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四──能「盜水井」的「萬能警察」| 郭譽孚

關於日殖時期我島警察體制的創建,一般學界常有由日本明治維新初年警政改革引進法、德警察制度談起;也因此提到後藤長官自鳴得意的所謂「生物政治學」。

由於本研究重視日本歷史文化傳統中那接近「弱肉強食」的特殊性,本來就具有生物在叢林中傾軋的性質,同時重視日據初期那對我先民殘酷攘逐殺戮的史實,那顯然不是任何近代警察制度發展的必要過程,所以,我們不採取那樣與近代警察制度接軌的論述方式。

本章我們選用這個「能盜水井」的標題,其意義著重在其暴力性;顯示被暴力威脅者之生死被操縱在暴力者──日本警察──之手中,其無所不用其極的作為,已達到「萬能」的地步──可以讓小孩止哭,也可以讓成人敬畏地膜拜;據稱日據下有一對我先民著名的告誡,名之為「盜水井」的故事,意指只要是日警所提出的疑問,嫌疑者只能表示同意與承認;雖是不可能偷盜、情理上不通的事物,在日警面前,都必須承認;否則往往被刑求致死[1]──這就是我們在此使用「盜水井」來形容「警察萬能」的原因。

殖民者來台後,其動盪已如前述,可說真是無以復加了;如果不是有這樣簡直達到「萬能的」、「盜水井」的能力,應該是壓制不住、穩定不了,自然無法發展的。

以下,我們來考察往後日本據台的這個基礎的建立過程。

如前述,1895年8月,由於殺戮攘逐政策之需要,總督府宣布由「民政」改為「軍政」;軍政下,在來台的軍隊外,不斷派憲兵入台;此時,原本奉命返日招募警察的總督府警察課長千千岩之招募工作,因而一度受阻[2]。9月底,10月初,才先後有兩批,警官與巡查,共800餘人在基隆登陸;而憲兵在台則早達3,400人。這時警察人數不多,是以「陸軍雇員」身分,配合憲兵進行民政事務的[3]

如前所及,往後雖我島殖民者一度宣布轉回民政,但當殺戮攘逐政策之後,我島社會身負血海深仇,又面對前及那些惡質的日本平民──「他們來到台灣後,比在內地時更像受到誘惑而墜落的奴隸,他們好像是為做壞事而來台灣的。我們比教化當地台灣人,更需要先教這些日本平民接受福音。」──我先民們自然更為不滿,更為反抗;那應該已經不是日本學者所勉強承認的「總督府的官吏,特別是武官,皆抱持著台灣住民放逐論的統治構想。……主張將台灣島民族逐出島外,武官們,一旦抱持這種統治構想,在治匪政策上,對於一般住民生命、財產的保障必然有欠考慮。」[4]的那「台灣住民放逐論」而已──而我台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涂照彥在其名著中強調所謂「日本的殖民統治形成以警察為中心的政治而紮根於台灣,是由於與本地抗日勢力處於緊張關係的結果」[5],僅稱為「緊張關係」是否應該有為日人錯誤政策開脫或是「在人屋簷下不能不低頭」之嫌。

正是這樣的,1897年8月底,當局又宣布重設「台灣事務局」,改行軍政,但進行並不順利;11月,乃木總督向內閣表示,根據當時的情況,台灣總督應採任期制,一任五年,以避免治理台灣受到東京政局變動的影響。

不過,應該提及的一項根本實務,是殖民者如何在治安上利用在地青年而深入在地社會的問題。樺山總督很早就開始了。

以下,就由此開始,分為利用在地青年、卻除軍方專橫、三段警備制的失敗、日本社會控制的傳統之「目付制度」、日式保甲的壓榨與懷柔、壓制「戒毒運動」與誘降屠殺我先民的日警,等六部分,來看我們先民所面對的「警察萬能」。

一、利用在地的青年

殖民者要宰制地方,首先要能通曉地方語言,在缺乏通譯的情況下,尋找我台人擔任通譯是重要的起步;此外,由於向東京招募日警,不僅人數不多,並且經費負擔頗重,因此,早在1895年6月,台北縣就提出了以我台人為巡查補[6]〈即,日籍警察助手,時稱為「警吏」〉做實驗的主張,以應當時實務的需要。該月25日開始,在台北的仕紳推薦下,以臨時雇員身分雇用了31人為警吏,派駐於城內與大稻埕、艋舺三地分駐所。

次年,該案正式獲准;唯規定其人必須經過考試,並且在20歲以上,40歲以下;品行方正,身強體健且能讀解府令等條文,能夠筆談,而能夠提出警吏志願書、履歷書,身分證明書於警務課者。

該年10月,總督府「內訓」,為防有洩漏官情者,要求「此後,採用本地人,自當調查其身世,並要求其保證人需有相當資產而身世確實者,其保證書始准有效。」[7],可見其考慮之慎重。

1898年,後藤長官在地方長官會議上交各方討論採用本島人輔助巡查的問題,獲得多數與會者的同意,在已開始裁員的大環境中,計畫把台灣內地巡查的員額削減三分之一,代之以二倍員額以上的本島人警吏[8];1899年,改稱為「巡查補」。

在這批在地青年人中,前述北埔事件中的領導者蔡清琳巡查補是其一;同案百餘人,其中80餘人被日警拷問致死。後來的羅福星事件中,多次掩護羅福星的邱義質巡查補,也是其一;其後,噍吧哖事件中的領導人余清芳巡查補,也是其一;同案被告1,957人,起訴1,413人,行政處分與不起訴者544人,判死刑者865人──其中「行政處分」者,即,病死獄中或刑求致死者。

史料中,自1901年起,全島巡查補人數,在上述可以省錢與探知地方訊息兩大驅力下,但全島最高的巡查補人數都在1901年的1,508人與1902年的1,524人;其後,1903年到1914年,該人數分別為1,398、1,265、1,283、1,262、1,329、1,398、1,380、1,422、1,448、1,388、1,346、1,279,[9]應該和前述後藤面對我先民那「義烈可風」的降筆會運動後,對我先民拉高了警覺性有關[10]

這些都讓我們可以想見當時警力雖漸增強,其努力而謹慎地應付時局之變化[11]。這些也正是當時我島上欲展開「民政」,推動「警察政治」時,所要面對的真實情勢;以下,我們就由「卻除軍方專橫」開始,來認知其實際發展。

二、卻除軍方的專橫──在「拒絕認錯」下

文化對整個社會有一種共同生活模式的意義;日本文化中有明顯的階級性,軍人正在這種階級性的上方;對於傳統封建社會言,也有相當的階級性,因而,在封建社會上構築這種階級性並非困難。但是,對於此時應如何將「軍政」儘快轉化為「民政」統治之際,如何反壓這種階級性,使軍人能接受民政的文官的領導,是很重要的過渡。

這時, 1897年6月,參謀本部所提的意見書應是軍方很重要的表態;而1897年9月,當局請英籍顧問柯伍德專程來台視察,應該也是一重要的作為──這時已回「軍政」了。

一〉參謀本部的考察結論

軍方對於國內各方的異議提出了更周全的強力論述;其所謂的──

凡欲流血吞併他國,…。任人皆不難知其目的不過在於移他人之富以增自己之富,世界列國之殖民地,蓋未有不從此一準繩者。故若自始即令人權之輕重與母國一致,行一視同仁主義之政策,不獨將留難於百年之施政,亦往往不免使新領土之人民失其舊慣,致使其對仁政滋生不德之感。…故如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反之,其舊來之慣習制度,則非以開發感化之手段逐漸加以容許不可。要言之,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保存舊慣即可轉用為於我有益之事,風俗習慣等等則一任彼之所好,以為報酬。〈若運用前述方法,雖然有人感覺手段緩不濟急,但欲鞏固基礎,除運用漸進感化之法外,終究別無良法。〉」[12]

軍方誠實地描述了自身的侵略行徑,稱「凡欲流血吞併他國,……任人皆不難知其目的不過在於移他人之富以增自己之富,世界列國之殖民地,蓋未有不從此一準繩者。」,然後,以此竟正式地批判了天皇「一視同仁」的說法[13],同時對於我島人的舊慣表示了應該「利用」的觀點,顯然這是轉向「緩治」的主張。

但當其時,乃木就任以來,不僅仍續行過去攘逐殺戮之作為,並且我義軍對日的復仇攻擊也並未終止;而該年3月起,總督府民政局開始爆發了一連串的貪瀆案件;還有水野局長與其不合,以及高野法官不服罷職的問題,甚至到該年底還發生了有意把台灣轉售出去的情況。──儘管6月乃木在治安上推出了「三段警備制」,但顯乏效果;面對8月底,東京宣布再轉回「軍政」,看來乃木總督真的忙壞了。

二〉英國籍顧問的指導

當時英籍顧問的地位,不比尋常,對於當時盼望「脫亞入歐」的當局,他是當時世界上國力最強的日不落帝國的關係人;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當月他就提案報告世界各國殖民制度,推薦英國殖民體制給當局的內閣顧問[14];對他的尊重應有為當局政策領航與護航的作用,即,不僅對民間有說服力,甚至軍方雖跋扈,也不能不有所收斂。

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該年6月,新任兒玉總督推出了相反於乃木總督將民政與財務兩局分立的處置,以及翻轉了乃木那把地方行政權都收回,自身直接指揮的措施。

兒玉下令擴大民政局,且合財務局為民政部,僅以參事官長在法務上給予若干牽制;且對於陸海軍幕僚指示「倘非民政部有要請,斷不可用兵」的原則。此外,在評議會中也規定,陸海軍幕僚倘非關軍事問題,禁止干預政治;在地方行政區劃上,據稱可說是執行了乃木清除冗員與節約經費的計畫,把六縣三廳縮編為三縣三廳[15],同時,還廢止了無效的「三段警備制」。

這是在外有英人全力領航與護航下,內有軍方承認了「流血併吞」,而重啟「民政」,也就是帶來了「緩治」的可能性──但這「民政」是「故如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的,是反對給我先民「人權」的;是堅持「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努力不認錯的。

三、「三段警備制」與「護鄉兵」的失敗

三段警備制本是西洋人在東印度地區所使用的征服與統治方式;前曾及日人每每自稱以「沒有殖民經驗」,台灣是其「第一個殖民地」之類的說詞,藉以對其錯誤的政策卸責;其實,擁有文明的先進民族必然是有學習能力的;因而,研究文明發展者,早有「迎頭趕上」或「後發者優勢」之說[16];例如,日本可說曾經師事中華文明,因而文化大幅進展,以至於竟然能夠侵略中國,就是一例。

1897年6月,它引進這「三段警備制」可說也是這學習西方先進之一例,不過,那是失敗的一例──為了強化其宰制力,本年同時,還把地方體制由三縣三廳擴大為六縣三廳;其下各縣廳所設立的辦務署、警察署、撫墾署竟因而增設達到615個。

推出該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當時軍、警、憲三者間平素的對立與衝突[17],同時,希望它一面能節省開支,一面又能整頓治安。所謂「護鄉兵」〈1897.11.〉[18],就是想利用我台低廉的人力〈主要是化番與少數漢族〉來補充安全地區警備任務的設計。

它將當時三個旅團所管轄的三地區,分別各自再分為三區域;一等區是山地危險區,由軍隊為主,憲兵為輔擔任討伐。二等區是中間不穩地帶;由憲兵為主,警察為輔協力警備;三等區是城市與村落的安全地帶,由警察警備;在該區考慮使用價廉的「護鄉兵」。如此依各區的治安情況而區分,看來若真能各自負責,安排十分合理。

但這樣的辦法,西洋人的騎士精神不同於日本武士道,那是如前述,福澤所直指日本武士之真面目──「日本武人的權利,則好像橡膠,其膨脹的情形隨著接觸物的不同而不同,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就叫做武人的威風,」──會造成軍、憲、警這三種武人間怎樣的衝突?據稱,他們彼此不僅形成了各自的勢力範圍,且常有非自身的責任區就不肯協助,甚至更有地方行政官指揮不動屬下警察部長的情況,因而,遲遲無法順利實施該制[19]。要到兒玉總督時,才正式全島實施;但僅試行三個月,就因成效不佳而三縣一廳[20]分別中止;1899年,全島皆劃為警察行政區[21]

至於,其中的「護鄉兵」,民間對於在安全地帶使用「護鄉兵」的興趣雖然似乎不弱[22],但至1900年,全島三處之兵役壯丁團,全被廢止──日本官方紀錄稱「廢止理由之紀錄闕如」,而當時報紙報導為「與本制創建時情況不同,故終致不認為有其必要。」[23]而結束。

  • 日本社會控制的傳統之「目付制度」

前面已提及苛虐租稅與課役與刑罰連坐的日式保甲制度「五人組」,以及武士所擁有的「切捨御免」殺戮特權,在其傳統社會控制上深具作用;此處我們應更深入理解德川幕府對於社會還另有所謂「目付制度」,甚至還有蒐集國外情報的「風說書制度」。

「目付」本是日本戰國時代,爲了論功行賞而檢視敵人首級的人,同時也負責監視自己的部隊和敵人動向,向主君通報。在德川時代則是監視家臣的行動的官職。在這樣監視的觀點下,「五人組」可說就是就是整個社會控制性格的展現;而目付制度的末端還另以走方郎中或是香具師[24]的方式,深入社會的基層中──日本各藩分治,有需要遊走各藩的商販,必須獲得幕府的通行執照;在取得執照時,須答應將向當局義務提供各地見聞──類似幕府對於洋船貿易的重要條件之一。[25]

我們由樺山總督所記錄,他當年來台刺探軍情時,驚訝於我台先民對於日人遊走全無隔閡與自我防禦之表現;應可想見他們的社會中應該是早已習於彼此相設防、監視的生活。

這可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強烈集權的體系;無論地方上顯赫的大名或是日本傳統農民也都是在這樣的掌控下存活的;由於此歷史根源,我們可說其警察統治具備著濃厚的集權官治主義的本質[26]──那所謂的「民政」,當時雖是與「軍政」兩立,相對於我們傳統社會那只管「完糧納稅」,其他一切由民間自理,簡直每每可高唱「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治主義的主體性格,絕對是高度扞格的。

  • 日式保甲制度的開始與懷柔的揚文會、饗老宴

警察與軍憲的基本差異,在於軍憲是摧毀敵人的國家機器,警察則主要是理解地方,而後當局進行統治的工具;尤其日本警察,有其自身來自「目付制度」的歷史文化,已如上述;那是能夠在德川幕府沒有明顯戰亂的兩百餘年中,能夠把日本人口維持在兩千七百萬人上下的控制手段──通常傳統社會中,有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因為社會安定時,自然人口增加,增加超過臨界點,就很容易產生動亂,人口自然減少,這是人口學上的一種自然機制,但是在日本很少有那樣的情況──那完美的效果應該是依賴前述「五人組」,那「作為繳納租稅的連帶責任團體」的監控,即前述的「日式保甲制度」而發揮其宰制力的。

一〉關於日式保甲制度

如前述,日據以來,1895~1896年,我島上已曾利用舊日傳統保甲制,來安靖地方;但是要到1898年8月,後藤長官才正式公布其所謂「保甲條例」,即前述的日式保甲制度;同日,公布施行細則;其公布條文與往日之內容相類,但重要差異在其內規;例,兩種保甲制度中,被選出的保正與甲長、壯丁團長等,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擔任,且皆為義務職,似乎頗有榮譽;但事實上,日殖下,保正、甲長與壯丁團長至選出的壯丁團員,是「平時免服常務,以無給職為原則」[27]或「依時宜得免除保甲夫役」[28],也就是日警擁有豁免前述保甲沉重工役與可能給予薪給,是能方便操縱施壓的特權。

另外,同年11月,頒布了嚴苛的「匪徒刑罰令」;該令「匪徒罪」的構成要件羅織極廣,不論首從,不問反抗目的,對於糾眾脅迫或暴行,其刑度都較過去的軍政時期的刑事法令更重;且其效力溯及既往而由處刑嚴酷一審終結之臨時法院審理之[29]

而保甲連坐的納稅機制,則更使得我先民在生產能力上,因近鄰間相互監視;自然很難匿報而少有存糧;更不要說,日警還有權任意進行各種裁罰;也就是我島原來的制度是完全自治的互助組織,此時竟變成了互相監視、自我苛虐的惡質工具。

如前述,後藤曾經在東京公開向記者們表示,這是「利用」我傳統保甲制度之名,並非真沿用我傳統的制度;而所有往後的官書,論及這部分時,卻都只提中國保甲傳統而不及於日本苛虐的「五人組」移植。難怪日據下50年間,我先民只要有機會表達心聲時,往往其第一件訴求就是要求「廢除保甲制度」一項了[30]

而同時,應該提及的,是軍部在那「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的同時,與其所強調的「風俗習慣等等則一任彼之所好,以為報酬。」相合的兩項活動,即「揚文會」與「饗老宴」,該兩項活動應該可以做為警察政治逐漸深入地方的顯例;那是藉著我島「尊敬耆老」與「崇仰斯文」的風氣,日警自1897年調查鴉片癮者的工作完成後,對於新領土推動了更一步的調查。

二〉關於饗老典與揚文會

我島上有敬老的文化傳統,兒玉總督為示懷柔,在1898年7月,邀集了全台八十歲以上的耆老近三百位,在總督府內舉行了第一次饗老典;然後,由北向南,又舉行了三次;會中贈與茶資,饗以酒食,演新劇,贈與禮物;努力示好。1899年4月9日,第二次饗老典在彰化文廟舉行,由兒玉總督主持;受邀男性耆老260多人,女性700多人,有300多位耆老出席,兒玉致辭,由台紳以臺語譯述;會後設宴,並向諸名士徵詩文。同年11月在台南兩廣會館舉辦第三次饗老典,男72人、女92人,共164位耆老參加;第二、三次饗老典的酬對及應徵的詩文並由總督府編輯成《慶饗老典錄》。

最後一次則於1900年12月3日,在鳳山舉辦第4次饗老典,會中特別表彰了清代知縣曹謹與其著名的曹公圳;以示日人不忘前朝的好處。饗老典在台共舉辦了4次,各次活動,儀式雷同;統治者欲彰顯其對長者的尊重,藉此盛典宣傳統者的「德政」,並爭取士紳及文人的支持。

另方面,因我島上有重視科舉的文化傳統,總督府以「獎勵實學、舉揚文治,以助改易風俗為名」,在1900年3月,在淡水舉辦揚文會;招待全台曾經獲取功名的仕紳,有舉人、拔貢、歲貢、恩貢、廩生等一百餘人;其中論文,賦詩,以揚風雅;也故意展示日本的漢學與宣講日本的天皇主義的優越;雖然,如前所及在日人「流血併吞」消失我台70萬人的血瀋未乾之際,我先民能有幾人真能附庸其風雅?──但是確實可見它們那利用習俗的,「保存舊慣即可轉用為於我有益之事」,的開始。

    六、壓制「降筆會戒毒運動」與誘降屠殺我義軍時的日警──

警察政治的發展是如何完成的?這不是個理論性的問題,是在兒玉總督與後藤長官兩人任職期間,在實務上的重要表現。

這裡我們可用前述1901年前後,日警對付我先民自動戒毒的降筆會運動,以及1902年,後藤長官指揮下如何誘降義軍,然後在歸順會上屠殺的情況,來考察其運作。

一〉在打壓降筆會戒毒運動中的日警

對於1898年,被引進我島的降筆會戒毒運動,在1900年前後日益風行;日人懷疑該活動具有反日的背景,在深受殖民者荼毒的大環境中,這種懷疑當然是合理的;然而,由於殖民者的鴉片政策,仍高舉著「嚴禁鴉片」的旗幟,所以,民間自動戒吸鴉片,是充分「合法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官方要如何應付民間強大的潮流,需要密切注意地方動靜,探求其中可能的秘密,上述1899年對於「巡查補」的廣泛採用,應該就與此有關;而這應該也就是1901年末,兒玉與後藤再次將三縣三廳改為全台20廳與其下95支廳,各地支廳長全由警部負責的理由[31]

另方面,重要的是,當局發現到當時該運動在各地的主倡者,多數是地方上的有識者或名望家[32],因而,其打壓的方式必須很細膩;特密令──「在目下之狀態,立即採取強制的制止手段非為良策,宜加以懇切勸告。警察上則應防止該會再蔓延擴及他方面,同時對迷信者多勸說其理由……希確實加以取締。」[33]──上述95支廳負責這樣細膩的行動,就我們研究所知,雖不是他們打壓成功的主要條件;但是顯然,因此叮囑,這次統治行動才沒有成為殖民者在「火上添油」的愚蠢作為。

此外,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我們在該次打壓運動的資料中,讀到了台北縣警察署長的報告,其中承認殖民者的苛虐,那是除了地方上有種種類似「飯館以下的各個家庭大概都會有強租、騙租、侵租等問題,屋主深受困擾,警察必要進行調查」[34]的欺凌情事外,他們在內部報告上還坦承著我島當時的情況──「其實情實為:如製鹽業、樟腦業、鴉片業等最有利益的事業,俱收歸為官方之專賣。因此日本據台以後,民間之各種營業均逐日衰退,加之各種稅捐逐年增加,人民陷於塗炭之苦,人民之利益比清代有雲泥之差。」[35]──因而,我們可說他們惡質的統治作為並不會有太脫離現實的問題──儘管那可能使得他們必須更為「欺騙」或是「高壓」。

  • 在誘降後歸順式的屠殺中的日警

    在誘降後歸順式的屠殺[36]上,兒玉與後藤所表現的陰狠;勸降歸順始於曾經公開表示將「懲治官匪」的乃木總督時期,北部著名的義軍領袖陳秋菊就是當時成功歸順的一例,其他成功歸順者少;但是在兒玉與後藤時代,嚴酷連坐的保甲條例實施之後,歸順情況頗有;然而,竟然發生在歸順式上屠殺我義軍的情況[37];尤其是1902年的一次大屠殺,使我各地義軍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同一天被害後,各地的社會治安確實獲得了相當的安靖。那樣的大屠殺真是相當堅持地維持了軍部那「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真是一如「雲林大屠殺」之所為,甚至更為狠毒。

兒玉與後藤來台就任之際,應該已對於前期殺戮攘逐政策之失敗,有全盤的理解;尤其後藤長官,早在1896年曾為我台先民設計前述「善後」的「鴉片緩禁策」,加上我們看他在那關鍵的1901年,還堅持向東京當局要求「將本島警察做為民政上的唯一機關」,他強調著「往後三、四年間,應當凸顯警察為地方行政主體,來推動各項行政事務,否則稅收事務和專賣管理將無法獲得確實執行,而且大租權的整理完成,也會有相當大的困難……」與「期能在二、三年內將總督府改為純粹的警察行政系統,否則在全島的統治上,將難有成績;現在憲兵人員的縮減,保甲制度的普及,哪一個都需要依靠警察力量的振作來完成。」;雖然一度連總督兒玉也反對,並不堅持該主張,但是後藤甚至不僅直指反對其主張的內閣法制局的主張是「紙上談兵」,並以去就相爭[38]而終於使其主張獲得通過。

作為一種「善後」,在統治者的眼光看來,台灣統治是相當成功的,「警察萬能」是其很重要的一項政績──雖然常有「盜水井」的悲劇;倘非「萬能」如何能夠對付前此當局暗行「攘逐殺戮」以來的我先民強烈的憤怒與冤屈;該政績是在後藤擔任民政長官時大力完成的──前及乃木總督曾建議台灣總督應採取任期制,每任五年,才能不受掣肘地放手去做;兒玉和後藤這一任竟然做了八年,這似乎應該感謝乃木的倡議。也因此他們才能在任內還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宰制工程。

對於這種「盜水井」的「警察萬能」,透過其神裔超越現實的自我肯定,後來可以轉出「警察大菩薩」的萬能形象[39],如此呈現後,是否我們已不難想像。

下篇,我們要一一提示,藉以幫助大家理解這「警察萬能」在當時的重要性。


[1] 「台灣人和日本人」,田村志津枝著,汪平、林雅婷譯,玉山社,頁21~22。

[2] 當時伊藤首相曾發電給總督府認為軍政統治應該組織憲兵隊,沒有必要再招募巡查;經總督府說明巡查與憲兵之職務並不相同,業務並不重疊後,才得以繼續招募工作。可參見於「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李理著,海峽學術,頁30。

[3] 例如,衛生檢查本應屬於警察業務,但此時都是憲兵所執行的工作。

[4]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頁141。

[5]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著,李明峻譯,人間出版社,頁35。

[6] 在1895年,台北縣當局曾經命地方縉紳推舉地方人士充任警吏,以協助憲兵執行保安任務;1896年,當局才正式核准。

[7] http://content.edu.tw/junior/co_tw/ch_yl/grat/921/gra8_2.htm

[8] 當時的日籍巡查都有六成加薪與住屋津貼,一人所費超過我台籍巡查補二人,故當局強調該人力增加是在警察預算範圍內,雇用本島人為傭員,以巡查補稱之。

[9]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1946年12月出版,頁1321。

[10] 在後藤新平的幹練故事中,有一說法稱所有後來奉大命將出任台灣總督者,都要去拜訪後藤,請示機宜;一般解說,只是表示其地位之崇高;但由我們研究的角度看來,他這類經驗確實是不宜公開發表的啊。

[11] 當時的所謂「時局變化」,除了反抗勢力消長外,可能更重要的是編制上總有相當的空缺,以及病號與外勤,並且素質太差,一般官吏都比正常情況低二、三級。

[12]「台灣島視察意見」,明石元二郎,村田保定編,明石大將越南日記,頁159~160;

[13] 這可以說正顯示了日本軍人的獨特之處,在他們國體論中確實有其特殊的地位;雖然,天皇的神聖是「言出如汗」,不可收回的;但是軍人只要願意以切腹的態度自清,是可以拒絕天皇的觀點的。

[14] 當時,另有一位受內閣顧問的法籍專家路朋,在我島學者吳密察研究中,卻稱柯氏的主張一枝獨秀;但是我島學者陳秋坤則指出還有法籍顧問,其主張一直要到1898年後,才出現由柯氏論述主導的現象;本研究認為這是在松方內閣決定轉為軍政〈8.30.〉,派出柯氏考察台灣,而後伊藤重接內閣,才出現的發展。

[15] 在官方的紀錄中,有強調此次地方行政體制是為了「裁汰不適任」的官僚,不過,如前及,日本史家所記錄,被裁汰者是在沒有調查人品和其政績的情況,被整頓的;相對的,在1901年,地方行政體制改為20廳的淘汰作用可能更大,就我們考察1898與1901兩年航運載客返日人數都高,前後分別為50,740人,與85,366人,確實後一次改制的影響似乎更大。不過,以後藤的實務精神看,他的淘汰或許真的是針對其實務上「不適任」,當時的實務是宰制,所以是不管人品或過去政績的。

[16] 世界史中著名的「迎頭趕上」或「後來居上」者,如沙俄時代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等等,應該都屬之。

[17]該年,台灣的警備部隊,有三個聯隊約11,000人;還有憲兵4,039人,警察3,350人,各單位都在行使警察的權力 ;該制度是乃木總督根據所屬參謀之建議而設置的;可見於「台灣總督府」,黃昭堂著,前衛,頁78。

[18] 仿效自法屬安南之義勇兵制度;此期間曾試行於北台的宜蘭,中台的南投,東台的台東;

[19]整個「三段警備制」,先曾在台北縣地區實施;但在台北縣以外的地區,則由於感到難以適切地畫分,而難以執行該制。

[20] 全台三縣三廳,但澎湖廳與恆春廳未設,故說三縣一廳。

[21] 「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李理著,海峽學術,頁58。

[22] 「台灣抗日運動史」〈四〉,海峽學術,頁1110~1120。

[23] 同前書,頁1131。頗有趣的,在關於護鄉兵的教育事項中,有規定「旅長或其隊長應行檢閱,不時筆記其成績,附以自己之意見,按程式報告台灣總督。」;但同官書也記錄了「護鄉兵之入隊及入隊後情況,總督府紀錄中無記載。」;一般言之,有規定應一定遵照,何以報告竟會遺失不存?或是由於該筆記有坦率直言的內容,乃遭毀棄?以上資料,引自同前書,頁1125、1127。

[24] 在街頭攤區或神社,或其他節慶期間開分店,或在市場表演雜技者,或在夜市場分配攤位者。

[25]是來到日本的洋船必須將其航海日誌與航行各地所見聞的情況具體提報,接受日本官方的提問誠實回答──這就是日本外交史上所謂的「風說書」。

[26] 這應正是學者李理所指出的日本近代警察制度──「這一由內務大臣為最高統轄者的警察制度,是完全的、從上而下的、強力的國家警察,也是諸外國沒有的先例。本來,我國的警察制度主要是以法國、德國國家警察制度為藍本的,但法國、德國也有一部分的自治警察,而我國是徹底的國家警察。」「作為社會開化的強制力、陋習的解體者、違法的鎮壓者」,其不同於法、德而為我台體制的根本原型。〈上引見於「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李理著,海峽學術,頁24。〉

[27] 「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第二冊,程大學譯,省文獻會,頁247。

[28] 同前書,頁301。

[29] 參見於「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地統治」,黃靜嘉著,1960年自印發行,頁120。

[30]我們無知的學界,隨之抄襲者甚多;而當年唯一重要的清醒者應該是當年寫作「台灣通史」的作者連橫氏,在其該大作中,對於我島的鄉治情況,除了列有專章論述外,在其他著名循吏的介紹中,也曾在多處提及傳統保甲的美好型態。

[31] 通常一位總督在任期內要改變體制,第一次代表自身的主見,也是對於前任的批判,較能被上級接受;但任內第二次改變體制,難免就會受到上級的懷疑──是否前一決策錯誤,或者執政失敗;懷疑負責者無能或失職。故1901年,後藤第二次改變體制案提出時,頗受東京內閣法制局的責問。

[32]當時各地的主倡者,很多是前清的秀才、辨務署的參事、街庄長、保甲局長,或是有名望者或是富豪。

[33] 「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刊於「台灣文獻」,37卷4期,頁133。

[34]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38。當時的情況,在台南甚至有僅以一萬元收購幾十萬坪土地作為軍營的事發生。可見於該書,頁139。

[35] 「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刊於「台灣文獻」,37卷4期,頁131。

[36] 當然,改制成立二十廳,在執行屠殺政策上,可能也有幫助,但是當年並非各廳都有義軍,動用各地軍警就地圍剿,似無需如此透過東京當局來進行;但是要深入各廳才能充分掌握降筆會戒毒運動在我島各地的動態。因而本研究認為後藤第二次改制,主要是為打壓我先民降筆會戒毒運動而特別進行的。

[37] 據稱,1901年以來,義軍在日方嚴密的封鎖與脅迫的招降策下,各地答應歸順者不少;1902年5月25日,總督府在林杞埔、斗六、嵌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頭厝等地同時舉行歸順大會,要求所有義軍參加;由於過去這類活動雙方還和氣,參加者不虞有他;怎知該次集會是一誘殺活動,行禮如儀,個人領得歸順證書,回到座位之後,主持人突然稱,「你們投降的誠意未能獲得充分信任,現在要搜查身體……」,主持人話畢,立刻離去;義軍立刻被逮捕,當場斬殺;據在斗六歸順會場,唯一逃出的簡水壽稱,前後不過20分鐘,鮮血迸流的慘狀,不啻人間地獄。「台灣武裝抗日史」,喜安幸夫著,廖祖堯譯,頁99。

[38]上引資料與整個過程,可見於「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李理著,海峽學術出版,頁64~69。

[39] 這是在日據中後期,當局對於能夠讓小孩止哭、成人必須迅速讓道,很容易被其粗暴對待的警察的社會角色,自我標榜的一種說法;在保甲的文宣資料中,把警察的形象與功能,畫作十八手觀音的樣貌。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