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六 鞏固與強化宰制 | 郭譽孚

通常論述殖民統治的「奠基」,論者多只重視前篇所及的警察政治與各項調查的完成,強調那是「資本主義生長的基礎工程」;當然,那種說法不能說是錯的;但是,只是那樣就足以鞏固其體制,完成其對於我先民強烈的宰制嗎?本研究認為那是不夠的;更應該深入認知以下的相關方面──

一〉 「犯罪即決例」的發展

前面我們已曾論及警察政治的完成,論及苛虐的日式保甲,日本警察以其作為爪牙,宰制我們島嶼的先民們。現在讓我們更深入的考察當時的情況。
原來樺山總督在1895年11月時,首先就把日本帝國刑法的「違警例」拿到我島來擴大施行 ;那是一種節省時間,嚇阻效果直接的「即決」,是一告發與審理合一的糾問主義處罰模式,司法機關無從介入,也不適用通常行政救濟程序。美名稱為對於輕罪,由日本憲警負責當場執行。在日本本國行政機關之即決處分,僅限於違警事件。
那是在比一般行政體系相對封閉的警察體系內,有辦法的人一旦發生違警情事,在地方頭人如參事、庄長或保正出面說情的情況下,其罪罰就可以被豁免。換言之,案件以外的考量經常可以左右案件的裁決與否與罪罰的輕重為何。
早在1897年,總督府頒布「犯罪即決例」當時的規定是──「廳長對管區內之規定範圍內之犯罪,得為即決處分。其範圍包括:一、應受拘役或罰鍰之刑之犯罪。二、應受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之賭博罪;三、應處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科百元以下之罰金之違反行政諸規則之罪。此項即決處分,並由支廳長即廳警部為之。」 ;相對於日本內地,僅有違警罪可以即決處分,並不准擴大及於罪刑。
到1904年,當局更以其所謂的「本島人及支那人富有拜金之思想」與「短期內的禁錮,於彼等並不痛苦。」 為理由,更推出敲剝我先民的「罰金與笞刑處分例」,該類取代「拘役」的易刑處分,由即決官署宣告而執行之。
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一司法權力的下放,並不止於此法條的範圍,更進入了所有警察都可以任意教訓百姓的情況;這就是我島各地派出所層級,本應無權在派出所執法,但是我善良先民往往為了避免聽到我同胞哀嚎,繞道而行;各地警察都被稱為「警察大人」的原因。
這樣的統治使得我先民自難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悖於社會的公德與社會的安寧秩序,經常感受到的只是統治者的衊視與明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威壓榨取。
前及1901年,也就是我們前述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順利成功之年,殖民當局壓制我先民的重要行政措施,就是一例,那是一面特設警視總長,掌理全台警察事務,一面把全台行政區,分為二十廳;其下再細分為95個支廳,支廳人員也以警察充任;是如此地,又加上前述當局對於我傳統醫療體系的破壞,才抵制而破解了當時我先民偉大自覺的社會力量。

二〉 輿論控制──

1898年以前,日本的新聞紙法令,採申請許可制;1898年,依據即將公布的憲法,改為申請登記制 ;樺山總督與桂總督時代,島上先後出現薩、長兩派的媒體,形成監督與激烈對立 ;兩者衝突要到兒玉總督就任後,助守屋善兵衛把兩媒體買下,合併為「台灣日日新報」 ,當局支持它,將之作為控制輿論之官報。
但在台日人仍有其喉舌,先後有「高山國」與「台灣民報」之出現。前者,1898年11月,創刊於臺北,創辦人為日本眾議員照山佐佐木安五郎,強烈批判時政;刊行兩個月就被迫停刊。後者是在台北日籍律師團集資於1898年,以雜誌創刊。
1900年,總督府發布「台灣新聞紙條例」,意圖約束新聞媒體;也就在該年,該雜誌改為日刊 ,請前及「高山國」的照山眾議員為主筆。該刊仍強烈批判時政,揭發醜聞,深觸當局之忌諱;例如,該刊曾經在社會上傳說的「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從日本回來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官邸共寢,兩人衣物和自日本帶回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與「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 外,曾經強烈攻擊兒玉與後藤──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13,000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73,000元買進,6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後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

這應該可以讓我們想像到長久以來流傳到今天的那個我台俗諺「第一戇 種甘蔗」的由來,是有一個巨大的分贓結構在怎樣地運作著。
然而,也因此,1902年,當「台灣民報」徹底攻擊當局對於「六三法」延長認可時,該報曾受到禁止發行七天的處分;至1904年,在日俄戰爭舉國一致的大氛圍中,該刊更被以「妨害統治」為由,受到停刊並解散的處分。
從此,島上已沒有敢於監督當局的媒體;統治菁英自然獲得了簡直沒有任何阻力、可以為所欲為的最大政策空間。
這應該既是我們島上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背景,也是往後「後藤系」在我們島上可以繼續割據發展的重要條件 。

三〉 爭取本地地主合作

如前所及,我們提到當年殖民者與我島嶼民間社會間的緊張絕非僅存在於其與抗日勢力之間而已,因而整個社會的治安當然就很難鞏固;如何使當時全島民間都感到的壓力能夠減輕,並甚至獲得支持的問題,尤其在日俄戰爭期間,波羅的海艦隊東來之時,最為關鍵。
當時,日人離台返日的情況十分顯著,來台的人減少; 當風傳俄國艦隊東來可能攻擊台灣之後,我們島上的日人就出現了巨大的避難潮,其數高達五千人 ;當時,台北的空屋激增,市內三區達千戶以上,居民明顯減少;島上日人小學校的合格教師大大不足 ;同時,市場出現囤積現象,物價飛漲;甚至也有我島人避難返回大陸者。
據日人稱,當時,「最令人擔心的是,日本落居下風時,台灣人的態度為何。日本人讓台灣人流了那麼多血,當然害怕被報復。」 ;因而,當局不僅極為罕見地公開布告,「官吏需謹言慎行,確守職責,使一般人民不生絲毫疑懼之念,各安其業,以免民心動搖。」 ,並且在社會流言的「強大俄軍……擊潰日軍,台灣將成為俄國領土,現在通用的所有銀券將成廢紙」與「表面尚稱平靜終難免蟄伏匪徒蜂起,再舉叛旗驅逐日本」 聲中,乃不得不派地方頭人出面,照面值收購民間因長期拒絕使用而跌價的台銀紙鈔兌換券;其中價差據稱至少在一成五以上,由負責收購者直接獲利。
也就在此聲中,以我台人自身為主體,以日人為真正經營者的嘉義銀行與彰化銀行先後成立 ;其主要的所有者是上述收購的獲利者與當時兩地的大地主;前者,彰化銀行的吳德功就是當年曾出面收購該台銀券而頗獲大利之一名人;後者,來自1903~1904年間,日人消滅我島傳統大租權後,依據強制收買辦法,1905年2月,收到大批公債券 的我先民地主們;當日俄戰爭期間,在前述流言下,市面上,農民物資惜售,百元公債貶至不到50元;社會高度不安。一般言之,該次政策之形成,日本學界多僅強調是當時對我島傳統大租權的安置;也是日據近十年以來,正式把殖民社會金融利權分潤給我島地主階級的作為;這裡我們則更要指出該時代背景日艦東來,苛虐的日殖當局實不得不然,以及該作為亦為殖民者對於我們社會內部分化的重要開始。

四〉 經濟發展的命脈──交通建設與台灣銀行

交通建設上,本期中之主要工作即各地公路的修築與縱貫鐵路之完成;在日殖時期,公路修築的開始,是招徠受其招撫的義軍,把道路開闊地修到義軍的據點附近,使得我先民失去自身藏身隱蔽之地;對於其掌握該地治安、宰制地方,很有效果;社會安定後,殖民者在我島上更是推動強迫的無償勞動,透過日式保甲制度,派訂我民人的沉重義務,由民間各地懼稱為「大人」的日警負責威壓進行 。
我島縱貫鐵路的完成,本自1899年開始動工;北部僅限於改良劉銘傳時代就完工的部分,在1904年初,日俄戰爭前,完工新竹到三義的部分;南部的鐵路工程由高雄開始,同時僅抵達斗南;然後,應戰爭壓力,以臨時線趕工於俄國艦隊東來的1905年前後;正式完工要至1907年,1908年正式通車。耗資達2,800萬元。
鐵路完工後,南北的高雄與基隆兩港也開始修築;我們今日論者多知曉交通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命脈,但是當年主要的功能可說只是作為當局吸食我先民膏血與鎮壓我先民抗暴的重要工具。因而,絕非只是巧合的,自1908年之後,我台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開始逐年漸行下降 ,應該正是我先民膏血逐漸被盡情吸食的表徵。
此外,還有1899年9月正式成立的「台灣銀行」 ,當時雖然兒玉與後藤已經上任;但一開始由於社會仍然動盪,集資並不順遂。也就是,1897年3月,為了充分掌握我島資金,東京雖已制定「台灣銀行法」,但是,當時的民心向背十分明顯,自然若想要我台人出資是困難的,況且,當攘逐殺戮之直後,台人並不可能信任當局,而日本資本家也望而卻步;因而,當伊藤內閣決定不把我島轉賣出去後,在如何使新領土能夠順利接受擺佈上,不能不考慮把我島貨幣金融上的自由情勢加以整頓與控制──據稱當時我們島上有百餘種貨幣,而使用哪一國的貨幣較多代表著那個國家對於該社會的影響力,更加上我島上的金礦產量可觀,也是其所欲掠奪的標的 ──這也是當局所不能忍耐的;台灣銀行的設立,正是為了處理這樣的重要工作 。
當時,台灣銀行總行雖設於台北,可是主持經營的日籍總經理,卻住在東京;股東大會也都在東京召開;直到1927年9月以後,鬧出「台灣銀行事件」〈有意者可先參看本章九之七〉後,才漸改變。
要獲得了前述各方面的基礎,當局才能充分發揮其宰制我們島嶼經濟的力量。

五〉「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由宰制糖業起步

「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說法,然而,它的起始是這樣的;日人嗜甜食,每年在進口砂糖上的貿易達千萬元;我島是蔗糖的盛產地,這也是殖民者當年侵據我島嶼的重要動機之一。
我島的發展,在清代開港以後,就有可觀的成績;由1888年日本糖業專家曾經對於我島上的糖業所表示的讚嘆──
「有耕地者常在其土地上設製糖所,其職工勞役極為勤勉,規模亦巨大。……遙遙領先阿讚地方〈日本糖之名產地〉,分工經營,孜孜不倦地從事工作;分為日、夜兩班,……其餘暇均以睡眠為習慣。……我沖繩大島等地製糖,與台灣的製糖場相比,只是豬圈小屋而已。」

配合當年我島史家連橫曾在其「台灣通史」的「貨殖列傳」中,紀錄所稱──「沈德墨先生為台灣商業鉅子……習航海,貿易東南洋……同治五年,寄居郡城,遂家焉。……素諳英語,與英人合資建商行。既又與德人經營……以台貨赴西洋。嗣為紐西蘭海上保險代理店。台南之有保險自此始。初台灣產糖多,製法未善。乃自德國購機器。擇地新營庄。而試辦焉。」 ,可見我島發展本已有向國際糖業貿易市場自然發展的計畫;但這時的改朝換代的大動盪,改變了原來的發展型態;那是殖民者極度保護,犧牲我蔗農利益的如下兩方面的設計 ──
1‧資金補助──總督府的直接獎勵補助與台灣銀行為中心的砂糖融資。
2‧確保原料來源──設立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把我蔗農的甘蔗作物在收成前就劃定其歸屬於哪一糖廠;使得我農民失去了販售作物的自由,只能把作物全部賣給該特定的糖廠。美稱其為「避免擾亂蔗價」。
它們的作為是1901年,後藤新平重金禮聘留德的農業經濟專家新渡戶稻造出任總督府殖產局長;但新渡戶所提出的「糖業改良意見書」並未獲得徹底的執行;該意見書中,原建議給予我台蔗農的基本保障完全被忽視了。新渡戶當然知道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他提供的本就是殖民地農業應該採行的建議;然而,我們先民完全沒有獲得組織產業組合的合理權力,相對的,自1905年當局推出了「原料區域採收制度」,限制了蔗農銷售的自由後,從此我台蔗農就成為任由日本糖業資本家宰割的俎上肉──官方圖利於糖廠的法令逐漸剔除對我傳統糖廍的部分,我傳統糖廍自然逐漸消失;這是自許「文明、進步」的殖民當局,完成了他們宰制我先民的一項重要的範例 。
這也就是儘管後藤在1906年已被調離台灣,卻被日人美稱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之理由;然而,為何我們卻稱之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奠基者」,這是因為我先民在後藤建構的制度中,我們先民是被設計在低智育的教育體制裡的。
日人所謂的「現代化」在殖民統治下,是以「低智育」為其基礎的;「低智育」是最能鞏固與強化殖民統治的工作──那是我們下一章要介紹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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