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八 割據成型 | 郭譽孚

前面我們曾經討論到「日據時代」一詞,不只可以表達我島當年曾經被日人侵據的,並且因侵據的手法惡質,以至於當局處於不斷必須善後的狀態;此外,也由於善後缺乏誠意,因而與我先民關係惡劣,我先民們處境悽慘。另方面,可說由於「家醜不外揚」或「武士不認錯」與「獨佔利權」之類,我島當時還處於某種被割據的情況;也就是,過去把「日殖時期」稱為「日據時期」,其實,除了強調其侵略本質外,還展示了這種「割據」的狀況──也就是一種不能隨其國內發展而發展的處境。

現在,我們要在此進一步描述當時割據的情況是如何成型的。

如果處於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島嶼在日本之南方不遠的海域中,往昔日本海盜馳名,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先後其海軍擊敗中國與俄國海軍,我島嶼在轉隸於日本後,殖民者的國力發展尚頗順遂,似乎實在沒有被割據的理由;然如前述,我島嶼在被日本殖民者侵據之後,確實有被日人割據的情況。仔細考察,其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歷史現實的背景

如前述,如果沒有推出那錯誤的攘逐殺戮政策,就不會有往後攘逐殺戮政策的失敗,也就不會有「有辱國體」的處境,自然也不會出現必須掩藏實際真相,可能引出「割據」之局──當官方隱匿自身的錯誤,表示必須「報復」我先民時,可說「割據」的惡質種子已經種下──我先民將陷入「無可求助」,「無可申訴」的處境。

在東京,由1896年4月,開啟民政時代之前,先給予台灣總督「委任立法」之大權,可說是這「日本官民割據意識的法源」[1];乃木時代,總督就依此在現實中努力爭取自主,如前述他提出任期制的要求,反對政黨干涉總督的權力;到兒玉總督時代,除了入台之初,就一反過去慣例,對外界乾脆提出可以避免批評的「無方針」之說,往後後藤長官曾強調「適足以阻止政黨人士置喙」[2]的武官總督制,而兒玉更曾經在國會請求開秘密會議,獲得如願舉行;這種對公眾隱匿事態真相的作為,與當時媒體所指責的「以新聞紙條例,防失政之被表白於外,以保安規則,使內無反抗紕政者」[3],應該就是「割據」逐漸形成的訊號。

其二、既得利益者的割據傾向

這是台灣改隸於日本後,當1896年4月,民政時期起,各色平民湧進我島嶼,如前述,其中不只是良莠不齊,在這塊新領有的土地上懷抱著淘金與發財美夢的人更是不少;當時的情況,來台日人絕大多數是公務員,以及與公部門有業務往來關係,盼望能在島上獲得特權的地位,希望賺得一筆錢財就返鄉的投機者,他們是最早的既得利益者。當時,「日本國內紳士不到台灣,僅無賴之途前往」[4],經過「新領土充斥謀取特權的瀆職事件」,乃木總督懲治貪官汙吏行動半途而廢,到所謂的「第三旅團團長兒玉源太郎中將接任,讓很多人高興」。然後,先以人事整頓,送走了一千多名官員[5],要到1900年才有前述的「保安條例」出台,又強制其中難受管控的日人遣返日本。

到這時,仍然留在我島上的日人應該都是較親官方的份子;而其中更有財力與社會地位相當堅實的份子,他們或由於與總督府關係密切,或由於與東京政界的關係良好,因而其社會地位特別穩固,雖是總督府也不敢輕忽得罪的。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前述所謂「民敕」[6]的由來。

前及所謂「尤其是所謂『民敕』的特權階級,漸次養成一種割據心理,雖不至於把台灣看作他們的私有物,至少也是當作他們的勢力範圍……不過,官吏有一定的任期,也有調動升遷的機會,所以割據意識不及『民敕』的濃厚。……」,正是我島嶼淪於割據之局的重要背景。

在以上的背景下,出現的割據之局,在當時的現實時空中,我們可以見到以下的三種特色與兩個例子。

其三、割據型態的四特色

對於在日據下我島先民曾經指謫當時殖民統治有「割據意識」;也就是民間在總督府的統治下,常會有「無人關切,有苦無處訴」的情況。這種情況如前述起自1896年「六三法」頒布,給予總督「委任立法權」之後,但實際發動則要到後藤長官對外界宣稱「無方針」,成功地拒絕各界對於我島政的關切,建立起嚴苛的各項制度;讓我們先民從此生活在後藤所標榜的「生物政治學」的嚴刑峻法的宰制氛圍下。

這種情況,我先民曾經這樣描述──

「視台灣為它們的私有物,這種霸佔碼頭的割據意識,尤以在台的日本移民為濃厚,他們未遂其壟斷殖民地利益的野心,不但不肯和台人合作共享,甚至對本國人也加以排拒。它們對本國所做的宣傳工作,便是極力宣傳生番獵人頭如何厲害,傳染病如何流行,毒蛇如何可怕等等。」[7]

一、時代的傳承

探究這種狀況的緣起,由於當時軍部的氣焰極高,則我們有必要追究到前述乃木總督時期參謀本部那堅持繼續壓制我先民的作法與主張利用舊慣的報告,以及乃木提出總督應該獲得每任期五年的保障,才能利於當局在我島的施政;這三者加上後藤在1897年初提出的「台灣鴉片令」以來,透過研究西方殖民帝國的先例而來的獨得之秘,應該是該割據情勢的前景──或甚至可溯及幕府勢弱時,強藩相當自主的情況。

對於我島嶼言,兒玉時代「兒玉一面擔任台灣總督,同時也兼內閣的部會大臣,1904年還親赴滿州指揮路軍大戰俄軍。在日俄戰爭期間,後藤事實上是台灣的第一號人物,讓兒玉安心在前線督戰。」[8],加上前述當年後藤在宣示「無方針」後,為了實施「警察政治」而向東京堅持,甚至不顧兒玉總督的反對而以去就力爭的情況;如果在此期間我島上出現割據情況,後藤的責任顯然很大;這些應該都是我島嶼逐漸形成獨裁割據的理由。

二、迴避軍部的

但是這種割據的特色,由所謂的「兒玉原本推薦後藤繼任總督,但後藤聰明的婉拒,他不敢改變武官出任總督的制度。即使1919年台灣已經改為文人總督了,後藤還是反對這樣的改變,因為『軍人才容易使新附民〈台灣人〉感受其威武,而且擋住政客的插手』。……」[9]看來,應該是很具日本傳統武士道威壓各階級的特色的──他顯然對於自身能夠避開軍人的跋扈而自鳴得意。據稱在日本學界甚至有「以後的吉田茂會接近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宇垣一成等軍頭,也是效法後藤新平的政治手腕的」[10]之讚許說法。

也就是論者對於主政者沒有是非觀念,而重視政治手腕;面對日本傳統歷史文化中武士道的傳統,看來地位崇隆的主政者只是迴避的、臣服的,不敢據理力爭的,卻自鳴得意。

三、倚外自重的

然後,在上述的兩種特色之外,第三種值得提出的特色,應該是我們不僅由他們向英籍顧問柯伍德求助,柯曾奉派來台考察,為期近三個月〈1897.10.~1898.1.〉;當時的情況是──「〈1897年」九月柯伍德奉派來台考察,10月出發,近三個月,1月17日,視察途中提出報告;2月8日,台灣事務局由內務省接管;3月8日,後藤來台前夕,內閣請該柯伍德一連三日,討論台灣政策〈事前有意見書,次日有覺書,會後有說明筆記〉[11];我們可見後藤對該英籍顧問倚重之重。

另,由後藤就任前直接向當局提出的「台灣統治救急案」中,我們也可看到他推介英人C.P.路卡斯的大作「英國殖民誌」;而他就任後,不久就請專人譯出該書,公開發行;我們可以看出他多麼推崇英國的殖民地政策;而只要稍微深入探討,我們就不難發現,被日人高度頌揚的能吏後藤的殖民政策,原來「就是英國所實施的科學性政策的翻版」[12];難怪,真如後藤傳記作者北岡伸一所稱「他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學問。德富蘇峰曾表示他對後藤新平的看法,說後藤欠缺訓練有素的思維」[13],自然實在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獨見創獲可言。

然而,他這位民政長官的統治,確實在我島嶼完成了相當割據的情勢;那應該是他雖有「吹牛大王」之名,但是在往後開展鴉片專賣政策時,他開始長期與鴉片業者建立起政治協力關係,使得這位被指為沒什麼學問且演講能力不佳的高官[14],獲得了極為有力的金援,難怪在離台後,他在東京政壇上的影響力,似乎還能相當程度地使我島繼續維持過去那樣割據的局面──除了,1924年,在後藤出任內相兼帝都復興院總裁,真可說是地位崇隆,很有機會直取首相的寶座之際,當時所爆發於世,原來後藤其政治資金來自著名的鴉片業者「星製藥」[15]的醜聞,甚至有傳說,當年明石大佐在日俄戰爭期間在歐洲之所以能發揮其拉攏分化的手段,所運用的百萬元機密費,就是參謀次長兒玉當年兼任台灣總督指示後藤長官在台灣所搜刮、籌措的[16]──1904年,日本全國的經常門歲入為兩億元;而我島1904年的歲入為2,230萬元[17]

四、「割據」下的兩個實例

如前述,日人割據台灣是1906年,後藤離任高昇南滿州鐵道會社總裁;他離職時,新任總督是佐久間總督;他自行在台灣總督府內設立「最高顧問」一職,由自己擔任;同時還推薦祝辰己來繼任民政長官,據稱當時就讓新任總督頗為不滿;然而,後藤確實對於我們島嶼個種建制有很大的影響力。不過,他所發展的割據局面不是沒有侷限的;以下舉出兩例──

一〉 割據下,總督府中學校「第一部」之消失

我們台人中學校之開始,大家都知道起於1915年;我台先民為了自身子弟的前途,願意自力設校,培育自身子弟;這完全是文明社會裡人性正當的進取心,是不能壓制的;當殖民者取得我島20年之後,才設置該校;相對的,對於在台日人言,1898年,國語學校下成立的「尋常中學科」;次年,改為「中學科」;至1907年,及日本國內義務教育實施之年,正式設立獨立的「總督府中學校」。

這時,後藤長官已高升,但其擁有最高顧問之地位,雖總督頗為不滿,但影響力還在;因而,就在1908年,即日本國內宣佈實施六年義務教育之直後,總督府正式增設了該一由後藤所設計的、被置於總督府中學校第一部地位的「英式貴族公學的」中學部;其理念來自後藤與其派系憧憬大英帝國的教育,認為殖民地的人才應該特別培訓,所以,招收的是畢業後將留在殖民地生活的學生;它不同於第二部,招收小學校五年級修業期滿者,修業年限為六年之外,其設計是:「教學科目在『普通學科』外還設有『國民科』『實業科目』等,……且採取特殊訓練方法,讓學生全部住入宿舍,俾遠離來自家庭及一般社會之任何可能的不良影響,每一班級的學生人數也設定在35名以內,並以每一班級的學生組織成一個學寮。各學寮設寮長、寮監……聘西洋婦女為寮母,在其監督下讓學生的起居飲食皆能適應規律生活……」。學生不僅住校過著相當西式的生活,他們還有如下的教育設備:

「由學生照料的植物園、果園、菜園;有飼養馬、羊和豬的草地、牧場和作業場;學校的操場可以進行足球和籃球等團體活動;也有一個大游泳池。教室、學習區和圖書館有最新且最好的教學資源,實驗室提供第一流的科學儀器。」

很有趣的,這在日人的「台灣教育沿革誌」中將之列為「總督府中學校」的「第一部」,但是在日裔美國學者鶴見的大著中,並不提及此一重要的地位,僅稱為「住宿學校」;而我們研究台灣教育史的學者,論述台中中學校的成立時,對於1915年以前已延續了七年的總督府中學校第一部,除了極少數學者外,罕有人提起;而該校之存在,儘管僅維持到1917年,終因非東京當局所能接受而結束,但是當時由沒有台人中學校,到台人有了中學校,卻是個程度極低的「台中中學校」,兩者對比,其對我先民之刺激,應該可以想見 。

它最後沒有能夠得到東京的許可,我們不知其原因是因後藤的影響力下降了,還是由於噍吧哖事件時期余清芳等起義時,所高揭的那六項控訴中,關於教育的一項控訴,當局實在必須適度回應?或是「神裔自大」的當局,對於後藤在第一部上所顯示「崇洋」,實在並不同意,因此就藉此機會把它取消了?

這位已成為往後歷任台灣總督就任前的請教對象的前民政長官,由其官運要到1923年,才在敵黨推動的「星製藥事件」中受到某些頓挫上看,它所建立起的割據勢力,在噍吧哖事件時,應該並未受到多少打擊,因而,我們似乎應該看重此中「神裔」自然反對「崇洋」的問題,才是後藤所設計的該第一部未受堅決支持的真正主要的理由。

二〉割據下,鈴木商店〈1902~1927〉的消失

事情要從1899年台灣銀行創立開始說起。

但也就在台灣銀行成立的這一年,後藤長官將總督府的官賣樟腦特許權,交給了購入台灣事業公債的新興財團,鈴木商店。

它是明治時代就成立於日本的連鎖商行,在神戶一帶發跡的零售雜貨業者。取得了該特許後,鈴木商店開始跨足實業生產,透過壟斷台灣樟腦而取得了莫大的利益。然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好景氣下,向台銀大舉借款,買進大量商船來開展國際貿易,更加獲利而買下了許多關係企業。

然而,大戰期間透過特權的過分擴張,戰後無力承受國際強大競爭,使它陷入嚴重的經營困難;該企業這時竟能使台灣總督府向台灣銀行施壓,而違法獲得了大量貸款;那明顯的超貸,短期間內顯然沒有償還的可能性,導致台灣銀行的銀根被抽乾,甚至還使全日本發生了震動一時,各方注目的擠兌風潮,即被稱為「昭和經濟恐慌」中的「台灣銀行事件」[18]

「台灣銀行事件」是1927年昭和大恐慌的起爆點,這起事件可說也相當凸顯出了日殖時期下,台灣總督府與「民敕」共同「割據」我島嶼的關係。 換言之,今日我們所稱「日據時代」,除了指涉的是日殖時期的我島殖民體制外,還包含了這種我台人被日人如此割據的次次等人的不幸處境啊。


[1] 「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頁53。

[2] 這是後藤在1916年的談話,指後藤為一積極的財政論者,對於主張「整理財政」的「議會多數黨」抱持著難以動搖的不信任感。轉引自「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霸職事件」,小林道彥著鄭天凱譯,台灣風物四十七期二期。

[3] 「台灣近代史研究」,吳密察著,稻鄉,頁125。

[4] 「日治時期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3。當時的情況是「這些人無恆產而以賭博為業,以種種手段奪取工商業者的財富,有前後卻沉迷酒色、打架、吵架、毆打、對罵,連警官憲兵也口出惡言,甚至毆打文官。此輩在明治二十九〈1896〉年四月渡台者甚多」。

[5] 這僅是人事整頓,所剔除的,並非根據素行資料,因而,有所謂「為了節省人事費用,在沒有調查人品和初期政績之下,一舉將1080名官員撤職,進行殘酷的人事整頓。」之說。見於「日殖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74。

[6] 這是「民間的敕任官」的意思;日殖時期官等分為敕任、奏任、判任三種;民敕等於是總督府局長級的地位;他們不但在民間睥睨一切,對總督府官吏也不放在眼中;當時曾有一年輕新任,思想進步的課長,說話得罪了一位民敕;該民敕就直接向該課長嗆聲說,你們的椅子能夠做得牢嗎,以後請不要多講廢話……;這就是「民敕」的威風。

[7] 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頁27。

[8] 「後藤新平傳─台灣現代化奠基者」,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

[9] 同前註。比較特殊的一點,據傳記對他的描述是,「他深受兒玉總督的信任,可以自由發揮,但在兒玉面前,一向小心謹慎,一改平常滔滔雄辯,旁若無人的態度。對於一些細節,也必定請示兒玉,獲得了他的信任才放手去做。」

[10] 「後藤新平傳─台灣現代化奠基者」,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71。

[11] 「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18。

[12] 「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制度」,李園會著,南天,頁23。

[13] 「後藤新平傳」,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台灣商務,頁60。

[14] 在他的傳記中,頗有這類紀錄,例如,有稱「後藤的想像力有如天馬行空,往往疏漏太多細節,尤其在提出新的計畫案時,因為欠缺組織力與一再反覆說服的力量,被議會刷下來。」與「作為國務大臣的後藤,面對議員的質詢,往往答非所問,甚至不知所云……」。引自「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傳奇」,賴青松編譯,一橋,頁112~113。

[15] 其創辦人星一,於1907年創設時,本只是生產家庭常備藥品,後因與後藤的關係,轉向粗製嗎啡,再轉入醫療用嗎啡;1915年,他獨家獲得總督府的粗製嗎啡,因此該會社業務飛躍,執日本製藥業的牛耳;直到1924年,後藤離台18年後,因此而被新任總督伊澤控告該會社秘密銷售鴉片獲取暴利,違反「台灣鴉片令」。

[16] 「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傳奇」,賴青松編譯,一橋,頁263。

[17] 日本資料轉引自「日據時代之台灣財政」,頁25。台灣資料引自「台灣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頁983。

[18]在台灣銀行1925年的總貸款額7億日圓中,就有半數的3億5千萬日圓被鈴木商店貸款,除此之外日本銀行提供給鈴木商店的2億圓震災國賠金中,台灣銀行便負擔了1億4千萬日圓。當時,市場上日圓流通不足,貿易陷入了停頓,於是開始出現了關於台灣銀行可能倒閉的流言。1927年三月,因日本國會討論該事件的內容外洩,就演變成1927年三至五月的昭和擠兌大恐慌。全日本所有民眾無不瘋狂擠向銀行想在關門前提出存款,此一擠兌導致銀行接二連三關門歇業,不只是台灣銀行,乃至於日本的大阪近江銀行、廣島葦名銀行等老字號都接二連三停止營運,由於行內現金被提領一空,即使在日銀特別融資下仍不夠支撐擠兌潮的台灣銀行,中止了對鈴木商店的貸款,鈴木財團於1927年4月5日因周轉不靈被迫倒閉宣布破產。因此,若槻內閣總辭,改由較具軍方背景的田中義一組閣,起用日本銀行總裁高橋是清接任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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