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探北埔事件── 北埔事件中,三種文化對撞的悲劇人物 巫新炳與他的日本友人宮川保之。。。〈之一〉

問題意識

何以在北埔事件中,我們應該注意這個苗圃工頭的角色?
這是由於研究該事件時,發現到楊校長所提及的巫新炳的特殊遭遇──在日警於1907年十二月十四日提出的「北埔暴動事件的始末報告」中,對於巫的報告是──
「又巫新炳、劉徐氏甘妹於同日,由檢察官代理為不起訴之處分。。。」

然而,巫是早已被慷慨就義,但是在上報總督府的資料中,他卻是在二十多天後,被「不起訴」的角色;楊校長這樣描述他──
『然而,事實上,楊先生指出,「巫新炳是北埔事件的『匪魁』。。。他在陰曆十三日晚〈即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時,壯烈就義。。。已經死亡二十多天,何來不起訴處分?顯然是矇騙上級。」』

本研究是由此思考,關注到巫新炳的悲劇的。

一、 巫新炳這個角色「枉死」的特殊性
參與起事的志士,有兩百人上下,其中只有極少數人沒有被逼出來,存活了下來;大多數被逼出來就義的,都受到嚴刑逼供,在沒有送上法庭前已經死去;最後只有九人被送上法庭;巫新炳是沒有等到開庭,已經慷慨就義的;但是他的名字卻被送上法庭,獲得了「不起訴」的處分,是其中「枉死」的特例;楊校長考察該問題時,注意到「錯誤百出,簡直令人難以相信。」。
可敬的楊校長原以為只是翻譯之錯誤,「特地前往台中,省文獻委員會調閱原始資料,發現翻譯並沒有錯。」;因而,他乃指出「是日本司法官嚴重的錯誤,如此矇騙上級,敷衍塞責,則可窺探其審判的草率。」〈內豐浩劫,頁167~168〉
然而,此錯誤真的是來自審判「草率」嗎?會不會並不是「草率」,而是另有緣故?
因為,日本史學界早有所謂「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分野,後者之論述必須一絲不苟,前者則重視應用之必要;明治維新初期,東京帝國大學的史學編纂掛所發生的「久米邦武教授筆禍事件」中,當時久米教授的大文「神道乃祭天古俗」與重野安繹博士的「從事史學者其心應至公至平」都先後受到強烈的攻擊;兩位教授先後去職,該掛甚至一度被取消,後來該掛雖被恢復,但是日本史研究的自由,從此就有了「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和論說,不得公開;掛內史料一率不許外洩」的規定;就是其最明顯的例子;如果日本史學研究的最高體制原本如此,根據該體制處理,我們的研究,怎能說只是批判它們「草率」呢?
我們當代學界往往強調殖民統治的治理性,高度地表彰它們有理論、有數據,共同構成了完整的學問,我們怎能以『草率』兩字,輕易地否棄它們那偉大的治理性呢?

二、 巫新炳在該案中的特殊性
當然,『枉死』是一種很特殊的情況;但是在巫新炳的案例中,可能「枉死」的人很多,並不是很特殊;真正特殊的,是巫新炳當年是當地「大平學堂」唯一台籍的學務委員;並且他不是掛名的角色,是真真正正相當認同官方說詞而主動支持成立學堂的地方人士。
就當年的「台灣教育沿革誌」紀錄,學務委員的資格必須是「學務委員應從居住該設置區域之具有學識、名望者中,經由辨務署長之推薦由知事、廳長任命之。」;而這學務委員的輔佐職務是──
「一、學生就學及出席之督責相關事項。二、學校資產相關事項。三、捐款募集相關事項。四、學費相關事項。五、校費收支相關事項。校舍營繕及校具之製作相關事項。」〈以上1898年資料〉

而由當年巫氏所參與的大平學堂看,該學堂負責人是一基督徒宮川保之,在該地苗圃的年長職員〈一說是來此常住閒適的文化人〉,而巫氏是苗圃的工頭;該學堂是日台人混合的私立學校;根據該學堂主持人宮川保之的描述──

「巫新炳……他年近五十,很有性格,我們不曉得他的底細,可是監督所的德永警部補以及其他內地人,卻十分信任他……苗圃經常需要工人,他總是負責雇用。原先的工頭曾經剋扣工資,被辭退了,渡邊支廳長推薦了巫新炳,他當工頭很稱職……富山角次郎是開拓內大坪的先驅,有才幹……可是個性不很隨和,官方對他沒有好印象,日本人間相處也不很密切,何況對待台灣人。宮川……是苗圃職員,沒有警方盛氣凌人的氣息,年紀大,沒有特殊身分,所以經常拜訪各家……在言談間也不忘傳教,想不到效果非常理想……決定借富山的換蕃所傳教……每次都有四、五人參加,巫新炳也來兩三次,到了九月,大隘社的山胞二十多人也來聽講……如此一來,曾經不相往來的日本人、台灣人、山地人,……,過去不調和的情況也改觀了…。內大坪的學齡兒童,包括日本人、台灣人都沒有就學機會,十幾個大孩子在荒野間奔跑遊蕩,宮川覺得很可惜……當他向富山提起此事,富山舉雙手贊成,立刻奔走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結果人人贊同……學生逐漸增加,日本人七人,台灣人七人……阿輝是巫新炳的次子,阿亮牯是三子……學生成績日見進步……宮川進一步計畫建立學校……學務委員是富山角次郎,土人方面是巫新炳。他們兩位極力奔走而萬事成熟……正式開學……」〈內豐浩劫,頁148~150〉

上述描述,是日本基督徒宮川在事件中歷險時的自述,巫氏在地方教育上的積極合作,應該是早已經獲得口碑,上報總督府了。這樣的地方人物,怎會成為「匪魁」?
如果巫氏竟然成了「匪魁」,上級怎能不深入查辦其究竟?地方上,怎能不議論紛紛?這是否正合了上述我們所提的當年東京帝大久米邦武筆禍事件所訂下的規矩──那強調「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和論說,不得公開;掛內史料一律不許外洩」的規定?

三、 本事件中,哪些是不能公開、不許外洩的史料?
上述巫新炳的資料,如果外洩,是否一定要引起社會議論?然而,當時偌大的事件,社會上一定議論紛紛,日本官民一次死亡達五十六人,地方當局也要對總督府與東京當局有所交代──我們島上自從後藤長官使用誘降而後在歸順式上大屠殺的手段獲得了明顯的鎮壓效果,但不過五年,又發生此事件;如果不釐清此事件的始末,未來官民應該如何相處?
我們在官方論述的本事件中,只見到蔡清琳的身影,強調蔡用清國軍隊將進兵新竹而欺騙了無知的隘勇和原民〈然而,真的如此嗎?〉,然而,如上述,巫新炳似乎就應該在社會中不僅只是失意的腳色,何以會成為當時的「匪魁」呢?
上述的疑問,使我們不能不轉而思考,如果真相不能見人,哪些日人的說法可能是「欺騙」──是為了使官民兩方平息議論而製造出來的故事呢?
例如,目前所知的,楊校長在著作中所指出的,在日人秋澤次郎的名作「台灣匪誌」中,竟稱志士何麥賢、何麥榮兄弟倆人是蔡清琳的『異母弟』,其實,「按照戶籍資料,何麥賢四十七歲、何麥榮三十歲,是親兄弟,…。清琳二十七歲,……就年齡言,不可能是清琳的異母弟,蔡、何兩家根本沒有親戚關係。」,說得很對;同時我們要指出的是,這一捏造的理由,應該是由於當時擔任隘勇班長的何麥賢本是頗老成持重的領導者,這一故事可以有助於當局把具有公義性質的起義,醜化為私情私誼的愚行。
而在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官方留存下來的「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中,我們絕對看不到宮川氏關於自身在事件中,如何歷險,如何難以置信地受到巫新炳大力的保護,又親見巫新炳就逮與慷慨就義的史實──如果這些以及巫新炳曾為學務委員的資格,檔案資料中都看不到的話,作為當場起義「匪首」的他怎能被法官宣告「不起訴」呢?
此外,我們在前面探討蔡清琳的故事時,所揭露的,被官方掩蓋的真相──如蔡的巡查的身分,在那時代所受到的洗禮,以及蔡曾經出任通譯的律師原來是當年對抗總督府的著名律師,完全也被禁忌似的無人提及的問題,當然是這整個事件的另一被掩藏的重要部分──用以強調蔡只是一個「市井無賴」,以及巫只是一個普通的「匪首」,這都是一種「應用史學」吧。
而更為值得深思的,應該是1945年出版,應該是經過官方仔細審查而後問世的我島史書「台灣小史」中,對於我們北埔事件的嶄新描述,如果真如其所及,北埔事件早在一年前就已經策畫,並且各方首領會師台北新店庄密會,那麼當局為了安定理番計畫下的時局,也為了轉移各方議論的焦點,製造許多虛假的故事,是否也就很「合理」了。
當年的報章,最後對於事件的描述是──「計略完成。這次事變,警視總長的計策完全成功,他的命令,完全依照預定的進度,毫無窒礙的執行,對於各項處置也達到想像之外的良好效果,而結束此案。……」〈台灣日日新報,1907.12.26〉──應該就是指虛假的故事似乎果然相當地掩蓋了真相,這對統治者真是一種成就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