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二八研究──舊關切與新問題及新發現 | 郭譽孚

我的二二八關切,來自大約五十多年前;

在牯嶺街舊書攤,我買到一本小冊子,記憶中是北京各界台灣籍人士為「二二八事件」提出的關懷聲明,雖然後來在那次政治事件中,我與老宋一起把它燒掉了;但它讓我知道當年曾經發生這樣的一件大事。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我一直放在心中。由黨外運動時代到民進黨成立之後,隨著時局的逐漸開放,我注意著各種可能相關的史料;我一直感覺國民黨怎能迴避問題──明明發生過大事件,怎能不深入交代?但是對於黨外與民進黨的說法,也相當懷疑──怎會提不出有力的真相;都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我相當努力地探索的蛛絲馬跡,就北、中、南三地各自選擇了一個問題來探索;很與人不同的,可能是公民教師的職業病,我要求學生要思考,不太相信太簡單的定性的研究,無論藍綠;真的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悲劇的形成只是由於好人與壞人相衝突,就能夠掀起那樣可怕的事件?
可巧,我找到三個比較複雜的案例──
就是北部基隆的周金源,中部台中的吳振武以及南部的高雄的涂光明三人的二二八悲劇。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看我的連結。。。

北部「基隆二二八」,極悲慘的,人類精神墮落之研究 ── ──由鍾肇政大老的資料研究 | 郭譽孚
https://rise-tw.org/2018/02/28/321/

中部「二二八事件」的一個真實面相 ──由台中「吳振武事件」探索|郭譽孚
https://rise-tw.org/…/%E4%B8%AD%E9%83%A8%E3%80%8C%E4%BA%8C…/

南部高雄「二二八」的悲劇核心之一──民軍領袖涂光明、要塞司令彭孟緝之間|郭譽孚
https://wordpress.com/post/rise-tw.org/397

為何藍綠雙方似乎並不真的想為我們台灣人解決複雜的真相問題,只想強調對自己有利的說詞?
為何藍綠雙方都無法把真相說清楚?身為一個公民教師,個人的研究,一直深深地懷疑著。

最近,由於世界獨霸五十多年的美國,似乎越來越走下坡而自己露出了過去的種種惡跡,我忽然發現,其實,會不會「二二八悲劇事件」,只是發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敘利亞」或「利比亞悲劇」?看看美國人曾經怎樣承認「二二八」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葛超智的名作「被出賣的台灣」中,至少有兩處重要自述──
在事件之前的自述──
「1946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份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與功能』。這主要在說明美國代表制的政治機構的起源,英格蘭移民如何在新土地上尋找自由……並且也提到個人準備為爭取地方自治政府而犧牲的理想。……考慮不周的宣傳文章在煽動著,然而領事館仍然繼續在分發宣傳。」〈「新觀點叢書版」,頁181〉

「美國的宣傳煽起怒火 然而較無經驗的年輕人,他們因美國新聞處在島上所散布的不適當宣傳開始想要採取直接的行動。此刻台灣島上的情勢──悲劇即將來襲──預示著後日波蘭及匈牙利的暴動,在那兒,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輕易聽信美國人對他們所做的承諾,及美國要求『解救』他們的宣傳。」〈同前書,頁180〉

難怪作為美國小弟的國府不敢好好研究?

而綠營的正義學者如雲,但是貼出來的文章,毫無學術研究所應有的綿密周全,只會把國府說成是元兇──但是1947年,自顧不暇的老蔣,只是因為美國人撇清,說其領事與新聞處不合拍,進行了錯誤的宣傳、煽動,老蔣就真有成為元凶的資格嗎?──所謂「轉型正義委員會」,對於承認自身煽動的美國,是否曾經加以傳喚?──美國在世界各地,從來不是都搞「兩手策略」的嗎?
如果真的要求正義,個人堅決主張傳喚美國當年在我們島上究竟做了什麼?

以上,是我本已經意興闌珊的研究工作,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元凶」,這個「新問題」而起的疑問──或許也可說解開了我的一個結。

最後,我想寫寫我最近以來,自己尚無進展的新發現──個人認為應該很有意義。
這是一個關於二二八悲劇的死亡人數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學術界只會提某某人說,那人那麼權威嗎?有沒有更為理性的學術探究?──我們島上的學術界,只有這樣的水準?
我們都知道,該事件的最大死亡數字有到十多萬人〈主張對國府以革命反抗的史明〉,但是西方一般的說法大都在一~二萬人之間;但是,國府所提出的數據,則大多數在一、兩千人之間。

在我們島嶼解嚴開放之後,李登輝主導下完成的「二二八研究報告」中,也自然出現了向西方的這個數字貼近的研究成果。。。在該報告的稍前,有小說家李喬由1947年偏高的死亡人數推估:已經提出頗為社會共鳴的死亡數字在1萬八千人上下。

該報告中的人口學家陳寬政,也由該偏高的數字而提出該事件的死亡人口數在一萬八千人與兩萬八千人之間──但由於提出該數據的陳教授自稱「我們所提出的推計只不過是諸多估計的一種,雖然有人口學的方法做為推計的基礎,其可靠性最多只等於基礎資料與假設條件的可靠性而已。」,以及「以當年六百三十萬人口來說,百分之一的推計誤差就是六萬三千人,而百分之一誤差已經是一般人口推計中可接受為極微小的誤差,我們於此地所提出檢討的卻是比這『微小』誤差更為微小的數值,其不確定性可想而知。」,因而,最後沒有收入其後公諸社會的報告中。但是該數字早已流出,被主流學界當作逼近真相的數字。

然而,究竟死亡人數多少?
我們知道「二二八基金會」,在受難人可得六百萬元賠償金的情況下,申請而得賠償金者六百七十餘人;加上受傷者不過八百餘人;距離前述作家李喬與人口學者陳寬政所提出的數據都有極大的差距。

不過,去年兩位年輕學者林邑軒、吳駿勝,他們『透過「性別死亡比例推估法」,重新解讀1947年至1951年的戶籍人口統計資料,……我們假設,倘若沒發生「能造成性別死亡人數比例懸殊的特殊事件」,男性、女性的逐月、逐年死亡人數比例,理應會維持在穩定的範圍內。資料顯示,二二八事件後的幾個月內,男性女性逐月死亡人數比例突然提高。本文推估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在1304人至1512人之間。』
這是一個顯然支持前述「二二八基金會」實務上所得的數字,該數目比基金會已辦理賠償的數字稍多,在數據的比較上,顯然可說是有支持該數據的意義。

那麼,究竟哪一組數據應該比較正確呢?

個人發現一個重要的,藍綠雙方的主流學界都沒有提出的史料──他使得我的觀點較接近於二二八基金會實務所得的數據,以及兩位年輕學者所提出的數據。

我發現的史料,使得1947年的死亡率雖然比1948年與1949年的死亡率為高,但是在某一觀點上看來,其實並沒有特別不同──
首先,看1947年的死亡率為千分之18.15,與1942年的18.37相近;我台新竹遭受轟炸的1943年,增加至19.52;戰爭結束後,死亡率逐漸下降。至1947年,雖然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死亡數應使死亡率增加,但死亡率僅增至18.15。可惜我們仍不知該數值確實為何。。。

但是該數值後的兩年,即1948年與1949年、1950年的14.34與 13.14及11.47,是明顯地分別下降了3.81與1.2及1.67;這裡明顯出現了1947年的下降,遠超過1948、1949的下降;何以致此,除了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外,最可能影響於人口的應該是盟軍在戰爭晚期推出的二戰中的三大發明中「活人無算」的「抗生素」;應該是在1948年前後發揮了他的作用──可以做為旁證的是──

我們若考察這三個年份,在日本的死亡率也是1947年比1948年與1949年為高該三年在日本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4.6 11.9 11.6
在台灣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8.15 14.34 13.14

這個相似性,是日本也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嗎?──當然不是的!
細查史實,那是1945年6月抗生素在盟國開始量產;大戰結束後,被稱為使得人類壽命延長10年的抗生素才開始被盟軍帶入各占領地,如,日本與台灣,逐漸大量使用;這應該就是何以1947年日台兩地的死亡人數仍高,到1948年以後,台日兩地死亡人數同時大量減少的原因──

不過,日台的處境是有差別的;那是盟軍登陸日本的人多,物資充足,其藥多且效果更迅速,對抗死亡的效果比我台應該更明顯,或就是該年兩數字14.6與18.15間差距的由來。日本獲得更多抗生素的藥效,加上日本沒有二二八事件悲劇。

因而我台1947年那巨大的死亡人數中,相對於日本的情況,有部分應該不是來自二二八,是來自藥品不足。
換言之,上述各年死亡率之降低,應該主要不是各年沒有繼續發生二二八悲劇,而是更重大的事件盤尼西林〈即青黴素〉的供應充足了,人們的死亡率就大大的降低了──另,據蘇新在1949年1月出版的「憤怒的台灣」中的紀錄,美國二戰後曾來我島設生產盤尼西林的工廠。

首先,日據時期我島上自1918年以來,至1942年,長期高踞死亡率第一位的是肺炎;其死亡人數是一萬人中有87人,換言之,就是六百萬人中死亡數可達5000人以上。根據前引「衛生學」一書,有如下的敘述──〈關於下引所及「磺胺劑」,早已使用,效果不佳,上述死亡數就是證明〉
「早期診斷與早期治療,一為預防之重要手段;尤以現代磺胺劑即抗生物質,例如青黴素等的發現,更能早期控制即消滅傳染之根源。」

其次,當時,盤尼西林的另一大對症,主要是破傷風;1941年為我島上死亡率的第三位,1942年為第五位。外傷與生產時,當時民眾絕大多數是赤腳工作、行走;腳部容易外傷;還有是沒有消毒完全的剪刀,很容易在生產剪斷臍帶時,造成破傷風細菌感染;甚至,也有醫生不小心,死於破傷風的;那是個被稱為「破傷風恐怖的時代」;盤尼西林正是它的剋星。

再其次,當年被描述為「肺結核病房被視為危險與悲戚之地,對那些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高燒不退、呼吸困難與咳嗽發抖的病人,醫生除了給他們鴉片止咳外也一籌莫展。」;1937年以前,是我島上死亡數的第三位;1947年,剋治肺結核病的鏈黴素正式上市;至1948年,應該也會成為降低我島死亡數的生力軍。
難怪如果我們研究本期的歷史,常會讀到革命者從事走私以積累其所需的資金時,提到走私物品中,質輕貴重的抗生素一直是其中的要項。

可惜,由於個人沒有專業基礎,只有理性,進度緩慢,且目前所收集的資料還不足以進一步逼近該數據。仍在繼續努力收集資料中。
然而,由於我想到,過去多少關心二二八悲劇的朋友們〈無分藍綠老少〉,當他們看到1948年後的死亡數據,明顯與該年有著巨大差距時,正義感的他們應該有著怎樣沉沉的悲痛時,我想我當前的這段心得,雖明顯地尚未能逼出我所尋找的人口答案;我想也應該敬謹地向可敬的您們提出我的這個發現。

在上述銳減的死亡人數中,應該不只是由於影響我島的二二八結束,而更是由於創世紀影響人類命運的抗生素的發明。

謹此向所有關心我研究心得的朋友們報告。

以上,是個人,一個退休公民教師面對二二八這個悲劇日子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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