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絕對「他律」的時代之到來 |郭譽孚

──個人對於「拔管」問題的一種認知──

關於當前的「新五四運動」,來自我們島嶼執政當局固執的作為;昨天,在台大門口的晚會現場,聽到女學生哀訴著母親說考慮把他送往島外,個人不知道他人做何感想,我確實是受到觸動了。。。
我想藉此談談當局何以如此執著──難道他們真的那麼無知,不知道「大學自主」對於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整個學術發展的重要性嗎?他們真會那麼無知嗎?

目前所見,論述當前時局發展者,很多論述強調「拔管」的政治性,也就是綠營不可能容許有相當藍營背景的管,本是綠營應有之義。。。
「拔管」當然有政治性,但是只是這樣的政治性嗎?

個人最近研究日據以來的台灣教育與社會史,旁及日本史,正好告一段落;因而,在歷史脈絡上,有些不一樣的思考,謹此提供關心時局的朋友們,做為參考:

我們都知道這個問題有其政治性,但是我們很少重視政治性問題,其實同時也是經濟性的;由於我們過去長期浸淫在歐美先進國家移植來的現代化理論中,總是像我們學府中所提供的學科門類一樣,是把政治與經濟分而治之的,所以慣性地我們易於忽略掉政治問題對於經濟面的可能影響;正因此,對於「拔管」問題,我們不應該只重視其政治性,也應該重視其經濟性──同時,由於「拔管案」所影響的層次很高,所以其經濟性已經不是千百億的問題,而可能更是涉及整個經濟政策與社會個層面的大問題了。

管教授在接受遴選時期,其曾經對於台灣大學的前途,提出若干構想,如,其所提的台大「亞洲旗艦計畫」,以三個school計劃,強調蘊育人才深根台灣,國際頂尖大學進駐,以及亞洲創意驅動平台;很顯然他將會是一個抱持積極進取態度的大學主持人;尤其,作為一位接收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想來既使對於自由經濟抱著批判態度的人們,也相信他應該自身會有一番慷慨的自由抱負。

相對的,當前綠營以李前總統,這位農業經濟出身的學者為最高指導者;李的經濟理想卻只是日本學者的所謂「雁行理論」的;也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那大東亞共榮圈的觀點──強調東亞國家應該認命排列為日、滿、支的發展順序──到今天該論述就形成了李前總統在其名著「亞洲的智略」一書中所推崇的「亞洲應建立以日本為首的雁行發展型態」〈見於該書,頁116〉──遙遙呼應著當年日本近衛聲明那所謂的「『皇道』則不外使各國家各民族應各尋求其處身於世界上之適當地位而已……而以日、滿、華集團為連鎖中之一環……進而建立公正的世界和平。……」的安排。。。。

對比他們兩者,可以看到經濟政策上明白的差異;管教授居然敢於把我們的台灣大學指向「亞洲的旗艦」的目標,明白僭越了李前總統的指導,這會就是「拔管」最重要的理由嗎?

其次,要指出的,是在日據台灣教育與社會史上,我們夠深入的話,我們將悚然發現──台灣教育的平庸化,本是日據時期教育建設的目標;因而雖在1920年代初開始推動設立台北帝大,甚至到大戰前,推出皇民化運動;由於拒絕推動實質的全民義務教育,以及且教科書六年的程度,相較起來竟低下兩年;並且那很隨便的打罵管教,完全是低級的「他律」教育;因而日本良心作家坂口零子,曾批評皇民化教育要「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奴隸」。

甚至,有我先民如謝東閔、吳濁流、葉石濤都曾更指出,大戰晚期當局已開始把我先民遣往南洋,以便讓日人逐漸進佔我先民開發整建完成的台灣。

過去的史實如此,一向神裔高傲、強調君民同祖的大和民族,今天如何看待我們島嶼?如果台灣大學是一流的大學,他們如何能夠如當年般地奴役宰制?這是否也正是今天當局千方百計,無論如何犧牲社會的安定,一定也要「拔管」的理由?

台灣大學,這個我們島嶼上最具歷史地位、社會地位的最高學府,他的校長候選人已經通過包含著三位教育部派出的委員的遴選委員會的全部程序,選出來了,但卻由於當局阻撓而無法就職,對於整個教育界有怎樣的意義?對於學術界有怎樣的意義?──「大學自主」與「學術自主」今天受到了嚴重的考驗,是展示我們全島教育都既將落入一個嶄新的「他律」的新時代嗎?

確實,當年「雁行發展理論」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時代,教育與學術上,都是個絕對「他律」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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