簡直沒有能力自保,所以列強每每予取予求,無能的清廷對於列強簡直是有求必應;而史家有稱,「1898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 ,可以說明當時的情況。
1900年,美國合興公司與清廷簽訂粵漢鐵路條約,規定借款不能轉讓;第二年該公司卻就將大多股份轉售比利時,實為法國所有;1904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因兩湖與廣東紳民一致支持廢約,且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終致在1905年,堅持廢約成功;而同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給與國人相當的啟發,從此不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也開始了收回礦權的運動 。
但辛亥革命之近因中,有所謂「川路風潮」,就是1903年已決定官辦的川漢路,開辦無成績;1906年,四川商紳請改為商辦;獲准設公司共籌資金,進行其事,但因過去沉重的對外賠款,民生凋敝 ;至1911年,資金仍大不足;清廷突宣布的收歸國有處理辦法,川紳難以接受;且所宣布的外債修路,又大增民族憂患意識;而民間因此而有「保路運動」的罷市與請願之風潮發生。消息傳出,全國各地難免受影響。
該風潮正式起於8月24日的罷市;9月,發展為大請願;請願中,川督竟以開槍鎮壓,死亡者30餘人;民眾遂在潛伏於該運動中的革命黨人組織下,準備起義;10月2日,四川乃成為全國各地中最早對清廷宣布獨立的省分。
由上述的情況,我們應該可以感到大陸官民逐漸在改變中,而又因當時台灣總督府對於我台人的認同並不強制,因而我台人之難免更受影響,應在情理之中。

五、黃花崗之役與二次革命的發生
前述的大陸時局,是在清廷統治下一般性的發展,民間沒有明白的政治態度,孤兒寡婦的大清帝國在列強的覬覦下,逐漸失去威信的過程;而同時,革命力量逐漸高漲;我們由孫文先後領導的下面兩次事件,來理解當時的時局發展。不僅是意圖利用大陸局勢的列強注視著那一切,我先民應該也受到相當的衝擊。
關於黃花崗之役──
又稱第三次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宣統3年3月29日)在廣東省廣州市發起的一場起義。1910年11月13日,這場起義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總司令;當時川路風潮尚未形成。
起義時間,初定日期為4月13日,但由於起義的武器裝備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事件,以及策應起義的新軍大批退伍等意外情況,起義時間推後至4月27日,即農曆的3月29日。且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因連絡有誤,以致該日僅剩黃興所部130餘人發動起義。
起義軍攻入兩廣總督署,發現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准的兩個防營前來鎮壓,起義軍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
儘管對於該次起義失敗,黃認為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也不滿另外三隊的貪生怕死,不配合起義,為失敗的主要原因。而另外三隊人馬,卻認為自己只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
該次起義雖然失敗,但是革命力量前仆後繼,震動全國;顯然大勢將成,不是清廷可以輕易挽回的了。而應該並不只是巧合的,在參與黃花崗之役的愛國青年中,有一負傷的華僑青年羅福星,當時痛恨滿清的惡政,後來來台也成為我島抗日運動的領導者。
也因此,在辛亥革命後,儘管袁世凱這位實力人物,其地位不可輕忽;但是,其運作「籌安會」,帝制自為,在革命情勢中,實在有失輕率。

關於二次革命──
我中國是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就以革命乃是一種造反言,偌大的版圖,眾多的人口;在那廣袤的土地上,要推翻一個老大的政權,哪裡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更何況,還要把全國各的統一,誠如美國華盛頓總統當年第二任總統下台前對於國民的告誡所稱──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就面對了這樣的情境;鄰近的日本將如何面對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情勢?中國的共和政府應該如何面對這個鄰國?中國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曾經在韓國為清廷主持負責對抗日本野心的工作,且也是北洋新軍的建軍者,而革命派的孫文則是曾經長期流亡在日本的南方革命政府的領導人;這其中隱藏著多少問題?政黨政治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上引資料中,華盛頓總統還說過──
「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1913年3月,由於國民黨的國會領袖宋教仁被袁派人暗殺,孫文欲即刻起兵反袁,黃興認為實力不足,時間遷延;要到7月才正式對袁世凱發起了「二次革命」,但是缺乏實力,南方革命派潰逃海外。十月六日,總統選舉,袁透過便衣軍警與無賴組成的所謂「公民團」,挾持國會,直到深夜,不許議員離開;經三次投票,選出正式總統。十月十日,正式就任。
當時,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支持袁帝制;日本官方似乎同意帝制,但日本浪人則在孫文的二次革命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腳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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