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九 ──作為時代重要註腳的「北埔事件〈1907〉」真相

關於所謂的「奠基」,其意義究竟為何?是穩固與安定的意思嗎?是統治者可以「安心睡覺」的意思嗎?還是不管心理上如何忐忑,但是社會上已開始可以進行種種投資事業,無須擔心血本無歸的意思?然而,就投資言,投資必有風險,完全避免風險,等於就是享有特權,也就是前述「割據」者所堅持要據有的特權。在歧視苛待我先民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完全避開所有的風險;也就是保證我先民不會反抗,每天宰制者都可「高枕無憂」,就是殖民者所謂「奠基」的標準?

在日殖初期,有幾個重要的時點,一是1901年,後藤長官將地方行政由三縣三廳制,改為二十廳制,以此成功地在1902年破壞我島傳統醫療體系,打壓了我先民偉大的戒毒運動;也在這年,在島上透過土匪歸順的儀式,對土匪誘降而屠殺之;屠殺後,據稱社會治安較過去安靖許多。似乎才有在地方開始各種建設計劃的可能性。另一則是1906年,該年日本殖民政府的歲入與歲出可以平衡,無須依賴東京當局的補助了;對於東京當局言,這當然是重要的,但這只是東京當局在這問題上可以安心,稱其為「奠基」,然若以我島先民的觀點看,真的會仍然合適嗎。

一般日本學者與抄襲日本論述的我台學界,很看重前引的1906年讓東京當局感到寬慰的歲入可以與歲出平衡,無須東京補助,強調該年為「奠基」之年,然而,當局透過高度的威壓宰制完成了平衡,這樣的「奠基」,尤其,達成此平衡的後藤長官曾明白嘲笑我台人易受「愛錢、好面子、怕死」的宰制,那樣的所謂「奠基」,真是我們應該跟隨肯定的嗎──那樣的「基礎」是堅實的嗎?

作為一個台灣史研究者,個人認為應該以1907年發生在新竹地區的「北埔革命事件」作為這種「奠基」的重要註腳[1]

這是當年一個被日人長期扭曲與隱匿的事件[2];要到1945年,戰爭末期才不得不公開其規模的事件──實況並不清楚。

也因此,我們在本文中不細談其過程;只談其中可以確定糾正的事蹟;在此僅談其概要──本事件以「仁義、安民、復中興」為號召;其成員主要為漢族隘勇與原住民攜手發動;殺死日警與日人56名。起義者出發自近山的內大坪,一路殺向北埔支廳;沿途12公里,頗有鄉民參加,順利成功。欲進攻新竹城始發現,時間聯絡有誤,無人響應會師。事敗。主謀者蔡清琳入山區,被原住民毀容殘殺。使原計畫陷於難以對證;事件後,被酷刑拷打致死的共有80多人,尚不包括自殺,被山胞殘殺者在內,總數超過一百多人,最後受拷刑而未死的只有九人。象徵性地審判了該九人,以死刑定罪,執行。宣揚沒有誅九族。

該事件是日殖五十年間,日人死亡數第二多的事件。達到56人;僅次於1930年的霧社事件[3]。起義時間,在1907年11月14日,該年是日人所宣稱,1902年之社會治安穩定後第五年,亦即台灣總督府歲入與歲出平衡後,尚未及一年。顯示所謂社會安定之不穩固,與財政收支之平衡,乃在我先民難以忍受的、惡質的情況下。

對於該事件,在官方資料中,我們至少發現了以下重要的、缺乏堅實品質,難以取信於人,也無助於當局吸取教訓的、建立真實的「基礎」認知的幾部分:

  • 革命領導者蔡清琳與要角巫新炳
  • 關於領導者蔡清琳

由日人在1907年的官方媒體報導,到後來日本學者的論述,可說不脫這樣的模式──「清琳在明治三十三年,十九歲時,犯詐欺罪被判刑六個月……,出獄不久,再犯竊盜罪,判刑十個月,監視六個月,仍不悛改,三十六年受行政上的戒告。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教唆雙方興訟,從中調解而獲取不當暴利……」[4]與「雖詐欺瞞騙為事。輒致失敗。身陷囹圄。而受幽囚之苦汁。前後二回。……彼失世人之信用。又為官廳所注目。生計日艱。間以所眷戀之愛妾。棄之如敝屣。因焦思苦慮。欲脫出苦海。而萬策俱盡。窮鼠嚙貓。遂生此極惡之計。」[5];綜合以上,稱其為「落魄無賴」[6]或「市井惡漢」[7]

而後出的日本學者的研究則竟有如此描述者──

「自幼放蕩不羈,不務正業……平日以詐欺、偽造文書,當訟棍謀生。曾當過日方巡查補,和不少日本婦女私通款曲,也喜歡出入青樓。後為日警查知,就將他革職,並判了兩次刑,出獄後本性不改……關於他的劣跡,台灣史家也有所肯定……」[8]

然而,真的他只是一「落魄無賴」嗎?「落魄」以前,他曾經如何得意、輝煌?因何而轉變?這個「無賴」,過去的真實行跡如何?他如何能夠獲取其徒眾的追隨?那樣的描述對於想要真正理解該事件者言,怎能成為有助於當局吸取教訓的、足以鞏固其統治的,真實的「基礎」認知?

  • 關於匪魁巫新炳

在1907年,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木村地天的報導曾如此描述巫氏,稱「在拘留所內,有一目光炯炯的中年人,看來是獨當一面的領導人物,門上掛著一塊木牌,『匪魁巫新炳,須特別注意!』……」[9];而其就義時的表現,他除了坦承自身是「帶領黨徒到新竹水仙崙的首領」外,面對任何刑求,都不回答;卻凜然地表示「不必要跟你們講,要講就到閻王面前講」,可見其臨死不屈的精神;不是普通人物。

此外,除了他當時曾親自援救他所信任的日籍基督徒宮川出險──他在當地乃是很接受日本教化的人物。他不只送來兩個兒子來上學,還擔任學務委員,且是協力創辦大平學堂的著名人物〈內豐浩劫,頁150~153〉;同時,由他曾經因渡邊支廳長的推薦而擔任殖產局在當地苗圃的工頭;據稱很稱職;上級當局應該保有他良好品行的紀錄。

然而,官方對於本事件的紀錄中,並沒有提到這類重要史料。我們在官方的「北埔暴動事件處分始末報告」中,絕對見不到我們所關切的起義原因,只看到對於巫氏離奇不實的報告──「〈12月13日〉又巫新炳、劉徐氏甘妹於同日,由檢察官代理為不起訴之處分……」[10],然而,事實上,我學者楊鏡汀曾指出,「巫新炳氏北埔事件的『匪魁』……他在陰曆13日晚〈即11月18日〉12時,壯烈就義……已經死亡20多天,何來『不起訴處分』?顯然是矇騙上級。」[11]

  • 關於該革命的時代背景

就個人言,每一個人會有其各自的人生境遇,各自會走上不同的道路;然而,當不同背景的人們在那個時代中,無獨有偶地一起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時,通常那是時代出現了個人難以抵抗的大力,使得他們走在了一起;然而,那如果是革命的道路,則是他們共同為了抵抗那大力,而走到共同的道路上。

  • 前已提及的日據初期的種種悲慘經驗

例如,前述乙未之際,在殖民者先進武力下,被攘逐殺戮,被燒殺擄掠,被威壓宰制的印象;對於身受其害者,混著血淚的嚎啕哀號,還在記憶中,難以忘懷;或者還常在睡夢中驚醒。還有,前述我先民曾經怎樣透過降筆會掀起全島的戒毒運動,曾經如何地成功,然而,卻被當局以警察的威壓與破壞我島傳統醫療系統而失敗;當年在各地親見其事者並非少數,社會曾經熱烈迎接新希望,那原是日人教科書中也肯定的作為,他們應該不會忘記是因當局種種打壓而失敗的。

  • 日俄戰爭前後所見

日俄戰爭中,它們親見到日人倉皇逃返日本的情況,如前述,全島約有五千人逃離;合格教師減少,台北市出現空屋達千戶,顯然日本人減少;農民惜售農產品,物價上漲;同時,當局宣布吸食鴉片的癮者可免服工役,引致我島上的癮者增加兩萬餘人;日人作威作福的情況減少,但是民心動搖。

當時的社會情況,日本學者曾如此記錄我島嶼在1905年,那財政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實況──

「日俄戰爭後的不景氣……壓得一般民眾的生活幾近崩潰,財閥寡頭支配更為嚴重,隨著工業發達,勞工人數不斷增加……在台灣受窮困之苦的日本人較少。在殖民地的結構中,貧困階級大都是台灣人。」[12]

「天皇誕辰那天……在恭祝天皇萬壽無疆後……一直到九點半才散會。……特權階級在總督官邸濫用稅金的奢侈程度,一年更勝一年……」[13]

「殖民地中等以上的家庭非常愛慕虛榮、重視外表。台灣的冬天溫暖,幾乎不需要準備冬衣,煮飯的水也不冰冷,……一般家庭不請女傭也沒有關係,但相反地,幾乎每家都雇用女傭,在家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14]

「丈夫是個對長官卑躬屈膝的小職員,上班時會遭到喜歡為難下屬的長官〈後藤新平〉嚴厲責罵;太太則在官舍吹著涼風,喝著冰水,在籐製的床上看著玄齊和浪六的小說、睡午覺,晚上則為劣等戲劇神魂顛倒。」[15]

「日本全國的藝妓、娼妓據估計約十萬人,而全國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婦女約有七百萬人,每七十人就有一人賣淫。……住在台北的日本婦人有7,191人,……每16.72人中就有一人是妓女。但是這裏所謂的婦女,是從嬰兒算到老太婆,如果假設十五歲到三十五歲間的婦女數占一半,即3,595人,那麼每8.3人就有一人是藝妓或娼妓……台北市內的日本男性……明治三十七年花在藝妓、娼妓身上的錢,……達41萬元,婦女以慈善音樂會募得的款項不足一萬元,而這一萬元的使用卻遭到報紙批判。」[16]

「全台旅館有134家,餐館267家,飯館201家,妓院107家。餐館如果有女主人和手腕高明的老闆,營業情況會很好,而且店裡會極盡奢侈之能事。但是最大的餐館,借款也最多,依靠借款維持營運。」[17]

「即使日本治台已十年,仍未斷絕男性案中串通販賣女性人口;在日本帝國底層,就如同強者瞄準犧牲品一般,不斷壓榨軟弱女性。」[18]

當然,這樣的情況與日本傳統的情色文化是深刻相關的;當時我們的先民伊面在史無前例的重稅壓迫與沉重的工役宰制之下,一面眼看著殖民者的荒淫無道。

  • 關於人性的真實

據稱,蔡清琳的父親是擁有幾處腦寮的腦長;他不僅讀過國語傳習所,是大隘三鄉第1位進入日本講習所訓練者;且四個月畢業後,就學得一口日語。確實蔡清琳照顧了一個日本女子,可能是一位「酒國之花」[19];因而,他受到日本警察的妒恨;使得他受到日警的苛待。但是因此就說他「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以及「生計日艱。間以所眷戀之愛妾。棄之如敝屣。因焦思苦慮。欲脫出苦海。而萬策俱盡。窮鼠嚙貓。遂生此極惡之計。」[20],是否故意隱匿了前述殖民社會的種種巨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指出,前述官方強調的蔡式的身分中,應該就像德國哲學家康德所指出的,「說謊者所說的都是真實的,只是沒有把全部的事實,都說出來吧」──這位「落魄無賴」,他擔任過「巡查補」,就是日警的通譯;他極可能親見或是耳聞過我先民當年降筆會的社會運動如何戒毒成功,如何被打壓,其對於官民間的社會正義問題,應有頗深的體會;同時,由於這種通譯的能力,使得他不僅能夠幫助日人招募腦丁與隘勇,並且也能夠成為律師的通譯;也因此,他能夠獲得腦丁與隘勇的信任。

應該更重要的,是他所受聘僱的律師是伊藤政重[21],我們在我台耆宿蔡培火的紀錄中,可知伊藤是早年鼓勵林獻堂輩向總督府爭取權利的律師[22];在葉榮鐘的名著「台灣民族運動史」中,葉除了提及林與伊藤的關係外,還特別提及伊藤「在台灣是相當有名氣的律師,和政黨頗有淵源,似乎當選過議員」[23]──蔡曾任伊藤律師的通譯,應該也常表現出相當的正義感的吧。這樣的情況下,日女欣賞蔡是否很合乎人性?而據稱在蔡交給那位日籍女子的遺書中,有提出請她照顧家中妻小的請求[24];這樣的一對異國男女之間,他們之間的關係,真的只是「貪圖淫逸,不務正業」嗎?

此外,關於似乎太貿然起事上──關於該事件,當局曾這樣地宣布──

「新竹廳月眉庄的落魄無賴蔡清琳,為提高其反抗的聲勢,虛報清兵來襲;簇使隘勇數十人在1907年11月14日暴動;15日,襲擊北埔支廳;渡邊支廳長與郵局局長與警部補,以及官吏家屬、平民等55人被屠殺。欲南進劫掠新竹,但被台北守備隊與新竹警察隊協力平定。我官憲處分匪徒80人,逮捕者9人;同年12月14日,由北埔臨時法院全部以死刑處決。」[25]

對於當時的清廷腐敗,而這次革命事件竟然寄望於清軍登陸,想像將以裡應外合之勢,進行革命──聽來昧於大勢,確實十分荒唐;讓人感覺犧牲得很不值得,甚至可能被鄉里所埋怨。

然而,蔡在事件結束前已經死於山區,當局所披露的種種,不僅並非蔡的供辭,並且也缺乏足夠的佐證;然而,當時我先民確實處在憤懣苛虐的無望中,除了前述的日俄戰爭前後,日人自稱其社會有「極盡奢侈之能事」的氛圍,而相對的,我先民還親身遇到這樣的情況──

「敵蕃的槍聲一響,台人隘勇聽到命令會立刻持槍勇猛前進……日人隘勇則十分害怕,非常膽小,……大部分日本隘勇一聽到槍聲就兩腿發軟,接著棄槍逃走。…會成為隘勇的日本人,多半在社會上無法謀生,因此其勇氣和氣魄比不上台灣人。」[26]

「我當隘勇的時候,日本警察下令,把台灣婦女化妝作山地姑娘的裝扮,由我們山地隘勇護送到山上,交給日本警察…。當時隘勇線警備的日本巡查多為單身漢……這是公開的秘密,誰也不敢不服從……。」[27]

「大坪監督所主任德永警部補對巫新炳有兩件深仇大恨,其一是巫新炳的○○被○○,另一件是○○飲料水,給他○○。三、隘勇賣命工作,月薪僅有八元,對待遇有不平不滿。」[28]

另外,據稱,在上述日人承認的史實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傳說,當年起義領導者與山民間缺乏近代化有效聯絡的工具,因而以某山頭上起火為號令;正巧那天有牧童在那山頭玩火誤傳消息;因而,難怪雖本來計畫頗有規模,竟然山民之外,各地無人響應。

我們是否對於他們的如此處境會有稍微多一些諒解──那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已到了簡直「忍無可忍」的情境啊。

  • 該事件「欺騙」的基礎在「恐嚇」與「低智」

上面,我們引述的資料,讓我們看到了這個號稱為往後殖民統治「奠立」了「基礎」的年代,在論述那個時代人物蔡清琳時,有意的偏差,所奠立的是怎樣不扎實的「基礎」──它們隱匿了多少重要的背景,使得應該被重視的焦點被模糊或隱藏?那豈非一種故意的欺騙?

關心我們台灣史的讀者,會滿足於我們對於這類欺騙的揭發麼?

人說,「謊言者小心了,因為謊言者將因需要更多的謊言,而被壓垮」

本次革命事件,發生在1907年,在日人統治的近四十年間,都被掩埋在歷史的灰燼中,好像是動輒引來行人嘲笑的小丑般;怎麼會如此啊?

因為,當局把合理的扭曲為荒唐的,把無知的放大為理想的;因為,所有消息被封鎖,被恐嚇,被長期的瞞騙──在低智的教育基礎上──低智的「基礎」確實絕對十分「堅實」。

以下,我們分為封鎖與恐嚇,以及長期瞞騙的兩部分,。

  • 封鎖與恐嚇

殖民當局在日據末期,曾在我們島上出版了一本專書「台灣小史」,即前及的不得不公開該事件反抗規模,以提高警覺的;那是戰時體制下,所有出版物的內容必須嚴審的時代,但該書在論述當年的「北埔事件」時,卻透露出我們在過去的出版物中,沒有聽說過的史實;它如此描述著──

「流浪的無賴之徒蔡清琳……號召同志四百餘名……於明治39年3月,在台北廳新店庄,召集各地首領,舉行秘密會議,翌年11月,散佈清兵來援之虛報,嗾使隘勇等從北埔開始暴動,策應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之黨徒響應;其勢猖獗一時,未幾,首魁等悉被就逮。」[29]

這一資料,表明1906年3月我有意起事的先民曾在台北新店庄秘密會議,這是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史料,並且通常這類會議,安全性極重要,應該必然選取眾人認為可以保證安全的地點,會議沒有選在桃竹苗地區,竟在台北新店庄召開,是否可見原本起義的規模,應該遠大於當時的北埔事件。蔡清琳當年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在過去的紀錄中,都被當局隱匿掉了。

這一資訊,對於當年的史實言,多麼重要?它使得傳說中蔡氏的反抗並非只是新竹山區一小撮人的感受,而是北台灣社會蠢蠢欲動的徵兆,相對言之,殖民當局的統治「基礎」,其實真的並不穩固。難怪就在此前後,當局在理番政策上,採取了北征南撫的政策,同時,當然也恐嚇、威懾了當時的漢族社會。

  • 關於長期的矇騙──低智教育

此外,我們由該一新說法中,起義前一年,各方領袖曾經正式會議上,可見蔡的起義並非臨時起意,早先總督府官報以蔡的決意來自於日警拆散他與該日本女子的同居,是「貪圖淫逸,不務正業」之說,實大誤;而該錯誤說法竟造成戰後我「新竹縣誌」有關北埔事件的敘述達2500個字,其中專述想像的蔡清琳個人私生活的字數達650個字。佔了四分之一的篇輻。縣誌是屬於官方文件,真是可嘆。

而更重要的,是該「新竹縣誌」,在其關於本事件描述的最後,竟有如此的一段論述──「按,台灣人民本乎民族意識,對於優越、驕橫之日人,常以反抗心情默默無語,作金剛目視而銘記焉。居弱勢地位,能取不卑不屈態度對付強者,誠足貴也,至若蔡清琳,為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煽惑消息欠通之隘勇、山胞,仇殺日人孻婦老幼五十七人,洩一時之忿,而累及鄉黨,幾瀕於危殆,此豈能與發乎民族精神之起義同日而語哉?」[30]──似乎完全不知道我們前述的,關於我們先民被侵凌蹂躪與他們對於日人隘勇之所見?!

我們自身的官方文獻竟說我們的革命人物蔡清琳是為了「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我們的革命人物啊,真是蒙受了自身族人怎樣的誤解?!

而更重要的,應該是當局低智教育的效果,當年我們島嶼祖國派的領導人林獻堂先生曾經指其為「愚民教育」[31]──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及過的,教育上不重啟發「良知」、「良心」,只重視「體罰與恐嚇」,並且禁止發問與討論。

印證於當年身為劫後餘生的隘勇之子孫曾回憶其祖父在北埔公學校畢業前夕,最後受到的教育方式──對於平素以記誦為唯一學習方式的,已無發問習慣的學生們──

「安部校長……用自豪的語調,訴說日本『忠臣藏』〈赤穗47義士〉故事……突然話題一轉,談起『北埔事件』。安部說,『這場殺戮國人的『事變』,同是臣民忠君的行動,差別在大日本君臣關係以忠誠節義而明志;清國則是以名利封賞所維繫。因此才使狡獪兒蔡清琳有機可乘,以官祿重賞蠱惑愚民莽夫以身效尤,高舉忠君旗幟,逞貪婪之念又濫殺無辜、株連婦孺,實乃鄙劣民族之行徑』……緊接,安部說:『長官痛斥,……意予除惡務盡剿滅16歲以上男性。我等,……求其寬恕網開一面……』……當年……公學校的教職們,更是此項說法的推手……戰後,祖父一次與公學校前後屆卒業同學聚會,……卻意外發現北埔公學校的同學人人上過此課。……」[32]

平素僅以記誦為學習能事的學生們,很容易「信以為真」,他們簡直永遠不可能知道,就在日據下台灣警察制度中,1899年,當局所提出的敕令「警察獎賞規則案」的獎賞規定最高可達五百日圓的厚賞,實際「獎賞審查與施行內則」則規定為五十元以上,沒有上限[33],而當年隘勇的月薪只有八元;那是安部校長與老師們多麼無恥的欺騙──是否難怪前述「新竹縣誌」的作者會被誤導了;更不要說日本警察在每年的年節可以對民間商家收取鉅額的規費──未來我們將會另外談到。

這就是殖民統治的真實基礎,然而,受蹂躪與受侮辱的被害者的子孫們是永遠無知,只會記誦校長和教師所布置的動人故事的嗎?這就是我們關於殖民當局奠基的故事的一個重要的,殖民者努力要抹殺的註腳。


[1]任何「基礎」之可貴,在於其扎實;然後,才可能在其上構築種種理想;高壓宰制的統治當局要榨取資源作為歲入,本來不難;難在於其行事是否扎實,若不扎實必然難以建立穩固的基礎──因此就舉1906年之直後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為例而論述之。

[2]也因此,我們在本文中不細談其過程;只談其中可以確定糾正的事蹟;在此可概要地說──本事件以仁義、安民、復中興為號召;其成員主要為漢族隘勇與原住民;殺死日警與日人56名。起義者出發自近山的內大坪,一路殺向北埔支廳;沿途12公里,頗有鄉民參加,順利成功。欲進攻新竹城始發現,時間聯絡有誤,無人響應會師。事敗。主謀者蔡清琳入山區,被原住民所殺。事件後,被酷刑拷打致死的共有80多人,尚不包括自殺,被山胞殘殺者在內,總數超過一百多人,最後受拷刑而未死的只有九人。象徵性地審判了該九人,以死刑定罪,執行。宣揚沒有誅九族。

[3] 霧社事件,日人死亡162人,戰傷244人。

[4]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版。

[5]「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6]日文原著,『台灣治績誌』,頁424。在省文獻會出版的中譯本「日據下的台政」中,此段受到改寫,並添加不少資料;此不引。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時報文化,頁242。

[8] 「台灣武裝抗日史」,喜安幸夫著,廖祖堯譯,1994年三版,頁121~122。

[9]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10] 「內豐浩劫」,頁170。

[11] 「內豐浩劫」,頁171。

[12]引自「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321。

[13]同前書,頁244。

[14]同前書,頁186~187。

[18] 同前書,頁182。

[15]同前書,頁191。

[16]同前書,頁180。

[17]

[28] 原文見於「北埔事件秘錄」,轉引自「內豐浩劫」之「北埔事件秘錄探討」,該書,頁193。原書為巫新炳所救的日本基督徒宮川老人在1916年所記錄;其中空白處,據當地人說是前妻被姦殺。我台文化人林柏燕,認為沒有證據,不可妄議。〈關於隘勇月薪八元,是日籍隘勇所得,據日籍隘勇稱,自用尚可,難以養家。台籍隘勇更低。〉

[19] 日人的史書中曾故意如此描述該女──「就流傳至今的照面來看,她是瓜子臉,五官端正,感覺十分高尚,但據說頭腦不是很好。」〈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39〉──如此描述,應該是日人「應用史學」發揮作用了。

[20] 「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21] 「內豐浩劫」,頁46。「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40。據稱他曾經代表我農民向林本源製糖會社抗爭;受委託的伊藤政重原是臺北地方法院判官,1899年改任律師,後任臺北律師會副會長。如前述, 1909年,林本源製糖會社在總督府協助下,欲以極少的價格強制買收農地,伊藤政重對此種侵害地主權益的事公開大加抨擊,策動反對買收土地之運動,並赴京請願。最後被總督府取消其律師資格,以妨害公安名義迫其離臺。「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會社的土地政策」,師大學報,第 10 期,頁106~107。

[22]吳三連.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87 ,頁67。

[23] 同前書,頁68。

[24] 「內豐浩劫」,頁47。

[25] 日文原著,『台灣治績誌』,頁424。在省文獻會出版的中譯本「日據下的台政」中,此段受到改寫,並添加不少資料;此不引。

[26]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85。

[27] 「內豐浩劫」,頁193。

[29] 「台灣小史」,1945年。

[30] 在「新竹縣誌」的「人民志」第四章「北埔事件」欄之最後。

[31] 「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頁4。林氏對梁啟超語,「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32]百周年紀念專刊,頁215~216,遺族後記──北埔事件之三個因素三個影響,劉兆桄著。

[33] 「日據初期警察與監獄制度檔案」,〈附錄台灣中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編譯人黃耀東、吳定葉,省文獻會,頁223、234。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