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十 ──關於乃木總督與兒玉總督的比較,兼及賤賣台灣的原因 | 郭譽孚

網路上有這樣的一篇文章──『乃木希典嫌台灣賠錢貨,想用1億日圓賤賣給法國…揭秘歷史課本沒教的「賣台」往事』──

該文的文筆真不錯,又使用了當代最流行的聳人耳目的標題;讀者一定會不少吧──但是他所提及的故事,是否真是「賤賣台灣」的真正原因,以及其後任真的那麼了不起嗎?

個人研究台灣史,下過一點功夫,覺得有必要提供更多的資料給讀者參考──

因為有一種說法,說謊者往往不是欺騙,而是他故意沒有把全部的重要真相說出來。。。我想我應該來說些重要的,沒有被說出的真相。。。

據說,乃木總督曾經有一位表兄,是長州藩武士御堀耕助[1],雖只有長州明倫館兵學寮一年的學歷,但曾是長州正議黨急進派領袖,御楯隊總督。

該表兄是1869年與山縣有朋、西鄉從道一起赴歐留學的改革派人物;不料竟然在歐洲染上重症;病死之際,曾向病榻旁同出身於長州的木戶、山縣、伊藤諸傑請託,一定要讓乃木代替他的地位;當時諸人發誓必助乃木發達。

因而,1871年,日本建軍時,兒玉雖已表現出色,但只是一個准尉,而乃木已躍升少佐;1873年,他獲出任代理步兵聯隊長;1877年,西南戰役中,他雖然是損兵折將又丟了軍旗,但仍榮升陸軍中佐;第二年並升任東京步兵第一聯隊隊長;軍界多對其頗有不滿。往後雖有停職,卻仍繼續高升。

  • 乃木成為台灣總督的理由。

除了上述特殊的背景,他能出任台灣總督的原因,是他當時所部的第二師團,在當時造成政局動盪的「雲林大屠殺」的攘逐殺戮政策中,應負有連帶責任。在1895年12月,台灣總督府參謀長大島久直曾發文指責乃木師團稱:

「目前發生的事實也是如此,近時批閱各地稟呈的報告,我日本遣台或旅台諸君,特別是軍役夫、職工等亂軍紀、罹法網的為數不少,有此現象,誠令人難堪至極。」[2]

如果這資料不是汙衊,其軍役伕與職工之亂軍紀、罹法網者不少,主帥管控失職之責任本不能免;更何況,史實怕不只是如此,極可能只是當年武人氣燄極高,當局不敢輕率指責其「有失體面」的情況。

  • 乃木將軍的背景,人家不太服氣

可見得他所部的軍隊對於當時我島「雲林大屠殺」之類的動亂,應該負有相當責任;他身為主官應該負起該國際事件善後的責任。而如前述,軍界對他有相當不滿,因而這時薩藩出身的拓殖大臣高島指派他負責收拾該國際事件的殘局,應該是合理的──所以,雖然原來桂總督推薦兒玉源太郎接任台灣總督,沒有成功。

相對的,兒玉在軍事這方面應該稍好些;他也在1877年的西南戰役中出名──不過,他當時是熊本城的守將,在西鄉大將率兵三萬五千人圍攻達五十天,情勢危急;剛好其部下想到庫存有兩門由法國新購入的大砲,就拿出來依照說明書使用;沒想到攻城的西鄉軍,在不知砲彈落點的炮聲驚嚇下,立刻各自逃命,因而,無法部勒大軍的西鄉遂自殺而死;他就取得了該役的勝利。

  • 乃木總督當時困難的處境

當年乃木總督所面對的問題是,雲林大屠殺中有英國商人被殺,並且我島中部洋商的樟腦貿易事業因社會大動盪而無法進行;引起列強強烈的抗議。而當時日本的國策又是「脫亞入歐」,真是茲事體大。如前述,乃木出任台灣總督之後,過去的不滿者,難免看笑話。

更重要的,是該事件引起天皇的重視,但是天皇不可能知道實況,當時,天皇不僅在國會開議時,曾經表示要善待新附民,甚至乃木陛見時,他也當面向乃木交代,要善待新附民,一視同仁;在日本天皇絕對主義下,天皇親自開口的金口玉言的所有交代,就都是必須完成的「使命」;以至於乃木回台時,曾公開表示,來台是為了制裁「官匪」。然而,這種整飭官箴的善後工作,談何容易──還要尊重天皇那「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時整飭官箴的情況是──天皇在1896年12月25日的國會開幕式上強調對台灣人民應該「增進福祉」的態度時,我島上「對在台官吏之風紀等本島行政上之種種非難已開始爆發」[3],以至於後來,在乃木總督治下,中央政界對於台灣官界百出的貪污事件,議論紛紛,乃至追究官箴的消息不斷。

當時的情況是,「以雲林事件的爆發為契機,整個台灣內外開始形成一股批判總督府對匪政策的政治勢力。這股政治勢力,在總督府方面,是以高野為中心的司法官集團。在中央,則是進步黨的強硬派。」[4],兩者在攻擊政府上簡直是合作的[5];前者是以天皇的「一視同仁」與憲法為根據,批判過去總督府的惡質政策;後者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觀點,隨著1897年5月,台北爆發了總督府被「土匪」包圍與襲擊事件,根本的批判到反對我們前述那1895年川上操六在「台灣事務局」獨排眾議而建立的「武官總督制」。

那是1896年8月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國際輿論的強烈批判,茲事體大;1896年10月,參謀本部的川上中將率明石少佐南下視察台灣,並赴越南考察法屬殖民地,1897年2月,他們返日提出了前述反對「一視同仁」,軍部不能認錯的意見書。乃木處於天皇囑咐與軍部竟然反對的夾縫中,然後在5月又遭遇土匪包圍與襲擊總督府事件;在這前後,島上又爆發了多起總督府內的貪瀆疑案──在這樣的處境下,乃木在1897年7~8月間,執行了誤以為嚴禁鴉片可以驅逐我先民的嚴禁政策;8月初,內閣通過了主張屬於「緩治」的「停止軍政」的「台灣統治方針」。但最後仍弄到民政局長水野遵下台,法務部長下台;甚至學務部長也下台。

我們簡直可說,他不僅面對著殖民台灣之初,軍部惡質決策的全部惡果;軍部不認錯,他還必須面對天皇曾經親口所交代的「一視同仁」;當時被當作當局的「台灣統治方針未確立」[6],來批判──他應該如何自處?

  • 兒玉與後藤的優勢

兒玉在接收台灣時,曾出任「台灣事務局」的委員,對於東京當局對於台灣政策的實際發展應有相當完整的認知──例如,造成當時善後問題的殺戮攘逐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同時,他沒有像乃木一樣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壓力問題;也由於該問題的責任與自己比較無關──甚至據稱,當時的確立「武官總督制」是川上獨排眾議的,他可以比較沒有牽扯到自己的壓力。

另方面,後藤新平在乃木出任總督前,已經以內務省的衛生局長出任台灣總督府的衛生顧問而負責擬出了受到伊藤博文肯定的「台灣鴉片令」;該令能獲得東京的認可,後藤可說在未來台出任民政局長之前,已經充分參與了台灣的統治政策的擬定。據稱,伊藤博文原本有意請後藤輔佐乃木總督,如果乃木願意繼續擔任總督的話。

他來台,與兒玉一樣,沒有強烈「一視同仁」的負擔──尤其,他那著名的所謂「生物政治學」,來自先進的英國理論,只把人看成「生物」,並不是有靈性的、有尊嚴的人類,使得後藤與兒玉比較乃木總督與水野局長應該是更自由的。

  • 乃木與兒玉、後藤的差別

乃木何以無法承受當時的壓力,因為他自身的責任更牽扯其中;而他又是個比較有道德原則的人,當年,日人曾如此描述──

「乃木年輕時耽於花柳界,甚至連青樓之雄伊藤博文也擔心他。然而,自德國歸來之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觀,過著謹慎耿直、符合軍人美學的生活;明治二十九年……就任時,由於官吏的宿舍簡陋,乃木認為不能只有自己一人奢華,因此拒絕搬進雄偉的總督官邸。台灣的有權勢者……送蘭花給他,但乃木大怒拒收。台灣富豪集資要修道路,也被乃木拒絕。為了瞭解民情,乃木設置投書箱,而且自己保管鑰匙。他極端厭惡御用商人……外國傳教士則認為乃木是個優秀的將軍,很尊敬他;然而,乃木周圍的人則受不了。乃木大聲疾呼懲治貪官汙吏……」[7]〈案,投書箱是在台停留十天的桂總督設立而乃木停辦的〉

「他要求樸素、儉約,屬下也都仿效他帶著隨身飯盒工作。但嚴格會衍生為善。當總督視察時,地方官當天就帶梅干便當來上班。乃木嚴厲舉發瀆職,要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徹底執行,甚至追究到總督府的核心官僚民政局長水野遵,東京政府為此頗感驚慌……由於中央政府干涉,乃木只好半途而廢。」[8]

日人的許多論述,可說共同指其「不適合政治圈」或是「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然而,那是真的嗎?明明我們在前面已見過奉命執行殺戮攘逐我先民政策的他那所謂的「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那顯然就是很政治性說詞、「睜著眼睛說瞎話」的言詞,怎能說不適合「政治圈」呢?

相對的,儘管兒玉與後藤被如是美稱──「兒玉總督被稱為陸軍的至寶,擔任過陸軍、內務、文部大臣,並在日俄戰爭時擔任滿洲派遣軍總參謀長……中央常常需要他,所以經常不在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盡情一展長才,這兩人是台灣統治史上……最佳拍檔之一。後藤對邁向中央政界懷著野心,因此在政界的活動也很多。」[9]──然而,前述那所謂的「第三旅團團長兒玉源太郎中將接任,讓很多人高興」──是為何高興?我們可以看見關於兒玉與後藤的,或關於後藤的妻子後藤和子的──

「兒玉時代雖放領了大量的土地給個人,但據說那是為了圖利以民營移民村為藉口、卻志在獲得土地的人。佐久間總督赴任後,對於總督府在前十年沒有擬定日本人移民台灣的政策,感到十分驚訝。」[10]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一萬三千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七萬三千元買進,六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11]

「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明治三十八年〈1905〉……第一任支部長由後藤和子就任,…從明治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這三年間,台灣愛婦的轉帳金額達三萬五千六百零一元四十六厘,但是『原資料沒有這一欄,所以無法計算』,留下令人疑惑的空白,這麼多錢到底流向何方?是不是貪汙?為何沒有追究責任?難道是高官涉入,所以無法追究……」[12]

據稱,兒玉總督在孩提時代被譽為神童,是個粗野放蕩不羈的男子。個子小但嗓門很大;後藤則是個神經質、易怒的人。看來它們可能比較沒有所謂「軍人美學」的背景,是否因此就比較適合所謂的「政治圈」呢。

我們所看到前述的民間紀錄,確實可能顯示了乃木與兒玉他們雖然確實有著若干差異──但是看「當時流傳著許多故事,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他從日本回台的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總督府共寢,兩人的衣物和自日本帶回來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13]──那些對於自身也曾「耽於花柳界」的乃木言,真有那麼大的差距嗎?

乃木來台前,在東京記者面前曾經明白地表示來台灣後,要整飭吏治,但是沒有成功;兒玉與後藤兩人來台後,曾經一次讓一千多官員離台;但如前述「來台的後藤長官為了節省人事費用,在沒有調查人品和初期政績的情況下,一舉將1080名官員撤職,進行殘酷的人事整頓。」,這樣的整頓可能比其前任的乃木總督更改變了多少我們島民當年的處境嗎?

如果真的關切這個問題,由前述後藤高升後就在我們島上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的論述中,應該就可以看到當時的真相──歲入由「入不敷出」到「收支平衡」的增加,主要只能來自當局對於我先民更加緊了宰制與壓榨吧。

  • 試論乃木總督打算賤售台灣的原因

如果我們前面所舉出的史實都是真實的;乃木總督與他的後任之間,細看起來,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有之,乃木晉見天皇時,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對於那個時代的日本軍人言,是有巨大的使命感的壓力的──他可能實現嗎。

其次,是否再加上,確實對於自身言,對於當時惡質的局勢,他認知到自身確實有難以卸責的關係;更加上,他應該深知自身過去的表現並不能服眾,這使得他更敏感於外界的眼光與言詞;這些形成了內外交逼的情勢──甚至他在就任時,竟然把老母親也帶到當時以瘴癘之的聞名於日本的台灣來,他宣稱,來台的日人不應該有海賺一筆之後就回日本的心理,應該要有老死台灣的決心;不幸,他的母親來台後,不到四十天,就病死了,他為此竟被指為「不孝」。

最後,應該是更重要的,他在就任的一年多之後,確實感受到當時的情勢惡劣,那不是短期能夠處理的。而同時,就任之初,他雖已經宣布了不使用「急治」的方案,但是惡劣的情勢不斷爆發各種問題,他不能視若無睹,但是實難處理。而另一個壓力來自松方內閣,對於松方而言,台灣的國際問題是伊藤留下來的爛攤子;對於松方首相,他只急於處理他最在意,讓他焦頭爛額的徵稅問題──所以,乃木若要把這個前內閣留下來的問題處置掉,他自然不會很在意。

以上,應該就是乃木總督考慮賤賣台灣的背景;如果能夠這樣地把這個引起國際上批判當局的燙手問題解消掉,同時也處理掉了天皇所交代的應該「一視同仁」的使命,豈非真是古人所謂「釜底抽薪」的好辦法[14]

不過,對於後來接任松方的伊藤內閣言,本應該比松方在意;因為,對於台灣問題應該更有責任的他們,即,有責任的文官伊藤與當時不怎麼顧忌「一視同仁」的武官兒玉,以及已經抱定了「生物政治學」那只把「人」看作一種「生物」的統治觀點的後藤言,自然難以接受乃木那相對「有辱國體」的認知。

以上,是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的認知;正是也因此,日本曾有論述認為──「就如同織田信長釣的鯛魚,變成豐臣秀吉的料理材料,豐臣秀吉的料理又變成德川家康的盛宴一般,兒玉時代的繁榮其實是託乃木的福,有乃木在,台中、台南等地的縣政才不至於腐敗,他在淨化政治上頗有功績。」[15];但是本研究以為,兒玉時代的繁榮,是由於他們無需考慮「一視同仁」的,即有後藤那「不把人當人」的「生物政治學」,並不是他們真比乃木更高明多少啊。

最後,知否?在1907年,乃木竟然能在明治天皇的「欽點」下,擔任「學習院」的院長,那所學校是皇室王公貴冑子弟就讀的學校,那代表的是怎樣「崇隆」的意義?由日本的歷史文化看,乃木總督真的那樣失敗嗎?

  • 餘想─後藤與兒玉,真是「能吏」嗎?

此外,論者有如是稱許後藤者──

「後藤能夠順利廢止三段警備制,是有兒玉當強力的後盾,才能壓住在台灣的日本軍人的反對。這也是後藤在後來接近桂太郎、寺內正毅等陸軍軍頭的最大原因。1920年代軍部抬頭,尤其陸軍官僚氣焰不可一世,而以長州閥為主,擔當日清、日俄戰爭,改變日本命運的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已經形成大派系,以後的吉田茂會接近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宇垣一成等軍頭,也是效法後藤新平的政治手腕的。對於軍人以外的對手,後藤一再和他們抗爭,使一般官僚相當厭惡他的死纏態度。後藤只關心借助政治力來完成事業,卻無法達成政治家掌握權力的境地。」[16]

並且,視為可以誇耀的提出──後藤需要兒玉護航──

「在上任之初,為了壓制軍方人員的氣焰,即召來陸軍參謀長、各地旅團長等,到台北餐敘,言明今後以推行『民政』為要,不再是過去的『軍政』……讓這些將領們給他『背書』。」[17]

然而,這些真是值得誇耀的嗎?本研究卻認為那是後藤對於軍方的怯懦;被視為日本能吏的後藤──甚至美國學界論及他時,也頗肯定其能力,但是他對於軍部竟然也不能據理力爭?甚至還跟隨著兒玉那受到伊藤博文反對的滿州經營論,而往我東北主持南滿鐵路──[18]若我們由大日本帝國最後之毀於軍人之不受管制上看,作為「能吏」的他們,若不能根本地,以他們的能幹向軍方抗爭,改變可能陷國家社禝於危亡的不合理的體制,所謂的「能吏」,是否就只是「欺負百姓,博取功名」的「能吏」而已了,那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最後,根據一個誠實研究的學術態度,有一次重大事件的處理,我們認為他可能可以確實合乎「能吏」的標準,那是我們前面提起過它們處理我先民當年透過民俗信仰,成功地推動了整個社會戒毒的運動;而它們居然能夠很小心謹慎地將之打壓和撲滅到相當的程度,哪真可說是一「能吏」的表現──雖然我們立於不同的立場,我要咒罵他,但是我願意承認他確實是一「能吏」!──然而,我們看無論日本人或是美國人的霸權論述中,從來沒有人詳細論述該事件,如果那次我先民發動而被他巧妙打壓的偉大事件,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質疑說他沒有資格成為「能吏」,是否其實倒是頗為恰當正確的評斷?


[1] 此人名不見於「百度百科」,透過谷哥,可見於「日文維基百科」。現在「中文維基百科」中,見不到該詞條;該「日文維基百科」中,叫不出中譯文。

[2] 「乙未征台日誌」,早川直義著,曾玉昆譯,刊於「史聯雜誌」第25期,頁87。

[3]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47。

[4] 同前註。

[5] 以政黨言,自由黨與進步黨各自立場不全相同,因而,攻擊政府的觀點可能不同,例如,有時以內閣為對象,有時著重在總督府政策,但是他們的批判,都是不可輕忽的。

[6]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51。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8]「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9] 同前書,頁75。

[10] 同前書,頁214。

[11] 同前書,頁140。

[12] 同前書,頁163~164。

[13] 同前書,頁80。

[14] 一般學界論述,對此問題都僅注意當時的經濟負擔,其實,東京採取了攘逐殺戮政策,本應該為其成敗負責,付出更多的成本,經濟負擔增加是合理的;只是由於他們不肯正視前述政策之錯誤,因而只能含糊地責怪當時台灣的經費負擔過重。例如,著名的我留日學者涂照彥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也只能如日人之方式考察當年此欲賤售台灣的史實。〈可見於該書中譯本,李明峻譯,人間出版,頁34。〉

[15]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

[16] 「台灣現代化奠基者─後藤新平傳」,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71。

[17] 「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青著,玉山社,頁95。

[18] 案,這是指兒玉在日俄戰後成為滿州軍的指導者,他拒絕撤軍,提倡滿州經營論;伊藤博文表示國際上門戶開放政策,清廷仍擁有東北主權,不可逾越;後藤之高昇就是赴我東北,繼續兒玉的主張;往後才會有九一八事變之發展。正是在滿州經營論下,日本資本主義快速膨脹。〈關於滿州經營論,可參見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金禾,頁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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