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日殖台灣史之馬關條約須知 六之五 |郭譽孚

馬關條約須知 六之五
──善後的善後的善後。。。─日殖台灣史的首頁

事先,誰能料到,日殖台灣史竟然如此展開?尤其,對於當年前近代的中國人言,本以為統治者不過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完糧納稅後,可以「天高皇帝遠」,怎知道這個殖民者如此地不同──第一任樺山總督由於曾經多次來台從事情報工作,算是當時的「台灣通」,因而獲得了這個職位,也被賦予了主持「攘逐殺戮」而完成日本可以大量「移民」的任務──他真的認為這是可能的嗎?
事實上,它沒有成功,卻成了往後日本在台灣殖民事業必須不斷「善後」的開始。
日殖台灣史是如此地開啟了──動盪的情況──又開始「善後」,仍然「缺乏善意」的──

一〉 動盪的社會──在前述已及的情況之外──
1. 人口消失
攘逐殺戮政策的執行,由來台之後秘而不宣地進行,到一年後的「雲林大屠殺」發生,因其中斷了樟腦貿易,引來國際社會的注目與批判,雖然軍方曾意圖辯解,但該政策顯然已不能不停止。但是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攘逐殺戮中,已經相當實現了前及他們「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的計畫。
根據日殖當局的調查,1897年的台灣人口總數為257萬人,相對於1887年劉銘傳清保甲與田賦時,所得人口320餘萬人,不計十年間的人口增加率,十年間的我台人口應該至少減少了近七十萬人。
顯然,攘逐殺戮的計畫雖然因列強干預而未能貫徹進行,但若以原來我台總人口的上下限來看,當年我台總人口的推估上限為400萬人 ,則該消失人口為近六分之一弱,每六人消失一人;總人口的推估下限為300萬人 ,則消失人口為其四分之一強,即竟然每四人消失一人 。
這是當年我無辜先民多麼悲慘的際遇?

2. 農村頗多荒蕪
農村荒蕪的情況,應該是上述人口遽減而造成的;當年動盪的社會中,對抗攘逐殺戮政策的抗日義軍應該絕大多是我島上的青壯男子,而這些青壯男子正是農村中最有勞動能量的份子;當他們負起了保鄉衛土的責任,自然對於農地的照顧就少了;更不要說如果深入參與,犧牲了自己;土地就立刻失去了熱愛它的耕種者,很容易就出現了土地荒蕪的現象。
更直接相關的是,如果上述的情況是合理的考察,當我們的社會有七十萬人左右在日軍的攘逐殺戮政策下消失了,相對的,我們島嶼就應該出現了大量的荒蕪情況──那是七十萬人原來可賴以維生的。
當年,據稱總督府設立「投訴箱」的時間雖短,但就曾經接到民間的意見,請當局將上述荒地分配給民間,以利生產。
3. 商業貿易不振
如前所述,「雲林大屠殺」之受到國際社會重視,固然是由於日人統治的手段受到列強嚴厲的批判,更重要的,其實是晚清劉銘傳在我島上所推動的現代化建設已經頗有成效;因而我島上的樟腦、茶與糖的生產與銷售都已經與國際貿易相當接軌;因而,當日軍的攘逐殺戮政策在雲林形成屠殺現象,並且造成英商死亡、連帶中部樟腦貿易竟因而停止──當時樟腦是製造無煙火藥不可替代的原料,國際社會才會大力干涉,以維持貿易的進行。
如果就正常言之,社會在治安問題解決之後,各項產業應該很容易恢復;但是在我們島上有七十萬人在「攘逐殺戮」下消失的影響太大,既使對於沒心沒肝的人,親見這樣的慘劇,應也真是創鉅痛深,讓人難以迅速忘懷,因而其重振,日殖當局應該知道,非經相當漫長的時間醫治,並不容易恢復。
這應該也就是1898年,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當時在內閣會議中竟然會提出希望儘早把他所負責治理的台灣島轉賣給外國的理由。

二〉 「缺乏善意」的「善後」
──鴉片「特許」與專賣以及「低其程度」的教育
「雲林大屠殺」的發生在1896年7月,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甚至在媒體上出現所謂「日本係實驗中之殖民國,如在其初發階段即嚴重過失,自當遺憾千秋。」的強烈批判;這對於當時努力於「脫亞入歐」的日本言,當然是不敢忽視的問題。當時拓殖省雖然向香港日報發出澄清的報導,但是如前述,9月,總督府外事官確實查明外國報紙的刊載內容無誤;因而,當年底,官方就以神聖天皇的名義在雲林推出了如下的「善後」作為──
「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日本本國以天皇和皇后的名義贈送災民慰問金三千元,並派遣民政官員調查被害狀況。總督府則另撥款兩萬餘元,作為3,590戶被毀民房的重建補償,每一家平均得到五元,同時招集當地憲警單位嚴格約束他們。」

在對我先民一番劫掠殺燒之後,這樣的「善後」,能給予國際社會怎樣的觀感,給我先民怎樣的慰問感,我們不知道;不過,可能當局自身也不認為能夠收服多少民心吧──這是我們由幾天後,當局公布了最新的法令而可想而知的。

那是1897年元月,當局新公布了「台灣鴉片令」;過去攘逐殺戮政策是停止了,不那樣趕殺我們台人了,但是他專對我台人推出了新的政策,當局說,雖然嚴禁日本人吸食鴉片,但是由於尊重習俗與體恤老僻者,因而,當局不僅特許我台人吸食鴉片,並且還專賣服務之。
然而,追究這一政策的源頭,我們在總督府衛生顧問後藤新平主持的調查中,還可以讀到這樣的報告──
「鴉片之危害,一旦染其吸食習癖,將無法中止,且終將養成墮民之原因……其子孫心身俱不健康,各種能力均益趨劣弱。」

看來,天皇與皇后的「善後」,似乎應該是針對國際社會的作為;對於我們在其攘逐殺戮政策下餘生的先民,則以鴉片特許籠絡而「劣弱」之,應該是另一種絕無善意的「善後」了。

關於「低其程度」的教育,其源起早在伊澤修二擔任代理學務部長時,可見於他向總督的學務提案之中;更早則可見於伊澤修二所參加的「國家教育社」,在1894年向「朝鮮學政研究會」提案時所建議的「使朝鮮中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初等中學,朝鮮大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高等中學。」 ,應該是一可參考的例子。這是在智育方面的設計。
此外,與智育相輔的另方面是德育,由於其民族「神裔自許」的特性以及日本武士文化中強烈的階級性,因而,其德育不注重對於良心的啟發,而重在體罰下的人格的模塑;尤其,如福澤諭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中,對於日本武士傳統的描述──「日本武人……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從不以對人屈從為可恥。……日本武人的權利,則好像橡膠,其膨脹的情形隨著接觸物的不同而不同,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就叫做武人的威風,遭受這個整體壓迫的,就是孤苦無告的小民。……古來以義勇見稱的武人,其實是何等的卑鄙怯懦,……」 ,或者這真是日本社會之所以安定的要件;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其德育之偏頗。
在1898年,「台灣公學校令」公布以前,作為初等教育的基礎,推動這樣的智育與德育之公學校尚未出現,我島上只有為了培訓基層吏員與教師,公費支持的「國語傳習所」存在;但將由地方自行出資維持的初等教育──即這樣的公學校──已在伊澤學務部長的推動下,默默完成其奠基的調查。
因而,儘管由於他與民政局長激烈衝突而下台,但是,不久民政局長下台,他就被聘為顧問。

是如此地,我們不幸的先民,就在馬關條約的自由選擇國籍兩年期間結束之後,就落入了一個被設計進入「低其程度」,不被視為主體的,不斷進行種種「善後」事宜的命運之中。

〈待續,馬關條約須知 六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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