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明回憶錄,批判「史明史觀」 | 郭譽孚

──如果他真是一位革命者,對他大力批判,應該是對他最好的恭維──
──對於死者,若是真革命家,深入批判他應該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方式──

其一,他對於台灣史的看法──

個人根本懷疑他的那本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由收集到寫作與完稿是他獨力完成的。

由於個人研究台灣史數十年,目前撰寫「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近百萬字,由收集史料而消化整理,二十年來,至今難以完稿,他的大作內容超過拙作甚多,若是獨力完成應該不可能;其能夠完成的理由,個人合理的懷疑,其許多資料來自日本官方資料,無須收集;也因此其書的價值,不過是拾日人之牙唾而已;也因此,我們看他的大作,除了年輕人易受其中「似乎」高度關注社會正義而傾心外,不過是剪貼了一大堆日人當年上報東京,公開的各種資料吧。。。
然而,他的台灣史觀,正因此是很有侷限性的。以下分為五方面──

一、 日本史學中「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的差別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其史學界就有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野;顧名思義,純粹史學,學者秉筆直書,講究實證,是非黑白,半點苟且不得;應用史學則沒有那樣嚴格的要求,僅以能夠達到官方認為社會所需要的水準就可以了。

由這個角度來看,應該正是當年戴國煇教授所感慨的框架──那是1982年在他所主持的學術性刊物「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創刊號」中,戴署名提出的,對於該誌的「期望」──
希望不受『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願能保持相對的自由……」

在日本的台灣史研究,所謂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為何?
對此,我們有必要回溯日本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的歧異之形成故事;那是著名的久米邦武筆禍事件;事在1891年,東京帝大教授久米邦武發表「神道乃祭天古俗」論文,遭神道家攻擊,次年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近於同時,另有重野安繹教授,則以論文「從事史學者其心應至公至平」,而受到匿名信檢舉,懷疑其國家觀念;於是重野稍後也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1893年,一度他們所屬的史料編纂單位整個被廢除;後不久,雖然恢復該單位,但特立規章規定──
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論說不得公開,單位內史料一律不許外洩。

最後則形成──
以日本史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並且使他擔負了確立國體觀念、涵養國民思想的任務。因此存在著強調符合此大目的的史實而掩飾相反的史實的傾向。

換言之,這是日本正統史學研究上的正統的限制。日本史學界自明治維新以來就是流行著這樣的傳統。史明在日本整理出來的大作,自然就受到了這個大傳統的限制──其觀點絕不是「至公至平」的。

二、 日本學界研究台灣史的禁忌──革命者史明的「桎梏」

由於日本史學明顯地早有前述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別;他在研究關於我島嶼台灣的歷史時,也就有了明白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外界看不到的「桎梏」。有些史料根本不許外流,有些史料則不可公開討論,已如前述─這也就是我們前述見到戴國煇教授在1980年代前期所描述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
換言之,戴國煇教授當年寫作的許多論文都是在那不自由的「既存框架」下艱辛完成的;自詡為革命者的史明卻完全隱匿了自身在這方面的殘缺,好像自身在東京十分自由似的,完成了他似乎偉大的作品。
個人沒有去東京留學的經驗,甚至對於日文著作沒有掌握的能力,當然不可能看到白紙黑字的這方面框架的證據。但是,由當年台灣總督府對於自身作為的拒絕承認錯誤,強調不能有辱國體上看,其實,這類事例是很顯而易見的──那「框架」應該就是總督府不願意讓人攤開來「討論」的種種。

例而言之,馬關條約簽訂後,依約應該任便給我先民兩年期間,然而當局竟然陰謀進行「攘逐殺戮」我先民的移民政策;所幸,由於其屠殺毒策破壞列強的貿易,引起列強的公開而強烈的批判;事態鬧到其天皇出面止殺,與撥款慰問我遭難先民;因而,原本寄望能把我島民儘量趕走,而其終於我島上僅消失的七十萬人,沒有成為無人島。這是個重要的例子;也是日本東京或是台灣總督府都不肯面對的史實──史明的厚厚大作中,果然絕對不曾深入關注這段史實──雖然他好像很關心我先民似的。
另外,類似的限制,是日人自我標榜的部分;例如,日據下各位總督位高權重,自然歌功頌德者不少;而相對的,對於居於被統治地位的我先民可能讓當局失面子的事蹟,自然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
前者,每位總督上台通常都有一篇頌讚日本統治的文章,每次都強調日人統治非歐美殖民之統治所能比擬;自吹自擂,永不疲累。
後者,則可以1901年前後,我先民自動發起降筆會戒毒運動,由於其方式暗合今天最先進的戒毒原理──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心理輔導──因而效果奇佳;然而,該一可說具有世界開創性意義的社會運動,竟然在日警的打壓下失敗了。我台先民這樣輝煌的社運經驗,在史明的革命大作中,簡直沒有任何蹤跡。
這樣的史實很不少,然而,史明置身在這樣明顯的「桎梏」之中,但是在其著作中,我們簡直完全沒有看到他有體認這種「桎梏」的自覺?

三、 應該被同情的史明的「富裕的遭遇」?

革命者史明,1918年出生的他,自幼生長在很富裕的環境;老祖母長期寄錢給他花費;晚年被我們島嶼青年圍繞成為革命導師;然而,我們來看這位革命導師的晚年大作「史明回憶錄」;居然其中可以允許有如此的描述──
在我們那個時代,士林人〈應該說是全體台灣人〉無論家境貧富,一整年都在做稞、過節、拜神明、祭公媽。」〈史明回憶錄,頁99〉

真的嗎,當年我們島嶼上,那是個怎樣的,「無論家境貧富」,都可如此過活的社會?
這應該是史明這個富家子,才會說出如此離譜的話吧?擁有這樣離譜的觀點,他怎能寫出那本他署名出版的革命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

他真的曾經是革命者嗎?或者只是某種誤會?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其家族故事時,提到其家族中曾有「由於濟助乞丐而致富」的傳奇故事;但是,很離奇的,史明對於我華人社會中這類「善有善報」的傳統觀點,似乎全無同情與同理;相對的,卻說自身家族這類故事的真實背景應該是對於自身「強取豪奪」,錢財來路不明的誆語。

看來,他真是個特殊的「革命者」,他的家族故事,或許真如其自身的解說;因而他是真正相信「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的?換言之,也難怪,這位寫出其革命大作的革命者是接受、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真正關懷弱勢者的宣傳家。
也由於他的家境是富有的,自從進入小學校之後,他可說就與日本小孩玩在一起;並且很特殊的條件是,他的身材高大,因而在學期間,由小學到大學,他沒有受到過日人真正的霸凌;尤其,在台北一中時期,他偶然由日籍玩伴處感受到了日人的「惟神之道」,其實只是某種「禁忌」而已,因而他沒有像其他台籍生一樣,發生對於「神道」難以充分認同的困擾 ;大學時代,他進入私立的早稻田大學,能藉著每月祖母由台灣寄來的足量金錢,供他參加日籍同學的各種課外活動;那都是高度認同於日本文化的活動;所謂的──
日本二千年來的古代文化、生活,以及探訪著名的佛廟、佛像等,使我能親近日本的文化、生活的底子……帶我去參加日本茶道的講習會或彈日本琴會等,也去看歌舞伎,日本傳統的舞蹈戲。台灣留學生對此都沒興趣,都不去看。」〈頁248〉

因此,他比一般與台籍留學生同生活的留學生當然是更為日本化了。

四、 這樣的史明,算不算對於讀者、仰慕者的嚴重欺騙。。。?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如此描寫我島上的公學校教育──
公學校六年間,各年級所教授的教學科目,在內容上與小學校相差不遠,但是在上學的功效上,與小學校的學生便頗有上下。」〈頁134〉

史實絕非如此,所謂內容相差不遠,事實上六年的課程,相差兩年;非經過教師補課,就無法參加升學考試;怎能說相差不遠?
更何況,教育不只是有智育而已,更有德育部分,其影響可能深入地進入受教育者的人格內部;在日據時代,我們先民受到的是怎樣的德育──
那是他們的「修身」課程──比較當年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差別,通常只說小學校不可體罰,公學校則時常體罰;其官方法令上則有如下的差別──
在小學校規則中──是詳盡的──
修身依據教育敕語之意旨以啟發培養兒童之良心,涵養其德性,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並以使其嫻熟日常禮儀為要旨。於此科須針對孝悌、友愛、仁慈、信實、禮敬、義勇、恭儉等諸徳傳授實踐方法,尤其力求培養忠君愛國之志氣,又須指示對國家責任之概要,兼使其知曉社會制裁、廉恥之重要……教員己身應為兒童之範,以浸染薰陶兒童。

在我們公學校規則中──則除了顯示可以體罰〈即其所及的訓誡〉外,僅是如此的──
修身係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使其熟悉日常禮儀,並傳授教育敕語之主旨……傳授修身不僅於規定之教學期間,……經常注意其操行,隨時施以訓誡,……」〈第十條〉

當然,他不是教育工作者,沒有教育專業,或許不能責怪他;但是對於外行的重要事務,只是以新聞記者是的隨感而任意發揮,這應該是我們讀他的著作時,必然會有無數陷阱,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此外,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他參加許多日本在地的文化性活動;甚至他除了為我們介紹了他就讀的名校中的名教授外,也告訴我們,他認識了,且與一些名人有了交往──例如,在日本有著貴族身分,那位著名的白樺派作家,被稱為日本人道主義者,並且曾經效法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精神,意圖在日本推行所謂「新村」運動的武者小路實篤──他自己這樣描述著──
我也認識了……日本貴族出身的大文豪武者小路實篤等文化人,他們很愛護我,每有機會,就邀我到他們的住邸,以日本料理招待我,或邀我一起看世界名畫,或是跟我談論有關日本的文化藝術。後來我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時,武者小路欣然幫這本書題字。」〈頁248~249〉

他接受日本文化,並且與日本貴族文化人,能夠發展出如此的關係;當年應該是很少見的,受到「愛護」的台籍留學生;不過,在此我要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武者小路實篤的介紹,顯然應該是一批味道相投的人,不是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一人而已;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則應該是武者小路實篤這個文化人,這個與他味道相投的作家,後來為他的革命大作題詞的長輩,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都不知道嗎?為何他都沒有提及?
原來,確實,1910年,該文化人與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人創刊文學雜誌「白樺」,是當年著名的日本人道主義者。1915年,曾對我噍吧哖事件表示若干同情;受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影響,是一烏托邦主義者,一似托翁以設立理念中的「新村」 而備受矚目。

但是,史明沒有提及的,是在當年時潮中,該大作家也如共產黨員般逐漸「轉向」,鼓吹「作為藝術的戰爭」,甚至竟強調「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這種斷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 。
甚至,當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開戰後,該文化人更捨棄了人道主義急轉而支持戰爭;1942年,他曾印行「大東亞戰爭私感」一書,強調「舉國一致,擁有兩億人的巨人站了起來」,由其中的篇章標題,即可見其軍國主義化──「日本的使命」「日本為什麼強大」「日本人的慈祥」「大東亞戰爭」「克服死亡」「未來東京的夢」「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人戰無不勝」「大東亞戰爭與以後的事情」

史明會完全不知道上述該文化人轉向的惡質事蹟嗎?這樣重要的,由所謂「人道主義者」而軍國主義者的身分轉變,如果知道而不給予相當的揭露,只是描述該一所謂「人道主義」名人曾經為其革命大作題詞,這是否應屬於對於情熱的少年崇拜者,相當惡質的欺騙?

五、 史明真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嗎
──或者算是怎樣的一位社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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