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須知 九之八 我台先民抗日下,另類事蹟補遺 | 郭譽孚

 

對於本研究,若要充分認知當年的實況,除了上述的背景與往後民間的拒日互動外,其實,當年的李望洋 、辜顯榮、李春生、陳法等的作為,原來也應該深入考察;整個情勢才能充分明瞭。
然而,就本研究言,由於認定我先民的處境十分艱難;抗日與拒日者,面對日人之「攘逐殺戮」的實際固然理由充分,應予高度肯定與同情;但是,作為遵從清廷指令,自行選擇是否成為日本臣民,而決定成為日本臣民,效忠於新主子者,實在應該不算是完全無理的事。

就我們的研究,那些成為順民的先民,應該都是被日人瞞在鼓裡,完全不知其陰謀已進行的──沒有人知道自身所抉擇的日本帝國當時秘密地進行著攘逐殺戮政策 !──因而,本研究主張理性論事,不知者不罪,是我們理性論事時,對於自身應有的基本要求;故對於此期間,上述二李與辜、陳等,在那大動盪時代中的錯誤作為,認為還應該視為一種被欺騙下的義烈事蹟;請試再看那本研究前曾引述的──

「……銓所經的各莊百姓無不叫苦連天。連日心存求降,……銓見此景,乃命連山〈人名〉至各莊,請出其人,令其諭其莊人歸順。目前急需告示貼於各店。銓與連山同往各莊宣撫土民,以免各莊百姓掀起擾亂。……日本大軍所到之處,竟無人安撫百姓;……切盼據此函,將此情況轉達上憲大人,請旋即發下告示,託師團司令部寄送中港。銓將持往各村莊加以貼告,以安土民,並阻止逃亡與擾亂。銓見眾多百姓均不堪其苦,良民慘死者亦為數良多……」

對於該史料中的順民「銓」,其中表達的情切,我們能不痛心嗎,豈可與一般的出賣國家民族者,同等視之;對其評價應該在大動盪後,依其行止;另起爐灶考察之。

目前,陳法是當年以竹梯迎日軍入臺北城者,其人與這順民「銓」,本研究不知,他們後來出處如何?但李、辜的作為,則有較多的史料可供考察;換言之,日人攘逐殺戮與奴役的圖謀逐漸清晰之後,他們如何自我定位?

關於李望洋,雖我們可見前及洪棄生的譏評,然而也有「光緒 21 年(1895)5 月 31 日,日寇侵佔宜蘭縣城,繼陷蘇澳、羅東,盜匪遍地,邑人共推李望洋與生員陳以德向日軍交涉,維護地方安寧。由於日人肆意殺害,李望洋遂令其婿張鏡光(時任仰山書院講席)作『開生路論』諷勸,宜蘭支廳長長河野、守北備隊長兒玉大受感動,乃設『救民局』,全活者眾。」 之事蹟;而這位張鏡光,更是日殖時期我台社會運動健將蔣渭水之業師,對於李望洋一脈的如此史實 ,不知日人設計「攘逐殺戮」而墜其彀中者,這些似乎都不應是我們可以輕易可鄙夷之歷史悲情。

其次,李春生早歲曾入學,14歲,隨父受洗為基督徒;與傳教士學英語文;1857年20歲,成為廈門英商怡記洋行掌櫃;1861年,在廈門自營洋行;1865年,任英商台灣寶順洋行總辦;1869年,以帆船兩艘載運21萬斤茶葉,以「台灣茶」之名,在紐約銷售,大受好評 ;其在洋行極受東家信任,以至於竟願出資助其創業;他遂得以茶葉出口與煤油代理而致富;1874年,牡丹社事件起,他曾專作「論台事」七篇,揭發日人野心,主張加強台灣防務,開放移民,變法自強 ;其後,他積極支持丁日昌與劉銘傳所先後推動的島上各項重要建設 ;他也是台灣民主國潰散後,在臺北主張請日軍進臺北城的重要紳商之一,據稱與林維源是我台灣最富有的兩人;著名的辜顯榮是當時李春生等紳商推出來迎請日軍的代表人;日軍入城之後,他先為「保良局」顧問,後成為該局會辦。
通常論者多將他視為殖民當局之「協力者」而避談其事,其實,若我們考察1896年2月,他曾在受樺山總督之邀,藉送子女赴日讀書之便,在當局導覽下,考察這個他口中「任民敬信耶穌」的鄰國六十四日;其公開的該遊記中,顯示其無知被騙而被美國女教師撥正 。往後他就不再關切其自身在島上的俗世企業,其關心的主要作為除了熱心捐助於我島的教育公益外,就只重視自身大力批判違背基督教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寫作事業了 。
而另加上他曾受到後藤行政長官的惡評 上看,他哪裡只是個忘記主體認知的「協力者」呢。

至於辜顯榮,則固然不僅當時雖是奉臺北城紳商李春生等之委託,迎日軍入臺北城,但其引導日軍南下之事,還有其自稱「公益會」對付文化協會與以「有力者」打壓對手之惡質表現,然其以「吾家不可有,吾族不可無」的觀點,出錢支持「台灣青年雜誌」與巨資支持創辦「台中中學校」,及其家中為子女所聘教席,並非一般俯首貼耳的從順於日人之輩 ,以致受到所謂「他雖是所謂『御用紳士』的領袖,但他並不像一般群小向日本人一面倒」 ,甚或他也曾得到當年開明的文化人關於「他的內心深處,仍然是沸騰著民族的熱血」 的評價,似也可見辜家也應有相當的複雜情事;是否我們在新時代中,應該給予四六開、三七開或二八開之類,比過去更具體地提出分析性的評價。
此外,關於辜,也有日本學者稱「辜原本是鹿港出身的小商人的,是俠客型人物。1895年日軍登陸……辜至日本軍陣地……辜成為後來日軍南下嚮導……」的 ;本研究則要藉該說法強調日人隱匿該攘逐殺戮陰謀之重大影響,即,若辜顯榮當年真是「俠客型人物」,而能預知日軍竟然早有「殺戮攘逐」之陰謀,他是否應該絕對不會願意把自身留下來當「順民」──這可能對其個人的行止與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歧異,也就是本研究拒絕輕忽日殖初期日軍確實曾陰謀進行這攘逐殺戮政策的理由。

殖民的日人隱匿其複雜詭詐殘酷之種種作為,我們若不深入探究,只就簡單二分法論斷問題,如何能應付此陰狠鄰居為我們設下的種種陷阱毒策,怎能不永遠自陷於籠統被動的內耗之中?
──以上是我們最後對於馬關條約後的乙未抗日史之簡要補述。

待續,敬請期待「馬關條約須知 」 九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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