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慘烈的「文化大革命」| 郭譽孚

今天,偶然看到一個訪問視頻

看到當代我所尊敬的各位前輩間居然為了對岸該運動而彼此衝突──

陳映真是我最景仰的台灣作家;王曉波是台大哲學系事件中的主角,是我幾位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老友的師輩;丘延亮在他們案發前曾經對我頗加青眼;王拓是當年以小說「金水嬸」著名,陳映真為其書作序的鄉土文學重要作家;當年我曾看到他們風虎雲龍般的表現,衷心感佩;看到這個視頻中描述到竟因對於文革的觀點不同而衝突,真是遺憾。

更加上,最近在網路上,我也還看到人們為了對於文革觀點差異太大而衝突的狀況;真的我們無法適當地處理文革的問題嗎?

個人的看法──可能最近於曉波老師,但是個人覺得他說得太簡單,似乎「戰爭都是如此」或「內戰都是如此」,就像我不滿意於獨派人士明顯迴護殖民者的說詞──「殖民事業不是慈善事業或福利事業」,個人認為應該要深入而充分省思──因為這個問題對於兩岸都是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1966~1978〉,發生在兩岸分治之後,當美蘇冷戰展開之際。

四零年代出身的,六零年代成長的人們,既使身在海峽此岸,當年都頗受衝擊;當運動初起時,對於青年「造反有理」,對於學生可以四處「串聯」,我個人是由羨慕而訝異;後來,對岸動盪擴大,甚至也有傳說是此岸的情報人員搧風點火,「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當然,我們在此岸只能關切每一則消息,將信將疑。

我們只能在某種「無風不起浪」的意識中,知道發生過很大的變動,並且不少人因而悲慘的死亡。

我個人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國共悲慘內戰的餘緒;甚至到今天我們島上的動盪不安,也可說是當年國共內戰以來的文革餘緒。

我們的歷史老師們,在比較中西歷史發展時,常有人喜歡說西方有宗教戰爭,中國沒有,似乎頗為得意;其實,十九世紀中期,頗為慘烈的太平天國之亂,應該已有宗教戰爭的性質;而民國成立後的連年內戰中,軍閥內戰時代,固然似乎只是政治性的內戰,但是在國共內戰部份,其中強烈的思想戰性質,實在已有類似宗教戰爭,且具備了涉外的複雜而悲慘的性質。

西方軍事學大家約米尼在其名著「戰爭藝術」中,曾經有專節討論「內戰與宗教戰爭」,他如是描述──

「凡與國外糾紛無關的內戰,其起因通常都是由於在政治上或宗教上,有了極大的思想衝突。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集團間的衝突也很多,不過,最殘酷的卻還是宗教性的戰爭。……若是宗教戰爭再牽涉到國外的干涉,那結果就更會糟不可言。」〈頁17〉

 

另外,他也談到思想戰的性質──

「兩國之間的思想戰爭,也同樣可以算是干涉性的戰爭;因為他的起因是甲方想把某種主義,推行到乙方的境內去,或者是甲方要想摧毀乙方所堅持的某種主義──其結果都足以使甲方干涉到乙方的內政,因而引起了戰爭。雖然這種戰爭的起因是由於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理論衝突,但是他卻會發展成為極可怕的苦戰,像民族性戰爭一樣,他最容易引起普遍的怒火,而使戰禍變得殘酷不堪。」〈頁12〉

 

他是這樣與一般政治性的內戰形式來比較的──

「對於一切的暴動思想,和所有安那其主義,時間是最好的應付方法。一個文明的民族,可能在一個短期間之內,突然變成了瘋狂的狀態;但是這個風暴馬上不久就會雨過天晴,而理性也終於恢復了他的控制。」〈頁12〉

 

我想,上述西方軍事學上的論述,為中國近百餘年來悲慘的境遇作了概要的呈現。。。。那就是不幸!不幸!殘酷的不幸。。。

 

在個人看來,思想性或宗教性的內戰,不是一般政治性的內戰可以比擬,其原因在於單純政治性的內戰,有其自然冷卻的條件,但是思想性或是宗教性的內戰,尤其對於外力干涉的內戰,不僅是難以自行冷卻,並且時間對於孕育過反叛的思想和宗教,邏輯上沒有很明顯的說服力。

 

而就以日本的明治維新後的內戰史實為例,維新初期社會大變動之後,其社會也並不安定,民間反叛頻傳;但列強當時主要是以中國為覬覦分食的對象,甚至英美為了對抗沙俄的南下,對於日本採取的是扶植的政策;因而,明治維新的革命問題之複雜性,不能比擬於中國革命的複雜性。尤其,在日本透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取得許多利權之後,歷經大變動後原本許多不滿的日本社會,由於國勢明顯增強,民間大多分贓獲得實利,才自然消除了原本維新造成內戰的種種憤懣。

 

以該日本史實為例,中國革命史中,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民間自然不可能滿意,而1949年後的中共建政,雖曾獲得韓戰與完成核彈的成績,但是美國透過在台國府餘孽進行顛覆的外力干預的壓力一直存在;尤其,美國的「圍堵政策」下,其國務卿杜勒斯所宣稱的「和平演變」,確實成為中共建政後的隱憂。

 

那是過去中國革命時期,所有成績考核都有明顯的目標,一切為革命,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外部敵人;建政後,其目標轉為對內,開始複雜化,難以評比,也就使得其內部不同背景間的各種衝突可能明顯增加。以及確實新政府如何保證「和平期間」,政權自身才不會逐漸腐化變質,真的如美國所指出的可能被「和平演變」的問題。

 

如果上述日本維新後的動盪,雖在外力扶持下,要到近四十年後,因霸道取得東亞的豐厚資源,分贓於民間,才能穩定;中國新政權在1949年成立後,在冷戰局勢下,不可能取得海外資源,要多少年才能避開過去國共內戰重開以及被「和平演變」的可能性?

 

換言之,1949後的中國,雖然建立了新政權,但是造成內戰的客觀條件,資源不足的情況,在重行分配下,不可能立刻消失,全中國的生存壓力依然巨大,並且權力鬥爭的新情勢在西方精算的「圍堵政策」下,確實發生了作用,政治內鬥可能是內戰的一原型;雖然是中央集權體制,但是由於通訊能力落後,政令宣導不易,以及傳統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依舊,真正能夠靈敏掌握地方動態的能力,實在不夠。

我們所深度遺憾的「文化大革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一種真實「內戰」的方式而進行的。

 

如前述約米尼所說,這種思想性或宗教性的內戰,是「極可怕的苦戰」,是「殘酷不堪」的;尤其不幸的,似乎由於我們習於那種中國沒有宗教戰爭的常識,或者儒學不是宗教的觀點,以致於似乎對於這樣激烈對立的可能性,竟然全無戒心;也因此,乃至於似乎也使得有些知識分子,更因那似乎平白出現的大犧牲而產生趨向否棄自身做為中國人的身分。

 

是的,那段不幸的歷史中,有千萬人的生命被犧牲了;那是極為不幸的殘酷的悲劇史頁。那就是約米尼論述中所描述的最悲慘的戰爭形式──一旦開始,是否簡直是不受人類的意志轉移的。

個人的觀點,來自國共內戰時期,老蔣先生的文膽陳布雷的故事中,感受到那樣的氛圍;陳布雷真是老蔣先生的心腹,據稱,他可說負責了老蔣所有重要的文告;然而,在1948年的國共內戰中,一樁共諜案竟然扯出他的兩個晚輩近親都是共諜,最後,因此,陳布雷在親情與公務間不能自處,最後只能自殺;而更慘的是幾十年後,他的孫子陳師孟在西方思想的滲透下,也大力打擊自以為有功於建設台灣的國府──以「愛台灣」為名。那是怎樣不可思議、由當年延續至今內戰裂解家庭與國族的悲劇──最近,翻查資料,竟然看到陳布雷子女八人,竟然有四個是共產黨員?!

 

以上,是個人有感於網路上的一段視頻與網友間高度對立的對話,而對於我們共同關心的文革問題的歷史沉思。。。我真的不希望對岸大陸似乎已經透過「不要褲子,也要核子」的決心,避開了內戰的死圈陷阱;而我們島內卻似乎埋頭要往霸權國家設計的內戰死圈中跳,卻自以為自身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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