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奠基期間須知 十一之十一 我先民的實際生活〈1895~1908〉| 郭譽孚

馬關條約的兩年國籍自由選擇期結束之後,根據條約,所有留在我們島上的先民都變更國籍成為日本二、三等的臣民;但是七十萬人消失的悲慘過程,不可能迅速自我先民的記憶中抹去。但是殖民者口中,卻從此振振有詞地出現了所謂「不願意接受日人統治的話,可以退回中國」的說法──然而,那時兩岸間的交通並非如今天般方便,當年的「黑水溝」,甚至是相當著名的危險水域。這時我先民真是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況下,較之今日的類似說法,其威壓性可說更添數倍。

當年我先民的生活情況究竟如何?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民間資料不多,因為當年我台人受教育者不多,能紀錄而流傳者自然少;更何況,能有機會受教育者至少是佃農兼自耕農身分,應該已是家境較好者;以他們所能見到的,往往只是他們自身周遭的情況;因而,當年我先民困苦的實況就更難流傳至今了。

不過,作為研究者,這是個太重要的問題──過去有所謂的「台灣錢,淹腳目」的說法,會是早在前清時代就流行的膨風虛假的廣告詞嗎?

我們查閱資料,可以見到1874年,「台灣現代化」的第一棒人物福建巡撫就曾經向朝廷上疏,因當時我台茶葉、樟腦的稅收大增,還有礦業開採之利[1],主張減少對於台灣的多項雜稅,獲得朝廷的特許;由其該疏的內容中所稱:「……所有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仰懇自光緒三年起,准永遠一律蠲除。」[2];讓我們可知道,確實庶民負擔較過去為輕;而由1898年總督府所聘請的英籍顧問視察我島後所提出的「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3],則正可說是描述了自丁日昌豁除多項雜餉以來的情況。這應該就是我先民原本在前清時期「台灣錢,淹腳目」的處境。

至於其他日本官方資料,除了極罕見的機會,如前述1901年我台降筆會戒毒運動期間,日警在打壓該運動的會議上,在提示當年我先民的處境,及反抗的可能原因時,曾自行提及我先民處境之惡劣外,極少有這類資料留下;更不要說是關於他們真實的如何敲剝壓榨的手法了。[4]

由於他們並不關心我先民真實的生活,他們只關切如何宰制我先民,使我先民能夠存活在其「不可餓死」而又不敢反抗的目標下,所以我們在官方的資料中很難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在殖民者奠基期間,我先民的生活處境,經我們注意收集各方面的資料;在1905年之後,日本財經學者對於我島殖民統治有所謂的「黃金時代」之說;其真相是,除了深受攘逐殺戮破壞,人口消失70萬人,我島的農業生產力逐漸恢復外,日俄戰爭〈1904~1905〉中,日本雖在英美扶植下獲慘勝,卻使得日本資本家深受鼓舞;因為從此廣大豐饒的南滿州與其消費人口將成為其發展的市場[5];這種興奮就表現在日本資本家來台投資發展糖業的行動中──總督府自1900年以來,就提供給糖業資本家優厚的補助,現在他們大批來了。

補助來自何處,來自前述搜刮我先民的各項稅收,換言之,那就是總督府財政的「黃金時代」的真相。過去我島上有「台灣錢淹腳目」的好光景,被逐漸加壓,搜刮一空。

這樣的資金流動,帶動了我島嶼經濟活動的熱絡,與就業人口的增加;其主要的受益者是少數的買辦階級及與其相關的地主資本家;這應該是日本傳統「不可餓死」的統治手段,高度剝削的自然結果。

這種發展,我們審視當局的統計資料,我們會發現到1908年,這黃金時代開始褪色;那是1908年縱貫南北的鐵路通車,他的運輸能量能很有效的支持殖民統治,一面能夠迅速的維持治安,打擊反抗者;一面能夠更迅速有效的吸取民間更多的資源,使得前述的警察政治更能夠發揮其作用。這對於我先民傳統「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治是極為不利的。

這「黃金時代」的褪色,表現在統計資料上,是一個不起眼的高點呈現出來──我們日殖五十年,在1906年起開始有了「歷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的統計數據;在該數據中,1908年是一個最高點,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該年之後,無論產業如何進步,農業生產力如何漂亮,但是我島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就沒有能回復到這個水準,逐漸盤旋走低,最後只能在23歲左右。像是由黃金色竟銹褪呈現為不可思議的破銅或爛鐵色了。

以上,可說是我們對於殖民當局當年所留下的史料的概述。

以下,我們將試著提供民間的資料──

最早的,這是乙未年間,日軍佔據宜蘭的資料──當時曾經有文化人籠統的批判著宜蘭老舉人李望洋,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起過,那位想以自己的頭顱與尊嚴來保護家鄉的卸任知縣,換來怎樣的屈辱──

「日軍自從入城那天開始,日夜間四城門都有日本兵站崗,盤問進出人等,眾百姓看到日本崗兵時,都要鞠躬行禮,日本兵昂然而立,稍有不順,便遭日本兵毒打,使百姓產生很大的怨恨和厭惡感。緣於日本人本身對待日本人,都是上級管下級,……,動輒不是打,便是踢,而以這種管訓方式對待本島人,本島人是受不了的,其次是日本人『有禮無體』,男人一回家便穿著像丁字布的褲子,赤身露體,群集井邊、河邊,毫無遮蓋的就在那兒洗澡,女人隨地依著樹下、牆角,就脫褲小便,……,於是百姓大為反感,其次所有清季列入祀典的大廟均為日本人占住,列為禁地,台灣人不可隨便進出,使得百姓更是厭惡;再則一有人告誰是匪徒或誰與匪徒有關連,必定會受到搜家查問,不堪其煩,恐懼得很。」[6]

我們今天也還可以看到日本學者引述當時的史料而概述──

「在本島民心惶惶未安之際,當時前來本島居住的日本人……以暴力嚴酷的手段對待占多數的台灣人,或為奪取台灣人的財富,對其威脅逼迫,或為完成其任務,對台灣人怒嚎鞭撻,尤有甚者,誘拐台灣人妻女或貿然入侵民宅施暴。日本人視台灣人與犬馬豬牛無異,過去歐洲人對黑奴的殘虐,今日在此可見。……不但不能成為台灣人的好榜樣,反而在台灣人面前暴露許多醜風陋俗,招致台灣人的輕蔑。」[7]

而我先民則如此描述其在家鄉所聞見──

「我們鄰村有個叫阿魁的男子,曾和我的第二房的伯父一起在涼傘頂抵抗過日本軍。……在平定後,被御用紳士告密,…阿魁終於被逮捕……為了要使村民觀看槍決,強制一戶一人出席參觀處刑。可是,阿魁在大家面前,反而得意地大聲痛罵日本軍。日本兵多半是膽怯的緣故,瞄不準,開了兩槍都未擊中。惱羞成怒的日本兵,拔出了日本刀,殺過去,也因為心慌,未砍中要害,頭沒有落下……日本兵又連續砍了兩三次,還是無用。最後發抖了起來,執行官才用手槍放在阿魁的胸口,射殺了他。」[8]

此外,則有這樣的情況──1901年,我台59歲男子王城,攔轎告狀事件──

「他在城內西門……有一間自己的房子,然而1895年樺山總督時期,被沒收充當軍用宿舍,全家被趕出來。到了乃木總督時期,以非常低的價格收購,而其款項幾乎都被名叫馬場一的日本人拿走。那間房子是借了五百元新建的,一家人頓失住所之後,三餐不繼。王城在1899年……也曾想再次投訴,但被攔了下來,這次的控訴一樣沒有被受理。」[9]

「城內日本人增加的內在因素,大概是日本人狡猾的掠奪。就如同前文提到的王城狀紙所述,進入台北的官廳軍人、御用商人等,光利用清朝的衙門和寺廟是不夠的。他們強迫台灣人搬出自己的房子,又有社會底層的人盜領收購的款項。台南曾發生所謂軍營問題:以區區一萬元,強制收購台灣人的幾十萬坪的土地。」[10]

還有前及1900年的揚文會上,民間代表,很「體貼」官方的描述──

「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但亦為不識國家政治大體之言,舊政府時代負擔無疑為輕,經費亦六、七萬即足,而在新政府則需二千萬以上,然舊政府時,收稅與兵備以外,一無為人民所設施者,因之無須多額經費之理由。反之,我政府於揚文會一事,尚耗钜額之費‧‧‧此次參觀中,更覺下民之無知,念及參加此次本會之各地紳士自應不憚斡旋之勞,解此愚民之惑而不言負擔之重,以盡納稅之義務。」

此期間,沉重的稅負與工役,是日殖當局透過「日式保甲制度」進行的兩項重要的新生事物。上面「揚文會」的民間代表已描述了稅負上的大幅增加;另外,工役上,就所知,在社會治安穩定之際,戰亂留下的是一片悲慘──當時的報載是──

「1902年,在斗六共六個地方的歸順典禮上,總計有265名土匪遭到殺害。南部由於大旱和戰亂,村莊荒廢,人民棄村成為流民,數以萬計的牛隻,因牛疫流行而死亡,生靈塗炭。」[11]

此後,隨著社會安定,工役逐漸增加,我們可以見到這樣的紀錄──

「1903年12月討伐南部時,由於苦力不足,下令……徵召五百名苦力。『在台南市和安平市,軍隊、地方官吏、御用商人向各戶人家強徵勞役,不分貴賤老幼,不管在家中或街道上,只要是男子皆悉數綑綁送到討伐地區,有人因此自縊或投井,人心惶惶。……。晚間還從屋頂闖入民宅內,強行押走男性。……到了第三天,市內的日本人眼見台南市民就要群起反抗,為了自身的安危,提出抗議,官方才停止這樣的暴行。」[12]

此外,還有兩種工役,一種是前述的為了俄艦東來,俄軍可能攻台,開始全台修道路、做防禦工事以及趕修縱貫鐵路的工役,我們曾見到鴉片癮者可以免工役的資料,顯然對於一般家庭會是相當的負擔,不過,我們目前沒有詳細的資料。另一種工役是當年當局計畫「理番」時,名曰「理蕃」其實是攻伐,就所知,通常這時深入後山,敵前的後勤運補都是我島民人的工役負責;這種義務工作,常常會受原民的狙擊,危險性高,往往讓我先民叫苦連天。前述的北埔事件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我虛齡八歲時,我的長兄突然接到徵役的命令。祖父以下,一族人都很憂慮。是因北埔的蔡清琳謀反,糾合隘勇及番人,襲擊北埔支廳及各派出所,爆發了殺死日本官民57人的事件……蔡清琳和隘勇門逃進山中,和番人一同抵抗。父親憂慮萬一出事,出了很大代價,雇了一個人代替長兄去服役。」[13]

此外,我先民在正式稅負之外,還有如此對所謂「臨時費」的怨訴:

「此外,人民直接叫苦者,乃保甲費也,保甲費分為經常、臨時之二種,經常費則一保一個年,約徵收百圓內外,執行保甲事務上所必要之費,係受地方長官之認可而徵收之。其他保甲之雜費,則臨時費者,依員警之指揮,隨時徵收,常比經常費更加徵收四、五倍,此所謂不明之費用,若滯納之時,遂依規約處分之。……其不得當也,明矣。」

至於,民間面對這些苛捐雜稅無力負擔時,當局所取的催收方式,竟是──

「對於負擔金以及水租未繳納者,……利用台灣人崇拜祖先的心理,抄封其祖先的神主牌。被抄封的人由於受到祖先遭受恥辱之心,有人乃鬻子而以其金錢繳納未繳費用。……對其他未繳納水租者,警察便對其人施以壓力,使之出售家具、動產、耕牛等,繳納水租,凡此事實,不一而足。還對於每天出外做活掙錢糊口的人而未繳水租者,警察禁止其外出,致使他無法糊口,不得已鬻子繳納水租,始准外出掙錢。……其餘稅金之徵收也採用這種手段。」[14]

此外,在城鎮與農村中土地產權的變動問題;在各城鎮中,前述王城的例子,很多;農村中出現的問題則是前述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中,官方把所有沒有產權根據資料的土地與林野都收歸官有;前述官有土地所增加的七成土地與官有林野所增加的近九成林野,應該可說就都是當局向民間掠奪來,民間雖敢怒而不敢言,很難忘懷被掠奪去的資源。

是在上述的情況下,他們看著殖民者的生活是──

「以青樓紅裙酒肉肉牆為唯一的快樂,紳士、官吏、商人、勞工均醉飽於此的新領土性、野戰性。」[15]

「新領土的官民無勤儉的思想,一般人會驚訝於在台日本人飲酒之多,經濟狀況之好,藝妓服裝之奢侈,尤有甚者,就連一般做正當職業的女性也大多穿著超乎身份的服裝。不過是僱員,也跟著人家抽雪茄,不吃台灣產的食物而想吃北海的食物。……小學女生竟戴三只金戒指去上學……當時日本比歐美國家貧窮,日本國民每人的平均資產為250元,不過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英國的九分之一,法國的八分之一,德國的六分之一,俄國的五分之一……」[16]

「政府對於台灣殖民地的統治,……把由甲午戰爭從清國奪取的賠償金以軍事名義支出。……其他方面也以各種民政費名義支出軍事費,……利眼手快的御用商人們大舉進來,爭相招待總督府的官吏、軍人們,因此,煙花柳巷夜夜成為紅裙子殺的格鬥場。尤其土木包工業最威風,與特權勾結,歌頌太平盛世。當時,台灣的日本藝妓的價碼,據說是每小時三圓。這跟日本東京新橋的藝妓兩小時一圓二角相比,就可想見在殖民地台灣的玩所欲玩的程度。」[17]

「所謂軍營,其實與豬圈沒兩樣,而這正是保衛國家戰士居住的地方。大概連動物都不禁會暗自垂淚。……僅僅改善兵營,生病的人數隨即減半……報載審判貪汙的軍法會議提到:『花了幾千萬的工程款,這在內地只要幾千元就做得好。』……」[18]

我們島嶼當年,殖民統治的奠基工作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當局的財政收入由於其時壟斷性的專賣收入增加,重稅盤剝的租稅收入增加,且社會治安在苛酷的日本保甲連坐制度之宰制下,漸上軌道;而日據以來的農村殘破,此時逐漸恢復其生產力,更加上日俄戰後,戰勝的帝國獲得南滿州廣大市場,那是日本帝國可放心發展的勢力範圍;面對這個商機,日本糖業資本湧入了台灣,在總督府提供自我先民敲剝所得而來的高貼補、高保護、甚至極惡質的特權下,展開了本島的糖業之發展。

確實當此時機,我們社會總生產力是增加了,就業人口增加了,雖然苛捐雜稅與全台修築道路的工役極重,但是短期中,是出現了一些榮景,最明顯的是財政收入增加;我們看1903年以後,總督府歷年歲入的預算與決算的差距,以及歷年歲入之節節升高;當時並沒有真實的建設,歲入增加就只是對我先民極力敲剝壓榨的結果──1903~1908年間的歲入預算為──

3,608,522元,3,608,522元,6,218,563元,6,937,042元,7,723,393元,8,644,278元

相對的,該六年間的歲入決算則為──

3,740,585元,5,579,386元,7,384,559元,7,660,344元,7,955,321元,10,323,947元

上述資料中,1903與1904的歲入預算相同,但往後年年大幅增加。同時,歲入決算往往大大超過歲入預算。正是顯示了當局敲剝壓榨之成效。

他所反映在我先民現實生活中的,是本期末,即1908年,我們島上鐵路縱貫線正式通車,殖民當局不僅更能有效地宰制我島嶼的治安,也更能深入的敲剝壓榨我先民的勞動成果;他最具體的表現是我先民很難知曉的一系列數據──我台人歷年平均死亡年齡,在數據中我們可見到1908年是整個數據的最高點──27.2歲;1908年之後,雖然我島嶼隨著時代進步,生產力不斷提高,但是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從來沒有回復到1908年的水準,到1939年戰前的最高生產水準,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只在23歲上下徘徊。

這也是本期我們以1908年為界,來區分其我先民所處的時代的理由。

最後,對於本期的史實,似乎確實可以拿當年我台耆宿林獻堂先生對於由大陸來台關切我臺同胞的梁啟超所概述的,「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來描述我先民的真實處境。

然而,關於上述深入的敲剝壓榨是如何完成的,僅僅是「經濟受搾取」一詞足以說明嗎?甚至我們前述所及,就足以說明嗎?根據我們研究所見,從來沒有一位學者,既使是日本東京大學有左翼傾向的學者也沒為我們揭露這個部分;最多他們只是抄襲著日本學者當年所說的──「各廳首長由普通文官擔任。但其實際情況是,各廳的事物大半由警務課執掌,總務和稅務如無警務課的協助,即無法執行任務。而在其下級官廳,其支廳長由警部充當,其以下的官吏全部為巡查。……日本的殖民統治形成以警察為中心的政治而扎根於台灣,是由於與本地抗日勢力處於緊張關係的結果。」[19]──但是,這哪裡能保證經濟搾取可到那樣的程度呢?

在此我們要指出,關鍵之處應該在於「日式保甲制度」,這個深具日本歷史文化色彩的制度,其中有「稅負連帶」的根本規定;換言之,一甲之內,官方給予固定的稅賦要求,如果某戶繳交不足,其他各戶要負責補足;自然造成其他各戶對於該戶的強烈監督;無論當局的稅賦多麼沉重苛虐,只要當局設定列入歲入預算,簡直就沒有不能達成的可能性。這應該屬於前述日本歷史文化的特色之傳遞與延長;論者若是硬要牽拖到當局與抗日勢力處於緊張狀態,應該是難以充分說明當時該現象的。

以上,應該就是當年我們先民實際生活概要的全貌。


[1] 「台灣通史」,下,連橫著,中華叢書委員會,頁376。其文可參看「台灣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眾文圖書,頁466~467。

[2]該雜餉相關的金額之原文為「其尤為民累者,則莫如雜餉。查雜餉名目繁多……各項名目,大為瑣碎,影射牽連,非斷葛藤,終難絕其弊竇。民間之塭餉、蔗車、糖廍,其弊固尚易釐別者,應仍其舊外;所有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仰懇自光緒三年起,准永遠一律蠲除。」

[3] 英籍顧問柯伍德受台灣總督府之請,視察台灣後的提出的社經資料。見於「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

[4] 例如,當年日本學者曾如此描述:例如,「1902年武力鎮壓結束時,全島除了20個廳的警察課外,97個支廳共設有992個警官派出所,遍及全島每一街庄;實際員額警部177人,警部補271人,巡查3224人,巡查補(多以本島人充任)1524人,遠超過當時地方行政基層單位—街庄役場—的人員編制。總督府以下的地方行政單位—廳—設有總務、稅務、警務三課,實際上總務、稅務兩課事務多靠警察的幫助才能執行;廳以下的支廳,幾無例外全由警部出任支廳長,其下官吏亦悉由巡查擔任。巡查負責稅務、衛生、農政等政事,人民舉目所見的官吏,只有警察而已,……這個體系外表上是總督—各廳、各課—人民,實際上總督卻是透過警察與人民直接接觸」(竹越與三郎1905:246)。

[5] 「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原著,周啟乾監譯,金禾出版社,頁74~77。

[6] 「乙未日本兵入蘭始末追憶」  黃益成口述,陳長城筆記, 台灣文獻,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頁115~120。該口述者,乙未日軍入宜蘭時,已十七歲,此為其回憶文字。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49。〈原文刊於「台灣民報」,1900.12.18。〉

[8]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前衛,頁19~20。

[9]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35。

[10] 同前書,頁138~139。

[11]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15。「台灣民報」,1902年三月十五日。

[12]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15~116。

[13]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前衛,頁23。

[14] 可見於「葉榮鐘早年文集」,晨星出版;頁178。

[15] 「台灣協會報」,明治三十五年,五十號。轉引自「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前衛,頁58。

[16]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45。

[17] 「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前衛,頁59。

[18]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50。

[19]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著,李明駿譯,人間出版,頁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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