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歷史與現實 | 史為鑑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自從一1978年中共為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提出之和平戰略方針和基本國策。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依中共解釋,就是一個國家根據自己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本國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於其他大部分地區(國家主體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但這些地區的政府是這個統一主權國家的地方行政單位或地方性政府,不得行使國家主權。具體來說,就是統一在一個中國之下,(當時)大陸十一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當局曾說,這是在馬克斯主義理論寶庫中找不到,在中外歷史上也沒有這樣的先例,這是鄧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的一個全新的概念。

其實就筆者所知,近似「一國兩制」的概念及經驗,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只是有程度之差罷了。至於其可行性是否適用於今天,恐怕先得看看中共如何在1997年以後對待香港,1999年對待澳門,才能下斷語。在此之前,只要台灣稍安無噪,以逸待勞,對中共至多只需「姑妄聽之」,再觀後效。

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國兩制」先例,要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以後所實施的「一國(北魏)兩制(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為典型。鮮卑族的拓跋部落在東漢三國時代,仍只是一個小部落,直至拓跋珪建國北魏(又名後魏、元魏、拓跋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兼併四國部落,國勢日益強盛,統一北方。

拓跋跬佔領中原後,敏銳地意識到,無論人口、文化,還是生產方式,鮮卑族都比不上漢族。因此他並沒有採取武力高壓政策,強迫漢族倒退地實施(北魏的)奴隸政策,卻容許中原地區繼續實施封建制度。就這樣,北魏實行了一個世紀的「一國兩制」政策,封建制的優越性、進步性,終於壓過奴隸制,迫使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進一步實行更澈底變革的漢化政策,北魏從而成為強盛、統一的封建制國家。

歷史上第二個實施「一國兩制」的是契丹族的遼朝,遼與北宋對峙時,國勢十分強大,宋朝不得不採和親納幣、俯首稱臣之政策,以維持兩國相安無事,迄今西方人稱中國除了CHINA(秦)外,就是CATHAY(契丹),可見其一斑。香港英資的國泰航空公司(英文CATHAY AIRLINES),直譯可稱「契丹(中國)航空公司」。

遼朝除了原領有之東北、內蒙外,還統治原為中原轄地的山西、河北,即所謂的「燕雲十六州」。由於轄區有大量漢族,以致其政治制度採「兩元政治制度」,即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主番事,南面官治漢人。質言之,即以契丹人的制度來管理契丹部族,而以漢人的政治制度來統治漢人,包括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至於最近的一個例子是1950年至1959年間的西藏,雖然這是一個失敗的「一國兩制」,中共也多絕口不提,其實先不論西藏問題之激化原因與責任歸屬,就中共解放大陸初期,的確對西藏是採取寬大、放任政策,這對身負社會主義優越性,拯救並解放世人(世界革命)的中共而言,實屬極大之自制及忍讓。

1950年中共建國,至1959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實施社會主義改造,大約有十年左右,中共完全放任西藏保存農奴制、政教合一、喇嘛教信仰,以及地主剝削、壓迫、殘害農奴,若非演變至慘不忍睹,嚴重惡化,相信中共還有可能繼續尊重西藏特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及文化制度,換言之,這十年是中共最早實施的「一國兩制」。中共提倡一國兩制,卻矢口不提西藏經驗,主要是害怕此一失敗經驗引發不好聯想及反宣傳。其實真正瞭解西藏現代歷史的人,應該不會未經深入瞭解即妄加批判,亂扣帽子才是。

據近日報載,有鑑於蘇聯解體後國際形勢對中共統一台灣的計劃愈來愈不利,以及台灣島內台獨聲勢日益囂張,以及對中共所提「一國兩制」統一方式的抗拒,中共官方權威人士透露,中共高層正醞釀推動更加務實靈活的對台政策,除了務實推動兩岸交流外,也主張在兩岸各自堅持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中,尋求妥協,擴大共同點,擬出雙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來打開統一僵局。

針對此一務實而不僵化的走向,吾人期望在堅持和平手段原則之下,海峽兩岸能共同坐到談判桌前,彼此殫精竭慮,互信互諒,為兩岸人民尋求一個能造福兩岸人民,並願意接受的可行模式,切忌以大吃小或夜郎自大,以致生民塗炭,禍延子孫,願海峽兩岸的領導人敞開胸懷,高瞻遠矚,展現高度之政治智慧,立千秋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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