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日據台灣史須知──馬關條約須知 六之四──「善後」的「攘逐」結果 | 郭譽孚

馬關條約中的寬限規定,是相對於刺殺李鴻章事件,在國際社會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它是一種「善後」;對國際社會與李鴻章表現某種善意;但是這樣的「善後」,怎能平撫大和民族激盪的自大感?

當局將如何對這種高漲的自大「善後」?

拒絕遵守條約,不給予我先民自由選擇國籍的兩年時間,不批示民政局長的提案,而實際上就是在推動攘逐我先民的政策,希望把我先民趕走,從而獲得日人可以大量移民的空間。就是又一種「善後」。 我們先民因此秘而不宣地被大量「攘逐」與「殺戮」了。

當時,我們分別可見到日軍在北部、中部與南部的殘酷資料如下──

一〉 在我北部的攘逐殺戮 在1895年7月的官方檔案中,那是──

「如16日,竟在大稻埕亦炮聲歷歷可聞,入夜,餘下淡水河之際,自甲板上竟可指認南方延燒村落之火焰。……一般良民亦無疑將受災累……各地流佈日軍慘無人道之風聲……邇來放火於全邑,凡欲逃亡至新竹、臺北者,勿論男女老幼,皆予格殺一節,殆可置信。」

「大稻埕不日將復蒙戰火。此言一出,竟在中國人間引起一場大恐慌,因競相逃往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

「日軍包圍進剿桃園拔仔林一帶,大肆屠殺,放火焚燒民房,當時除了婦女小孩之外,凡是男人壯丁無一得能倖免,不但先父林振威和16歲的二兄也在這次的屠殺中被日人所殺死,我們的住家也被他們放火燒掉。……」 〈林呈祿回憶〉

「初日本之取台,惟宜蘭最恭順,……老舉人候選李望洋,約各舖戶,日日候迎日軍。……首先剪髮變服,恭迎日軍。宜蘭人目笑之,則曰:『我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然望洋之媚敵,時時遭侮辱,益為蘭人所輕。兵士亦復淩虐居民,輒出擄殺,於是抗者四起。自礁溪、旱溪迄員山,……爭攻屯軍。」

當時,日軍藉此屠殺,官方秘第七號報告稱: 「……如此,至1月28日,……燒毀家屋一萬所,宜蘭平原大半已成灰燼。」

二〉 在我中部的攘逐殺戮〈當年國際關注,史稱「雲林大屠殺」〉

「日本軍占領大埔城後,走反的埔里街民應日本軍的勸告返回空城的埔里安居;可是日政府派任的埔里支廳長繪山好色粗暴、始亂終棄,弄得埔里街民不堪其苦,趁守備軍隊撤退,乃群起革命……日本軍為收復埔里,即派三路兵馬,……斗六軍隊攻入埔里後,對南門及東門一帶的住民大事搜捕,屠殺數千人。」

「倭之據大莆林也。精華宰羊豕。除道路。迎倭。倭至。責精華獻婦女200人。精華不應。倭酋怒。挾精華至其家。搜得婦女60餘人。縱兵淫汙。精華家人姦辱尤酷。精華怒。送款台軍。於是榮邦、義成皆受撫,願效死。……」

日本著名的高野法官曾親行查訪,提出這樣的報告──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裡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七十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六十七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費六日時光,燒毀七十餘莊,殺害不知良匪的三百餘人,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國際媒體對於當時的事態,則做這樣的報導──

「在台灣土匪蜂起,襲擊雲林,據報英國僑民復被殺害……果如我社通訊員所報,系起因於在該島之日人之刻薄,及其官吏之無知驕傲怠慢,以及其他之全般失態,則非早日責調善任其職者,以代如此傲慢之官吏不可,如今全世界之視線,正集中於在台日本國之一舉一動,若此一新統治者竟有如此顯著失政,則難料有重大後果也。……於台灣,其島民對新統治者抱不平,並利用機會煽動各種叛亂之徒,不乏其人,亦屬自然情事,唯此種機會竟然係屢因官吏之驕慢無能所造成,則日本國殊不能不注意也。……換言之,日本係實驗中之殖民國,如在其初發階段即嚴重過失,自當遺憾千秋。」 〈1896.7.4〉

三〉 在我南部的攘逐殺戮

台南府城與臺北府城相近,由於洋人主導開城 ,城內動盪不大;但城外庶民則有「富人歸清,免受淒其。狗官害人,苛政日施;貧人在台,無處逃居;萬民慘苦,哀聲怨詞。」 的冤訴;其實際情境,此舉兩例:

「日軍抵蕭壟街……村民逃走一空……一隊來到溪畔的叢林……聽到有嬰孩啼哭……時林裡刺竹叢生,天然溝壑既深且黑……中間便藏匿了……近千人……日軍派兵截住了長坑的頭和尾,亂槍齊放,……一時淒厲的慘叫,真是人世所未聞…至今村人……所謂『漚汪夜哭』……後其軍又……在蕭壟、漚汪、下營等地大事搜屠,格殺勿論。……收屍,裝載了18輛牛車。……」

「明治30年,日軍……收到一封題為『台南城內城外人民哭訴冤枉書』,書上說到:

『日本政府,暴如秦時。政猛於虎,貪酷民脂。強盜搶劫,不能捕治;殘害良民,日日有期……通譯打人,百姓傷悲。員警巡查,全無官規。鞭笞無辜,千辱萬欺……無錢布賂,送院不移,有錢布賂,免入法帷。看守強姦,街眾同知。借名消毒,品物盜持。……』此外嘉義、鳳山、阿猴、潮州等地都有同樣的文書投訴……就在這一年……沿沄水溪一帶的村落,全部置於日軍鐵蹄蹂躪之下,房舍被燒光,居民被殺戮,真是慘不忍聞。」

當時日人之自供,除了高野法官曾有前述真實的報告外,還有若干宗教上的良心人士,如此記錄──

「他們〈日本平民〉來到台灣後,比在內地時更像受到誘惑而墮落的奴隸,他們好像是為做壞事而來台灣的。我們比教化當地台灣人,更需要先教這些日本平民接受福音。……這些投機商人、無知愚蠢的勞動者、無恥之徒等,對台灣人施加暴行,對其招搖闖騙的行為忝不知恥……造成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印象極差,認為日本人的本質就是最劣等的倭奴本質。」

但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指導者福澤諭吉則公開地不顧真相與國際輿論而主張──

「關於處置台灣……,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此外,對時下的措置,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即使不執武器抵抗,如果不服從我國者,不許一天存在於我國境內。……凡是抗拒我軍者,不分軍民,盡予殺戮,使無噍類。以全掃蕩之功。 」

「台灣一地便可容納三、五百萬的日本內地移住人口。」

「充分顯示我戰勝國之威嚴,使彼等自悟為亡國之民,屈服於我政令之下」

另一面,則東京的拓務省於7月4日,仍「設法」在「香港日報」刊出了為日軍辯駁的「有關土匪蜂起始末」 ,強調雲林支廳素為土匪之巢窟,以及竟自稱日軍之作為錯在「過分寬容」,藉以免除「不名譽」而「有傷軍人自尊」 。

不過,總督府外事課在9月派出的通譯事務囑託近藤賢二之報告中坦承了「士兵之行為,如外國報紙之所報導,多屬事實云云。」

〈待續,馬關條約須知 六之五 『善後的善後的善後。。。─日殖台灣史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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