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淞滬戰役之戰線轉移的看法,絕非是老蔣總統計畫錯誤|賈忠偉

補充淞滬戰役之戰線轉移的看法,絕非是老蔣總統計畫錯誤:

「國軍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兵力約 50,000餘名,日軍兵力集結在其海軍司令部附近的特別陸戰隊不足5,000名(含新登陸約3,000人),附砲20門外,另有在鄉軍人約3,600人,各艦可抽調1,600人及其他作戰人力,總共接近12,000人。國軍兵力超越日軍甚多,日軍雖有各種口徑的火砲及戰車、裝甲車,並獲得強大的空軍、戰艦支援,兵力畢竟相差懸殊。料定日軍為確保上海利益,必將派兵增援。國軍亦需增兵以擴大戰事,方可迫敵主力轉移華東。」

(1)時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在 1935 年 10 月 15 日的日記寫下:

「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 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 與敵為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

當時作戰線還不是普遍使用的軍語,作戰方向就是作戰線的方向。蔣中正評 估敵我作戰方向的利弊,認為日軍作戰線由北向南,不利中國持久作戰,由東向西,則足以長期對抗。華北繼九一八事變成為中日衝突嚴重的地區,引爆戰爭的機率最大,當時徐永昌為華北軍政要員,故得與聞決策並寫下日記。說明國民政府早在1935年入川時,已經策定誘迫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戰略指導。從作戰觀點評析,若能誘致日軍主力南下華東沿海,由東向西溯長江仰攻武漢,則抗戰將按中國全程構想所策定的方案進行,掌握到戰爭的主動性。此案在戰略上敵我形成正面作戰,可排除側背威脅,確保中國補給線安全。在戰術上可運用長江流域的河川、湖澤及仰攻地形,限制日軍戰力發揮,利於持久作戰。」

(2)1936 年是中央政府以抗日為中心的一年,陳誠回憶: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因西北風雲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序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

上述洛陽抗日大計,綜合並補充了萬耀煌和徐永昌日記的內容,對抗日戰爭的全 程構想與戰略指導有較完整的記述。為繼《徐永昌日記》,再次見到導引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記載。

國軍選擇從上海發動攻勢,可迫使華北日軍主力增援華東,打破其在華北與中國速戰速決之戰略。再者,日軍主力南下後,就不再有足夠兵力沿平漢線由北向南攻擊武漢,排除其截斷中國補給線的威脅,類似「圍魏救趙」的策略。

(3)按董顯光的記述,蔣中正在平、津失陷之後、淞滬會戰以前,已經決定主動 選擇戰場,集中主力於長江一線,引敵深入內陸,進行多線陣地的逐次抵抗,並 非開戰後才因應戰況發展所產生的方案。抗戰時期的國際宣傳由蔣中正直接掌 握,董顯光深得倚重,8年負責其事不曾更動,故能與聞決策,見證歷史,比蔣 緯國提早24年就講到轉移日軍作戰線的戰略。

(4)《時代》週刊駐華特派員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對蔣中正在滬戰初 期1937年7~8月的決策做綜合敘述:「日人滿望在北方打,到南方來談判。蔣選 擇了一個全民抗戰的辦法,引導敵人到長江下游他自己方寸之地應戰。 」

西方媒體在戰地的報導,指日本計劃在華北決戰,中國則主動選擇戰場,引敵到長江下游作戰,比蔣緯國更早41年就提出相同的評論。3 人分別從參與決策、戰地 採訪及軍事觀點提出所見,均與徐永昌、陳誠所記載,在戰爭準備時期所定下的戰略相符合。

(5)最重要的是,中國不管是武力或是整體社會,遠遠無法與當時的日本相比,因此在上海租界旁發動戰爭,有可能引起列強干預,這就是原本蔣寄望──《九國公約》的一個主要原因。

資料摘自──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五十期/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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