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一 ── 「善後」與轉型──「鴉片緩禁策」| 郭譽孚

殖民者對於自身的殖民統治規劃不善,由李鴻章被刺傷起,沒有充分保護外交使節;執行攘逐殺戮政策,招致國際社會矚目,甚至被指責沒有成為殖民者的資格;以至於不只是以天皇名義賑濟雲林災民,並且終至台灣的乃木總督公開建議把新得手的殖民地轉售出去;件件事情都處理不當,究竟如何是好。治理我們島嶼的情況,是否可以逐漸步上軌道?
在我們主流有著強烈抄襲日人說法的各書中,對於其如何「奠基」問題,往往有一面強調其豐功偉業,一面避重就輕的情況;我們當然不希望讓讀者陷入那種落入陷阱而竟不知道自己已被俘虜的情況;因而,這一段史實我們將要努力以較多的篇幅,來呈現當年的真相。

善後與轉型
雲林大屠殺爆發在1896年六、七月間;官方以天皇與皇后名義,在年底公開撥款關切賑濟流離失所的災民,安撫慘被燒殺攘逐的我們先民;隔年1月,當局就公布了前及的「台灣鴉片令」──如前及,當然仍然有善後的性質──只是這一善後,可更來自某種的未雨綢繆;例如,日人防盜習慣,養成玄關前,所有鞋子的鞋尖都朝外,就是隨時準備追擊海盜的好習慣。
關於「台灣鴉片令」,最早起於1895年九月,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對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所發出的調查指示,民政局提出「阿片是項調查書」;然後,1895年12月,後藤依內相野村指示,向伊藤首相提出「有關台灣島阿片制度意見書」;1896年2月,在內閣中獲得採行。1896年3月,進一步向台灣總督府提出「有關鴉片制度施行意見書」;1896年4月,後藤受聘為總督府衛生顧問;他推薦加藤尚志為總督府製藥所所長。6月,後藤隨伊藤首相與新任桂總督來台視察;總督府製藥廠〈產鴉片〉落成。
不過,更重要的,是該令具有在動盪中的轉折作用,它除了顯示當局對於其內部原本的調查所得的認知──

「此地中流以下人民,一日有二十錢即可過相當生活。為所謂苦力之類下流人民,如將終日所得工資二十錢,先以十五錢購買阿片煙,乃剩五錢以維持其一己及妻子女之生計,自為不可能。如何維持其經濟生活,更屬困難之至也。尤其吸煙者為滿足一己之煙癮,終日前後不分,怠惰成自然,豈有早起勵業之精神?終於維持妻子女之生活亦成問題矣。此即從國家經濟上言,亦深信以嚴禁為上策矣。」

該令自認為巧妙地提出了「緩禁」的決策,應該是透出了當局不再攘逐我先民的意義。
過去,當局曾表示嚴禁吸食鴉片,吸食者與供給、幫助吸食者,都將受嚴懲,其目的是驅逐我先民──他們認定我先民嗜吸鴉片,在難忍禁斷之下,只能離開我島;如今以「尊重民俗」與「體恤老癖者」為名,表示對我先民有條件對該毒品開禁;這樣,家族中的老癖者若要留下繼續吸食,青壯輩自然不可能獨自離開,當然也可留下來了。
就如此,沒有公開而一年多雷厲風行的「攘逐殺戮政策」,也不公開地結束;雖然由於洋人之干預,使得官方的屠殺沒有繼續下去,但是我們島上的先民大約已消失了70萬人以上,但是,無須宣布停止,對於當局卻好像從來不曾發生過一樣──從此,極為要面子的當局,儘量不提起這段日據初期的嚴重錯誤。

不過,據稱,就在「雲林大屠殺」爆發成為國際注目的外交問題之後,也就是在研究與頒布「台灣鴉片令」的同時,不敢不重視「脫亞入歐」國策的軍部在該年的10月就發動了一次深入的調查,前及的參謀次長川上與參謀本部部員奉派視察台灣與親赴法屬安南考察西方的先進統治經驗;考察結果,軍部既定的觀點極少改變,只是放棄了他們名之為「台灣住民放逐論」的「攘逐殺戮」,它們如此自行描述放棄「急治」的善後──

「如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反之,其舊來之慣習制度則非以開發感化之手段逐漸加以容許不可。要言之,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保存舊慣即可轉用為於我有益之事,風俗習慣等等則一任彼之所好,以為報酬。……除運用漸進感化之法外,終究別無良法。」

這是軍部在這個問題上的善後觀點。

轉型──透過「鴉片緩禁策」

上述所謂的「鴉片緩禁策」,作為時局中的政策,當局不僅是有條件開禁,也是有條件地大轉折──他們不要求無人島了,他決定要開始統治我們先民了。要使用什麼方式呢──在當時的「台灣鴉片令」中,我們只能見到關於「鴉片專賣」的主張,它可說只是一個「謀財」的計畫;但是由前述當局明明知道鴉片毒癮的作用是「一旦染其吸食習癖,將無法中止,且終將養成墮民之原因……其子孫心身俱不健康,各種能力均益趨劣弱。」,我們可以知道,該政策簡直已經接近「謀財害命」的程度──那簡直是由秘密「攘逐殺戮」到秘密「謀財害命」的轉化。

比起前及軍部的放棄「急治」,轉向「漸進感化」,這位曾為醫生的當局者,看來真像是遠比那兩位軍人更為心狠手辣的呢。
此外,重要的,應該是我們竟發現以下四件資料──
一是上述法令頒布後的第四天,總督在其關於統治方針的演講中,還公開在台中強調了──

「鴉片之害,人皆知之;然而癮者喪身以致破家,尚不知反省,其毒害之可怖,無甚於此……我總督府已宣布此方針,即未有癮者一律嚴禁,已有癮者,以不妨礙生命為度,嚴禁之。至嚴禁而有生命危險之癮者,則准其吸煙如故。」 。

似乎真是要推行嚴禁政策;只是為了少數老癖癮者而「開恩」吧。

二是讓我們還看到當時的官方公告所自述的卻是──

「……對習慣已久之土人,一旦禁止其使用鴉片,因對其生命將有造成危險之憂,將來在政府對於鴉片依一定的規則,就作為藥用應准許可使用,希望島民能體察本總督之意。」

而該漂亮的公告所銜接的,竟是當年在總督府給予地方官吏的內部訓令中,對於如何給予鴉片吸食特許的手續問題,那所強調的──

「凡年滿二十歲以上,有鴉片吸食習慣,且欲繼續吸食者,不論男女,均應發給證明,前項證明,並不需經過精密診斷。」
「對女人之鴉片癮者,應特予方便,均應頒發特許牌照,不得有遺漏。」

這些則讓我們今天可以確認當年真的有這樣「明知故犯」的非人道的罪惡政策在進行。

就史料所見,直到1901年,官方還曾經如此確認,且公開刊出這樣的報導──「就臺北廳管內癮者調查結果,癮者所分娩之嬰兒,比一般嬰兒,較為虛弱,並且發育不全,往往成為白癡喑啞等殘廢者之點,幾乎一致也。」 ──似乎蔑視我們先民,已經入於其所設計的彀中,陷於永遠不能翻身的困境,因而統治者乃可以公開所有癮者不可避免的命運而志得意滿地談論嘲笑著。
回看前及當年日本外相陸奧文書中,那段話語──

「一以本島作為將來展弘我版圖於對岸中國大陸與南洋群島之根據地;一則在開拓本島之富源,移植我工業製造,壟斷工商權利。……務必貫徹我佔領之要旨,使之成功。……清民稟賦自尊倨傲……且清民勤儉耐勞、團結聯合;與福建廣東商民內外相應,交互救援,島內製造工作、貿易事業皆彼等掌握,歸我有管轄權後,豈容成新加坡與印度群島的殷鑑,為防遏此弊,其方案……」

透過上述的惡毒的鴉片政策,我們先民雖然天賦相當優異,然而在難以克制的毒癮肆虐之下,豈非正可以實現其充分壟斷全島利權的目標?
當時的情況,確實是極為不幸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也是最古老的文明國家,被日人蔑視為「支那人」的中國人以及其流衍的我島人,同時,陷於列強所推動的鴉片吸食的迷障之中,簡直毫無例外的。

「鴉片緩禁政策」的真相

一、 馬關和議前後的決策

在李鴻章被刺之後,日人主動提出和約草案,已如前述;其中論及台灣割讓問題;也就在此時提及台灣鴉片問題;那是李不想割台,提出台地瘴氣嚴重,使日軍傷亡頗重,且致台人吸食鴉片的想像;希望日方知難而退;不意,伊藤博文不僅稱「但看我日後據台,必禁鴉片。」,更稱「日本鴉片進口禁令甚嚴,故無吸煙之人」 ;消息傳出,英國正有反鴉片的團體,將伊藤之說法視為知音,大為揄揚,甚至還因此致送表揚狀給伊藤,稱其為「現代救世主」 ;據稱,也因此,「伊藤首相所給的訓令,其中也有嚴禁鴉片的一條」 。這是日本當局對於台灣鴉片政策最早的表態──1895年3月16日。

其次,主要的主張來自前述外相陸奧的文書「關於台灣島嶼鎮撫策」,其中在「攘逐而減少清民方面:……務必將此島日本化」之論述中,其方案中有:「(第五)島內嚴禁吃用鴉片;」一項。
換言之,原本當局對於島內鴉片問題的處置態度是與日本內地一樣採取「嚴禁」,也就是與前及台灣總督府製藥所同樣態度的。

二、 水野遵的現實考量

首先登陸的樺山總督在1895年7月6日發布的「台灣人民軍事處分令」的第一條中,就公佈了這樣的規定──
「第一條 台灣人有下列行為者處死刑。……第八項 將鴉片煙及吸食器交給大日本帝國軍人、軍眷,或其他從軍人員以及提供吸食處所者。」

但首任民政局長水野則以我義軍統領吳湯興曾貼出維護吸食鴉片權力的抗日檄文為理由,並不主張嚴禁;甚至1896年2月,樺山總督雖曾公開貼出將准許藥用鴉片的公告 ,而水野局長更是到乃木總督時代,一直都以准許藥用鴉片之名,對未有癮者一律嚴禁著稱,但事實上並不嚴格執行;此外,他還有類如「台灣一切事業,應由台日兩民互相親信同和、合資戮力以經營之,利害得失相與共之」 的美妙之說;不過,整個大局在「殺戮攘逐」之下,其美妙作用應該本不過是具文而已〈如前所及,他給樺山總督的呈文,並未獲得批可〉;我先民逃命要緊,鴉片與美妙言語,終究該都是身外之物吧。
然而,水野卻因此而已得我島儒者肯定其有「老成而有漢學,有柔桑台灣之心,懲戒日人之欺侮台人者,斥責其奪取台灣之權利者,其政略以安輯內外,使永遠無事」 之美名。

三、 後藤新平的現實考量

總督府的衛生顧問,醫界出身的後藤,也接受了藥用鴉片的觀點,不難想像;同時,殖民帝國利用推廣鴉片來牟利,在各殖民地早已司空見慣;因而,由他只是循其他列強的作法上看並沒有多少創造性,其罪惡性並不特別大。
不過,由他特別強調「尊重民俗」與「體恤老癖癮者」,強調因而似乎很不得已地採取,嚴格控管的「緩禁制度」,但是在其治理之下,當局暗地裡使用的卻一直是前述「對二十歲以上的男子……不需經過精密診斷。」與「對於女子……應特予方便,均應頒發特許牌照,不得有遺漏。」的,控管寬鬆的所謂「特許制度」。卻讓我們感到這位留德醫生喪失醫德之可怕。

這時的總督是被日人誣稱為「不懂得政治」的乃木總督;如果懂得政治的話,會怎樣呢──是否會把這個「內訓」的資料毀屍滅跡?
而更值得深思的,可能應該是他曾經對於自身的政策,留給其後任極為著名的如此告誡──

「不可使之為他國所聞,亦不令使台灣新附之民所覘之……」

作為一位被皇民們尊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他,所努力推出的政策,原來也是如此見不得人的政策;他似乎很有自知之明。在往後的統治之中,還會有多少不可告人的陰狠手段啊?
這樣的所謂「現代化的奠基」,與我們今日對於「現代化」的認知,是否有值得我們深深沉思與反省之價值?

此外,就在此時,據稱為了應付高野法官對於攘逐殺戮政策的強烈批判,在東京曾引起輿論與政黨的重視,前及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中將與參謀本部的部員明石少佐為了善後,曾在1896年10月時,以四個月時間,專程來台灣視察與到中南半島的法屬安南考察法人先進的統治經驗;但是他們檢討所獲得的竟然毫無對於殺戮攘逐政策認錯的傾向,卻是強調「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保存舊慣即可轉用為於我有益之事。風俗習慣等等則一任彼之所好,以為報酬。」 之結論;那是認定當時我島上的鴉片惡習,正是它們可以利用的舊慣,並且被視為可以做為對於我先民之「報酬」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乃木總督在此時雖然接受了天皇「一視同仁」的旨意,下令地方官不可虐待住民,但他也履行了前述「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的壓制手段」的觀點,1896年12月,派軍警攻擊了雲林大屠殺所激起的地方反抗力量;那是經過一番激戰,雲林大坪頂的柯鐵所部,在該年底被擊敗退走,這可見乃木當時如何迅速向當時的軍部配合著。

〈待續,請看──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二──降筆會戒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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