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高雄「二二八」的悲劇核心之一──民軍領袖涂光明、要塞司令彭孟緝之間｜郭譽孚

研究1947年在高雄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很像研究台中二二八事件，不能不研究吳振武先生，我已研究過吳振武先生的事蹟，經由其事蹟讓我們能深入地見到二二八史實中常常被隱諱的重要問題。
本文的研究，也是想利用「二二八事件」中高雄涂光明與彭孟緝兩先生的經歷，再幫助我們認清一些被過去研究者所隱諱的問題。

讓我們引幾段關於高雄二二八事件的資料，讓我們先理解研究「高雄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性：
首先，高雄「二二八事件」的國府鎮壓行動，始於1947年3月6日，是全台最早的國府軍攻擊行動。我們要問何以提早？
當日，陳儀長官還在晚間八時，

「再向全省民眾第三次廣播。他在廣播中表示要『開誠佈公』和民眾談一談自己的想法」

「強調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陳翠蓮著，頁334，時報出版1995年印行，〉

但是，3月6日下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與上山談判的民軍代表涂光明等衝突後，就已派軍下山攻擊。
今天坊間諸所謂「學術著作」，對此事多不真實深入探究，僅稱「設計」或「預謀提前」者；換言之，以其長官還在主張「寬大」之際，高雄地區竟違令行事，如果，動亂若未擴大，主事者所犯也將是「違反軍令」的極嚴重軍法處置。「設計」或「預謀提前」似不足以解說其當時的行動。況且，如果他的舉動竟成為引爆更大動亂的引信，則他的罪過就更大了。也因此，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當時的作為就更為應該研究了。此試就當時史實加以探究：

依據頗有學術外貌的「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所著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其中對於此問題也有類似之提問──「何以彭必須違背陳長官以和平解決之命令，貿然下山平亂？」──其自答略為下列四點，即
「彭氏由廣播中知悉正召集中的原台籍日本兵，若集合起來有十餘萬人，要塞兵力僅兩千，寡不敵眾；」 
「附近五塊厝軍火庫是全省最大軍火庫，有失，要平定則難上加難；」 
「外傳原住民與潛匿的日本人將在六日到達高雄，將奪取左營及壽山要塞基地」 
「來自警總的壓力，要彭出兵救援台南、屏東、嘉義，若不先內安高雄，那有辦法攘域外之亂事。」 

最後，結論出
「因此彭藉和談不成，將『頭目』都扣押在山上而出其不意地出兵，倒也是擒賊先擒王的辦法。」 
把此一重要的過程用上述四項理由來描述，讓人覺得彭似已有理由下山，尤其當其籠統以「藉和談不成」五字處理，把事態發展直接模糊成彭氏無力判斷上述四項理由，因而只好出兵，其下筆之技術實在有很高的專業水準，然而，該說法或可作為學子背書應考之用，但若要作為我們後人研究史實，以記取先民血淚教訓之用時，則不能不問所謂「藉和談不成」之「和談」的真相究竟？因此，我們要繼續探究下去：

其次，我們的問題是，所謂「和談」中，要塞司令彭氏與反抗軍領袖涂光明各自的角色如何？從而希望充分判斷「和談不成」之責任問題。
細讀各方面資料，關於涂光明有如下描述：

「祖父為澎湖白沙大赤崁人，祖母鄭敬，也是澎湖人。父親出世後先落腳在台南，後移居高雄。」〈涂光明先生次子，涂世文先生自述，「涂世文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3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有人說涂光明是學生軍的領導者，因為當時並沒有固定的領導者，是屬於集體領導，涂光明可能是領導者之一吧。」〈口述歷史，第三輯，頁239，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柯是當時高雄中學學生〉

「涂光明與父親熟識，他所創的自由日報就是以我家為事務所，因此他認得我，……涂光明由大陸回來，人長得高大英俊，皮膚又白，常戴著黑色禮帽，拿支拐杖，一副英國紳士作風。」〈王受葉、王瑞霖母子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26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涂光明，軍人出身，由大陸回台後在日產清查室當主任，……一直想要有作為，…因此常主動喊上喊下，……但他為人較具草莽氣，在大會發言較為激動，主張要『燒』，此種態度也有一點好處，比較具戰鬥氣氛，一方面使彭孟緝畏懼，後來才以民眾要『燒山』為藉口而出兵。」〈陳浴沂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9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光復後，台人為報復，四處抓日本人，涂光明曾抓一日本人至竹子門打死。涂身材高壯，我看見他身上帶著兩支槍。〈按照史，「民主鬥士──郭國基」一文，載：「當時，特高事件的罪魁禍首仲井清一，適任潮州郡警察課長。他一手羅織南部四大冤獄，被逮囚禁者1300餘名，經不起拷打死亡者13名，自知處境危險，雇用柔道劍道高手為保鑣，但郭先生仍派人將他抓回高雄，即在半屏山對面的竹子門橋下打死。」〉〈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5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在日據時代時在西子灣幫人照相，政府勝利前，跑去大陸當軍人，光復後，回到台灣時已是少校〈或中校〉，有許多民眾去車站歡迎他。‧‧‧涂光明為人悍悍的，在開會時隨身帶有手榴彈，身上披了整排子彈，開會時常搶著發言……大家也不當他一回事，不理他也不和他說話，一般人對他風評不好。……在三月六日早上開會時，學生軍推選他當人民代表，而我們開會決定要由市長、議長和幾個區長，大概有七位代表去談判，他們搶著要去……涂光明偷藏了兩把槍，一把槍在後面，另一把藏在胸前，上要塞要繳械時，他只繳了一把。在別人與彭司令談話時，一言不合，就將手伸到胸前拔槍，手一伸後面的士兵就上前挾住涂雙手，……」〈口述歷史，第三輯，中研院近史所，頁206，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二二八期間，市民派任之高雄市警察局長，自述親見涂被處決，上引資料與「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內所記，有更動。〉
由以上資料看，雖然涂先生與彭司令在和談中的衝突，還不能斷定真假，並且，當時他可能不是唯一的領導者，但是作為一個「較具草莽氣」、「喜歡攝影」、有「反日」背景的傳奇式英雄人物，膺任人民的談判代表，已顯示了他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相對的，彭孟緝司令之處境，是否其主要考慮，就是前述在「李登輝時代」撰成的該重要官方報告中，所提及的四項問題？下面，我們看關於彭氏出身及其所屬部隊的描述。
「民國三十八年，台大與師範學院鬧學潮，台大學生打警察……台大校長傅斯年得來找我，又怕見我，……那時，黃仲圖是台大總務長，他說『彭孟緝這個人是很好的， 可以去找他。』所以他來找過我，以後傅斯年成為我的好朋友，每星期五到我住所講授幾個鐘頭的歷史。……我原是中山大學的，在中山大學同學會會員名冊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後來我在台大也唸過三年的書，後來因和我一起讀的胡璉將軍死了，覺得孤單，便沒去了。」。〈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現在我正式來談228，我要說明的第一點是要塞司令部的職務直屬於國防部並不管地方事務，就算民間鬧得天翻地覆也是不管的，只要你不來犯，陳儀下不下令，我都不管的」〈同上註〉

「未出事以前，對彭孟緝印象還不錯，……」〈孫太雲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2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當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昭曾向彭孟緝借軍隊，彭孟緝不答應，他認為：『治安是警察的事，與軍隊無關』，所以堅持不借軍隊。」〈黃厚忠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中冊，頁10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由以上資料看來，赴日本學軍事的彭氏應屬有相當現代觀念的將領〈當時其兵種是砲兵，官階已是中將〉，尤其，儘管，他當時被幾個市議員當眾在會議席上譏刺「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58~59〉

他的應對是冷靜的──「口口聲聲『你們』、『你們』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居於對立的地位。這許多譏 誚謔罵，污辱軍隊的話，簡直把我看作敵人，當場我極力容忍，也故作鎮靜輕鬆的神態表示，『……各位知道，軍隊是保衛國家人民的，軍隊有義務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但是不會受任何威脅和任何恐嚇，我有責任維持高雄市的秩序。』」

以及受辱退席後，他「接到第二總台部的報告，該部所屬上午派至橋仔頭的採買被暴徒擲石受傷數人，並謂軍人代表國家，無故受辱，擬派隊前往彈壓，我為遵守上級命令，力勉彭總台長啟超鎮定忍耐，聽候命令。」〈此前兩段，同上註〉，顯示他並非一介武夫。
再看當時在三月五日竟有另一重要資料，由涂光明副手曾豐明的友人蔡銘傳所提出者，其內容如下：

「3月5日，在高雄市政府的社會人士們想想此事不宜擴大，商議派代表上壽山要塞司令部找彭孟緝談判……這一天，這些代表上山以後，彭孟緝請他們第二天再次上山，豐明下山後到我家來，談及此事，豐明告訴我們說彭孟緝曾辦桌請客，招待他們這些代表，並邀他們第二天再上山談判。」〈蔡銘傳先生、王麗容女士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4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由受訪者蔡氏自述「無論如何，此一事件對社會對我家人對我個人都造成無比的傷痛，這也是……我至今仍不太會講國語的主因。」〈同上註〉看來，這3月5日彭孟緝曾有一頓請客，似乎無捏造此事的理由。一般研究都不談此事，但是，這實在正合了彭氏在回憶錄中所自述「我明知和他們商談，不會獲致任何結果，但因為我正在暗中加緊準備，決定在七日拂曉開始全面行動。……」；如此看來，「和談不成」的責任歸屬，似乎就應該是在彭司令這邊了。
然而，是什麼使得事態急轉直下的？──就實務言，只要該行動計劃尚未執行，打消該計劃仍應屬可能之事──況且，如彭氏回憶錄言，當時，陳儀長官是主張政治解決，反對其軍事行動的。

讓我們來看是什麼使得事態急轉直下，不可挽回的？
首先，當時所謂「談判」，其內容是什麼？我們知道有民軍向要塞軍方提出已擬好的所謂的「和平九條款」，略為：

「1‧……各處軍隊全部停戰撤退。2‧第105後方醫院由本會接收。3‧五塊厝倉庫由本會接收，軍火由本會保管。4‧市民死傷應負責賠償，開槍士兵應予極刑。5‧治安恢復前，外省人不得下山，蔬菜、油、鹽由本會供應。6‧高市外軍隊，不得進入高市。7‧被捕民眾立刻由本會帶回。8‧雙方如有不法，軍民共同嚴辦。9‧此次事件關係人員，事後不得追究。」〈依「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中研院近史所，頁67~68；他處未見，在前引「陳浴沂先生訪問紀錄」中陳氏有討論及。〉

此外，看當年在警局擔任刑警，後來成為南部政治界重要人物的王玉雲先生的回憶：
「當初確實有一些浪蕩囝仔圍在山腳下，說要燒山。我曾騎摩托車去看……」〈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21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當時高市第一屆市參議會議員每天都在市府內開會，那天聽到有部份人士主張要用消防車載汽油放火燒高雄壽山之際，我就覺得事態嚴重，……。」〈陳亮谷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8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我們再看彭孟緝氏多年後的回憶：
「他們徹夜圍攻要塞，我也僅命令士兵朝天開槍；他們要放火燒山，準備用澆上汽油的稻草绳燒山，你們想山上都是樹木，一旦延燒起來，我要塞就完了。」〈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配合再看當時彭孟緝所駐守要塞的情況，情況如何？可能影響其判斷？當時擔任要塞班長陳錦春先生的回憶是：

「我們在要塞上吃的是倉庫的糙米，沒油、沒鹽，連電線也被剪掉，無法用大電鍋煮飯，只好用木柴燒飯，吃糙米和白水。」〈陳錦春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6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以及彭氏的回憶，除了上述採買人員被打傷的描述外，其結果是：
「當時我的士兵都拿鹽水泡飯吃，沒有菜吃，他們不敢出來，一出來就被打。」〈同上書，頁100，〉

換言之，當時壽山要塞內部的生活條件顯然不佳，外部又有民軍可能要用火攻的消息，以及彭氏面對民軍提出，彭氏視為「叛亂」，難以接受的九項條件：這才是促使彭氏派兵下山的計畫提前14小時實施的理由。

然而，本文所指出的「「二二八事件」在高雄之悲劇核心──反抗軍領袖涂光明與要塞司令彭孟緝」，其中實在仍有重要疑點，應該解決，即：民軍領袖在劍拔弩張的局勢前，怎會在3月6日中午輕身涉險？是純粹輕敵？還是別有蹊蹺，彭司令才可能引君入甕？

史實究竟如何？

換言之，輕身涉險，固然可能由於「藝高人膽大」之自信與表達「玉石俱焚」之決意，但是，豈可將數十萬生靈性命授之敵人，豈非應該有萬全不得已之設計？此則計謀為何──是否欲效勝海舟之親身見西鄉隆盛以保全江戶城故事？──外以火燒山，攻要塞，為萬無一失的後盾，內以涂氏雙槍挾持彭氏，與萬不得已時，親信兩人手榴彈引爆為號，而市長與議長、電力公司負責人相陪則表民軍之誠意──應該是事前考慮週到，細心推敲認為可行者。
相對的，民軍此設計，雖或非萬無一失之謀畫，但是，3月6日，其一旦推出，轉頃之間，彭氏應該立刻如何應付，方能不致失手，實在困難──就人情言，彭氏身曾居中國砲兵總監之高位，豈會是畏難怕事之人，況且，親信左右應該知曉其被輕視辱罵之事，想必早已義憤填膺，非有所作為，何以服眾；而在此情形下，要能臨時適切反應，實非易事。

就已知的史實言，彭氏的作為不論下述三種中的那一種：

「涂光明偷藏了兩把槍，一把槍在後面，另一把藏在胸前，上要塞要繳械時，他只繳了一把。在別人與彭司令談話時，一言不合，就將手伸到胸前拔槍，手一伸後面的士兵就上前挾住涂雙手，……」〈前引「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

「以涂光明為首領，脅迫高雄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副議長林建論、電力公司經理李佛續等，同來壽山司令部找我商談『和平辦法』，他們要求我『無條件』撤去守兵，……中間放一小圓桌……這種彷彿出自戰勝者口脗的條件，我看完了之後，就怒不可遏的光起火來：『豈有此理，這簡直是造反！』衝口而出，就在這俄頃之間，涂光明已探手脅下，拔出手槍向我射擊；副官劉少校眼明手快，自後撲向涂匪使力抱住……。涂是日據時代放逐廈門有名的浪人頭子，據說其手槍射擊技術是指雀打雀，指雞打雞的……」〈前引「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68；〉

「他們上山後，──當時我們也太疏忽並未檢查，因為他們是以和平名義上山來的──大家圍坐討論時，我僅帶了一個副官在身邊。……涂光明提出條件，他所提的條件就是軍隊繳械，你們想一個軍人，當時我已是中將司令，他們要我繳械，等於是要我死嘛！……這種要求等於造反。我不理會他們，這時涂就掏槍，被我副官一把抱住，就把他弄出去了。一旁的市長講：『他們三個都有武器』，於是我們撿查其他兩個人，發現曾豐明、 范滄榕兩人各掛了兩個手榴彈。所以市長跟我講：『這三個人你要扣留。』。」〈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1、1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上車時並無人脅迫催促，……房間不大，……桌子約有1.5公尺┼3.0公尺……大家開始談話並無衝突，由市長拿出一份書面的請求給彭司令看，……正在市長與彭司令就書面相談時，眾人目光都望向他們兩人。突然間聽見士兵警衛高喊『有刺客』、『有槍』，後面的士兵全擁向涂光明，外面的士兵也進來一起把他拖出去，大喊『槍斃他』『竟然帶槍要打彭司令』等，當時並沒有開槍，……接著一夥士兵擁入喝令『不要動』，並逐一搜身……」〈李佛續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30~3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實在難以判斷其真正的情境為何？只知作為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悲劇核心的兩位角色──人民英雄式的傳奇人物涂光明失敗了，忍辱負重的彭司令驚險地成功了。
然而，在上述不同的「方桌」與「圓桌」、「有脅迫」與「無脅迫」，「市長」或「涂光明」與彭氏對談，難以分辨之外，我們竟然發現了新的資料。那是由日本人處轉來的關於涂光明的資料。

「當時在潮州郡警察課服勤的台灣人刑事呂萬莊，後來也在台灣現時的警界供職為刑事，於我前往台灣旅行這一年退休，目前正在待業中。和這為呂萬壯刑事見面時，他流著眼淚對我說，他替仲矢課長報仇了！」 
「殺害仲井課長的兇手是名叫杜光明的澎湖人，於日本人回國後，在地方上淫威甚大，1947年2月28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全島陷入暴亂狀態時，曾經參加襲擊高雄監獄，知道杜光明為此一暴動事件主謀的呂萬壯等人，遂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將杜光明與其胞弟射殺了。」〈台灣特高警察物語，寺奧德三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著，文英堂出版，頁132〉

這「杜光明」的故事，豈非就是涂光明之誤？依據該日人書中自述：

「於戰後混沌期之1946年1月，高雄州高等警察課特高股之仲井清一警部，由自宅被穿著中國陸軍制服之男子帶出，於數日後赤裸裸慘殺屍體被發現。 殺害這位仲井警部的兇手原來是於日本人全部回國後，出馬競選台灣省省議員並且當選的名叫郭國生的人。郭……於競選時曾公開承認參與這起慘殺事件之事。……〈註：依據居住佐賀市之福岡初雄氏之台灣視察報告，殺害仲井警部之兇手為澎湖島人杜光明，三島五二次氏之情報則斷定郭國生為兇手。實際上，這起事件之兇手有複數，因此兩者之情報應該皆正確才對。原譯案，「郭國生」之狀況，判係「郭國基」〉」〈同上書，頁167~168〉

顯然「涂光明」在該日人口中誤為「杜光明」；換言之，該所謂「台灣視察報告」，爲我們前述所疑惑的問題指示了極重要的方向。即，涂光明先生之事敗，極可能早有日本特高警察之皇民餘孽深涉於其中。

也就是該曾在潮州郡警察課服勤的台灣人刑事呂萬壯，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在高雄二二八事件中，混入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俟機製造各種消息或將訊息走漏給兩方面，或者，是在群眾中鼓動藝高人膽大的涂氏，使其輕身涉險？
換言之，以涂氏之高壯，加以隨身友人曾、范二人，若是真挾槍械與榴彈而來，未經事先通報設計，要想順利制伏，實不可能；若以火攻為後盾，發動起來，要塞必然化為灰燼；否則，就是「具草莽氣」的涂氏身受激將，輕身涉險，才致勝手轉成敗局。

結語
最後，細看該書所描述，所謂「他流著眼淚對我說，他替仲矢課長報仇了！」及「遂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將杜光明與其胞弟射殺了。」，竟有似皇民餘孽刑事親身行刑的情形。探索至此，我台灣史中當年原本可以尊嚴談判之一頁，竟然於此出人意表地在皇民餘孽的攪局下敗壞成殘酷的對決！此後，那殘酷的高雄對決，是否也相當程度地觸動了整個台灣命運的歧途？
相對於此，今天藍綠對決與兩岸之衝突，又有多少皇民餘孽敗壞於其中？

餘音

皇民餘孽之刑事，由法西斯日本轉投於當年國府幕中，其影響是如此地延伸與展開入於我們戰後台灣史的？
該皇民餘孽刑事的特色，可由該書中所公開者呈現於讀者之前：

「仲井課長在舊共產黨的毒爪下成為犧牲品」〈該書頁154〉
──把自己所欲攻擊的對象，說成是共產黨。

「此處，我得赤裸裸地披露幾樣在當時台灣，特高所使用的偵訊方法。……刑訊變成唯一良法，刑訊的一般方法是由偵察官輪流徹夜進行。…到第三晚就會開始露出疲態，因睡意難耐而臉色蒼白，並且連連表示痛苦。…打起瞌睡，偵查官就頻頻戳他……此法由於不在嫌犯身上留下外傷，所以算是相當有效的刑訊手法。」「其次是水攻法。……將布巾等薄布蓋在臉上，而後將水潑到臉部，嫌犯由於無法呼吸而苦不堪言，……這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該書頁78〉

「再來就是使用……井字架刑具……坐到這架子上的人頂多能熬30分鐘……最後非得吐實不可。……」

「另外一個方法是……吊起嫌犯，然後剝光衣服，燒其陰毛。此外還有浸水通電等等方法，而採用這些方法時，偵訊官都得格外小心。搞不好因此而使嫌犯喪命的話，……反倒成為刑法上的罪犯。」
〈該書頁79〉──戰後台灣政治犯難怪要繼續受這類的刑訊吧。

「刑訊方式我們當然使用所有的方法。」〈該書頁108〉
──對採用刑訊逼供的問題，皇民餘孽刑事竟有如此「理直氣壯」的說詞。

在落後的中國，當年各種作為的能力都不及先進的列強；在這方面，許多戰後的酷刑，就似乎都是出自這批皇民餘孽了。。。？