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的歷史文化須知   七之四──德川時代的傳承 | 郭譽孚

德川幕府自德川家康以來,至明治維新,共計兩百六十餘年;為了結束了其前戰國以來到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時代的長期動盪,大力提倡儒學,一面為了儒學中強調的「有德者居之」,可以肯定自身的權威;另方面為了使各地長期動盪的社會能夠獲得養息,也避免自身的權威受到大名的挑戰,要求過去習於戰事的各地大名偃武修文,學習講究名分、大義的儒學。

不過,儒學在德川幕府的時代,是否真的就能夠勝殘去殺、改變舊日的社會習性呢,今日研究起來,由大化革新引進中國的律令,到德川時代之引進儒學,其實都只是工具性的運用,對於日本社會的傳統本質卻影響不大。

以下,我們把這些歷史文化上的影響分別提示於下──

  • 德川時期的社會傳承

德川家康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基礎,除了推行朝覲制度,要求各地大名應該把家眷遷入江戶城居住,做為將軍能夠控制的人質外[1],還透過目付監察制度派出各種眼線[2],到全國各地進行偵察性的安全工作。他們對於社會的控制很深入,我們可以分為明白的上層和基層兩方面──

一〉是對於上層的──

幕府除了要求各地有實力的大名定期參覲交代,他們更會以交付龐雜工程的工役作為消耗大名實力的手段。那是很有名的另一壓榨性設計──據稱也是後來幕末諸藩反幕的重要根源之一──

「家康知道,大名之能對抗幕府,為著他的財力充足。要消耗他們的財富,最好的方法,是迫大名們建河川、堤防,和修繞城池。……」[3]

「命令協助修建土木工程。名為協助,其實就是變相的徵發,或使供給人力,或著補助材料,或令輸納金錢。主要目的是在如何增加諸侯的消耗,不使有餘財來造反作亂。例如當時頗具聲勢的藩侯福島政則,嘗受命協助將軍妾庶子修繕城郭,…不敢不俯首聽命……也有的藩因負擔過重而債台高築,…其最著者,…木曾川治水工事,幕府斥薩摩藩承修。該藩將該藩國產為抵押……因工程困難,用費超出預算,總提調平野與屬下49人,為向藩主謝罪,同日切腹。」[4]

這是對於幕府將軍對於所屬大名的宰製型態。

相對於這方面,幕府另外還對大名們推出了種種的規定,那是由鎌倉時代的「貞永式目」〈1232〉的傳承,經過戰國時代,室町幕府以「建武式目」〈1336〉規範大名而逐漸發展,至德川家康時代,則明白公佈「武家諸法度」〈1615〉;往後,每次將軍更選時,必對大名們宣讀,對違法者嚴加懲處[5]

此外,德川幕府關於旗本、禦家人的規定則稱為「諸士法度」,頒布於1635年,則對於這些武士的作為,另有種種規定。

二〉是對於基層的─

日本社會中,地方的部落有一種自治的傳統;他們內部的關係是緊密的,也是嚴苛的;其淵源自戰國時代,社會動盪中,領主失去了實力,無法維持社會的秩序,地區的居民必須用自己的力量來恢復秩序。這樣的村落被稱為「惣」,又稱為「自檢斷之村」;它立基在極度男性中心,且「為了『家』委屈犧牲個人的人格是當然的道理」[6]的「家長制」上。

1‧在社會組織上

該村落的特性是──

「為了維持村內秩序,確保用水、共同防衛外敵等,村民們大都以村內的神社為中心來結合。領主們也利用這種結合作為繳納租稅的連帶責任團體。在刑罰上也讓一鄉一村負擔連帶責任。」[7]

這樣的社會發展,進入德川時代,不只與戰國時代流傳下來,約制下級武士的五人組結合更與幕府禁止天主教和取締人犯的員警性目的結合,乃更制度化成為社會的傳統;從此,日本社會的基層就是彼此監視、連坐的──

「農村所有百姓,城市的地主和房主,每五戶編為一組;互相監視、防範、告發異教徒和罪犯,成員負有連帶責任。組長稱為五人組組頭。五人組也被用來確保貢租和傳達法令。」[8]

加上,勞役上的沉重負擔──

「課役,種類繁多:如宮殿、城池、橋、路及堤防的築造和修建,驛馬等等,徵收所需費用──或繳米金,或使役人民,總稱『課役』。農民還有的負擔,是『助鄉役』。它指在驛站補充的人馬,由附近各村負擔。……經常的稱『定鄉役』,臨時的稱『大助鄉』……德川家康對農民的統治方針:『不可餓死』,在這裡赤裸裸地表現出來。」[9]

上述「自檢斷」的嚴密社會組織,一直要到「明治維新」之後二十年的1888年,才正式取消。

2‧社會意識形態上

另,值得注意的,是幕府對於民間的宰製,我們可以當時的法令與著名的儒教武士道大宗師、受到吉田松陰高度崇拜,17世紀的山鹿素行的描述與18世紀的國學大家本居宣長的紀錄為例──那是──

「農民不得購買薪柴、煙、酒、茶葉;不許著棉麻以外布料……妻子事夫不勤,愛閒談、上街者應退婚。」[10]

「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謫居童問〉」[11]

「戰國時代以來……田佃之收成物僅留下部分讓農民活命,不致餓死,其餘皆繳納年貢,確是事實的情形,至今未變。」[12]

那是一個控制極為嚴密的社會;或許我們看過日本忍者戲劇的話,真可以想像;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黑衣人出現在屋脊,幾個縱身就落在一個大戶人家的院子裡;在他們的時代裡,原來那不是想像偶然的武俠劇場景;同時,五人組是如何彼此監視著,使得彼此大約也不太容易充分信任──除非是在不能不合作的情況下──這就是它們如何被嚴密掌控的真實生活面貌。

  • 德川時代的文教傳承─

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德川時代的日本教育,已略如前述;其內容則更值得我們注意;除了它們社會中,士農工商有著明確階級性的差別,到了所謂「士為四民之首,農工商之輩,對士不可致無禮。……對士致無禮者,士予討之不妨。」的程度外,更有深入生活細節的種種規定;如我們前面提到農民的妻子應該遵守的生活常規,就是其一;甚至,還限制了武士與農民家族的人數[13];西方學者曾經如此描述──

「日本人在一個任何行為細節都有所規定、社會地位有所確立的世界中長大成年,這種現像是任何主權國家無法匹比的。……其規定並不是十誡式的抽象倫理原則,而是下列這種詳細的說明;在這種情境中應當如何、在那種情境中又該如何;如果一個人是武士應當如何、如果一個人是庶民又該如何;對待長兄應當如何、對待幼弟又該如何。」[14]

其次可能該注意的是德川時代的水戶學的興起,那是經過明末來自中國的儒者朱舜水的激盪,更加強了「大義名分」的觀念;那是強調效忠主君,到為主君背黑鍋的一種「應用史學」──所謂的──

「有奉獻精神,即使是主君的過失,也會以身承擔,為主君著想。」[15]

「〈給主君的〉諫言和異見都是馬後炮,於惡事發生之後才說,其效驗薄弱,甚至使惡名流傳。」[16]

「我藩從上到下,都為主君所有,要讓主君的慈悲心昭示全藩。若有此願,那怕受傑刑都要成全主君的慈悲心。」[17]

「有人發現……那人問我:『是否該向主君報告呢?』……我制止了他向主君報告的想法,倘若主君處理不當,便會傳於世間。」[18]

這應該是後來其社會高度重視的所謂「有辱國體」的過渡型態。

日人來到我們島上,雖然中國傳統與西方十誡不同,甚至,我們也都知道,德川時代曾經引入中國儒家的若干學術,因而有朱子學派、陽明學派之類,但是絕對也難以與德川這類治術相合;他們的傳統中,在嚴格的階級制度分隔中,也強調權變之術,雖非完全不能轉換身分[19],但是並無公開公平的社會流動管道;這成了它們社會教育中的重要變數──或許這正是「神裔」擁有神秘性、因而並不那麼封閉的另一特點。

此外,日本在德川時代的傳承,可能極重要的是17世紀初的「島原之役」的經驗;前面,我們提到寺子屋,就是日本人為了宗教信仰的緣故而發生國人彼此,兵刃相向的內戰[20],為了避免再發生這樣的情況,而責成佛教寺院負責教導各地孩童的制度;這是和儒家社會傳統的「子不語怪力亂神」,有著截然不同的背景而出現的制度。或許這就是日本民族終究不同於中國人,他們原有神道教信仰而造成的衝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僅早就引進了西方的蘭學,並且可能與前及他們傳統的目付監控制度有關,很有憂患意識地注意國際的大勢;關於對外貿易上,幕府當局不僅重視如何賺取金錢,並且要求每一艘來日貿易的外國船舶都要把沿途所見的、所知的各地風俗歷史提供報告,即通稱「風說書」者;官方還會向船長提問種種風說的內容。這種態度是當年中國所沒有的。

不過,最深刻的,應該是他們的社會控制極為成功,戰後美國人類學者班納迪在其名著「菊花與劍」中,曾經驚訝地指出,相對於正常社會發展的人口理論之「任何社會在沒有明顯戰亂之下,人口是很難不增加的」[21],然而,在德川幕府統治下,近250年間,其人口數雖也有增減,竟然能維持在2700萬人上下[22],相當罕見──但是大和民族做到了──此後,我們先民正是受到類似這樣的嚴酷的社會控制──

[1] 1633年,幕府把全國各藩大名分為兩組,一組居江戶,一組散居各自領地;一年交替一次;大名的妻子家室都等於人質,住在江戶;大名率家臣與軍隊必須時常奔走於江戶與領地之間;住在江戶的僕從與儀仗的生活開支不小,負擔不易。往往成為領地農民得更為沉重的負擔。

[2] 據稱當時的賣藝人或是走方郎中,要取得幕府同意才能在各地落腳;而想取得同意通常都要負責向當局提供各地的消息。

[3] 「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頁8。

[4] 「日本近百年史」,上冊,包滄瀾編著,藝文印書館,頁30~31。另有幕末志士橫井小楠在1860年還曾指出:「始以參覲交代,並視藩大小,飭其協助營建之工,兩山其他之火防、關門〈馬關與門司〉之守禦,以致近年邊警之戒備等,極盡勞役之煩重,未嘗顧惜各藩及民庶之疲弊。更佈告天下,施行金銀貨幣諸般制度,以所謂霸府之權柄,營德川氏一家之私利。絕無安天下,視庶民如赤子之政務。……」

[5]自德川幕府宣佈該法度之後,至幕府滅亡止,該法度曾經修改七次;其中包含限制修繕城堡、禁止築新城、禁止結黨、婚姻須經幕府批准、參覲交代、禁止信仰天主教、懲罰不孝、准許製造大船等等。

[6] 「日本社會的結構」,福久直著,王世雄譯,東大圖書,頁13。

[7] 「為什麼日本的治安那麼好」,上村千一郎著,福祿壽興業,頁129。

[8] 「日本歷史辭典」,左秀靈校訂,名山出版社。頁36。

[9] 「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頁149。其多次農民暴動的詳情,可見於該書頁268~274。此處應注意的是,傳統中國政治強調「藏富於民」,而日人傳統則是「不可餓死」,差別極大。

[10] 「德川禁令考」,卷43:財政經濟史料,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

[11] 轉引自「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著,徐白、包滄瀾譯,台灣商務,頁268。「可與前述日本國學派大家本居宣長所描述的「不可餓死」,相印證。如果讀者有興趣,當代日本研究中有所謂「勞動倫理」,其概要稱「在日本……每一個上班領薪人,每年可以自動地有20天的假期。話雖如此,從來沒有人自動地利用公定休假日數不上班;頂多一年有一次休息兩三天也就夠大膽了,再多不但會受同僚的非議,對於自己的晉升也會受到影響,……既然是公司給的休假期,怎麼不敢悠悠自在地在家休息或出外旅遊呢?原因是日本人把『工作』做為人生最大的使命,他們把它稱之為『勞動倫理』,如缺乏這種視工作如命的人,便是缺乏『勞動倫理』,也就是在日本社會無法存在。」〈「日本論──解析日本強盛繁榮的秘密」,陳再明著,遠流,頁177〉,似乎與前述其封建時代的「農民觀」可呼應。

[12]引自「日本歷史思想之發展」,石田一良等著,蘇振申、劉崇稜譯,驚聲文物印行,頁202。

[13] 「菊花與劍」,潘乃德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6、58。

[14] 同前書,頁63。

[15] 「葉隱聞書」,遠流,頁71。

[16] 同前書,頁104。

[17] 同前書,頁107。

[18] 同前書,頁104~105。

[19]那是社會中原本階級地位最低的商人,可以透過高利貸轉為地主身分,然後,地主透過通婚就可以成為武士階級;以及如果武士階級相中了哪一個年輕平民,可以把年輕人收為養子;該養子從此就擁有了武士身分。

[20]據稱德川家康時代原來對於基督教採政教分離的態度;他的屬下旗本與近身的妾也有基督徒,但是,除了在其計畫消滅豐臣秀賴的對峙中,基督徒有投身秀賴陣營的傾向;更重要的是他聽說西班牙國王在征服一國前,會派教士誘惑對方國民;歐洲有宗教戰爭,與教皇的勢力 ;因而,使得他對於洋教發展才採取了如踏繪或炮烙,甚至殺戮之類壓制排斥的嚴酷手段。可參見於「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頁44~50。

[21] 在近代人口理論中,糧食增加僅會呈等差數列,而人口的增加卻會呈現等比數列。所以人口增加很容易超過糧食增加,造成社會的大動亂,消滅許多人口。但是在德川時代的日本,人口學者似乎看不到明顯的這種現象。

[22] 「菊花與劍」,潘乃德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8。

待續,殖民者的歷史文化須知   七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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